明代的市镇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得到充分实现。尤其在江南地区，从服饰、饮食到家具、园林，官僚与富人的生活日益精细化、趣味化，悠闲而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充分发扬，民间娱乐生活也极为丰富。游艺项目因其雅俗共赏、在人们的生活中倍受青睐。平常无奇的小游戏常常能花样翻新，更具风味。
明代中后期，民间商业发达，财富充裕，百姓开始突破明初的各种禁忌。各式各样的精美服饰，饮酒与饮茶文化得到充分发展。无论官民贫富，对茶酒美食的讲究程度日益提高，并发展出多样的煮茶、烹饪方法。衣食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功能，成为人们追求人生乐趣的途径和体现财富、地位的方式了。
■超越传统的服饰风
服饰作为人们日常形象的外在表现，融会了历代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服饰的流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的更新。
大明帝国初建，朱元璋即下令禁胡服、胡语，既而对达官贵人以至平民百姓的服饰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仿行唐制的基础上，这位专制欲极强的君主对百官朝服、常服，百姓日常衣装的样式、材料、颜色都明文规定，从帽到鞋，由内到外，可谓事无巨细，一一定制。民间衣物不许使用黄色、大红色，不得用金绣、锦绮、绫罗，饰物不能有金石珠翠。民间妇女的服饰也只能用紫色、桃红和其他浅色系。一切僭越服饰的穿戴、制造者都要治罪。
这样严厉的规定在明初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体现。到了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原先统治者煞费苦心制定的种种等级渐渐难以维系。许多昔日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的高级材料和鲜艳的颜色，竟成为民间争相流行的时尚。民间商业发达、财富充裕，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了，在服饰的各个部分都别出心裁，设计出符合民间审美情趣的样式。
例如富贵人家的男子，开始使用绸绢、锦缎制衣，上面绣有各种精美的花纹。最流行的是云彩和蝙蝠之间嵌锈“寿”字，蝠借用“福”音，表“福寿绵长”之意。还有一些造型夸张的牡丹、莲花图饰，象征富贵吉祥、幸福美好。而一般士人多在头巾和鞋履上翻新花样，由从前单调的方巾演变出汉巾、唐巾、诸葛巾、东坡巾、九华巾、逍遥巾等几十种，鞋款也有方头、短脸、罗汉鞋等，且色彩鲜艳，多有织绣装饰。
妇女则更注重外在的美感。她们衣饰款式新颖，颜色也突破明初的界限，使用大红、五彩的现象在小说戏剧中常常有体现。在发式方面，明初妇女只敢沿用宋元样式，到嘉靖后，花样逐渐繁多，有的将发髻梳成扁圆，顶部饰以头簪宝石，还有仿照花朵形状梳成的“牡丹头”、“荷花头”、“芙蓉头”等。后来还盛行戴头饰，原先禁止的金玉珠翠成为寻常材料，或者以鲜花装点，清新淡雅。明后期开始，妇女喜好戴头箍，冬季用绒、毡等制成，外层覆以绸缎、珠宝，兼有御寒的作用，因此又称“暖额”。它在明清的小说中，常常是妇女冬季的典型装束。
明代的男女能够在服饰上花费如此精力，有诸多创新，主要是由于市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商业的发达。人们在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能有较多的时间来追求生活品质，对服饰的关心是生活富足的表现，也是审美意识的高扬。
■酒与茶：浓淡总相宜
明代的酒文化和茶文化日臻完善，二者一浓一淡，体现了人们的修养和人生境界，以及对不同精神状态的追求。
唐代陆羽著成《茶经》后，中国的茶文化逐渐形成，人们对茶叶、水品、茶具、场地等都开始讲究。唐代的茶以浓郁为主要特色，形状似饼，由发酵的茶叶揉汇而成，可加水煮饮并加盐以调味；宋代禅宗兴盛，饮茶亦开始以清淡为尚，不加盐，而茶形仍为饼茶。之后发展出的团茶，或小型的“龙凤团茶”，基本上只是在造型和大小上做一点调整。明代开始，茶的制作、饮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将茶叶炒制后直接保持原貌，不制茶饼，从此散茶开始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主流。而原来煮茶的方式也逐渐被淘汰，适应散茶的外形特征而产生了冲饮。水品以山水最佳，江水次之，井水最差。至此，沿用至今的散茶和冲饮的形式在明代最终形成。
在茶叶的品种上，明代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制作工艺，制造出各种绿茶、花茶、乌龙茶等，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饮茶口味。而在茶具的选择上，一反宋代崇金贵银的奢侈风尚，返璞归真，推尚陶质、瓷质的精巧茶具。陶瓷尤以纯白为佳，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雅致。同时流行的还有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壶，它有助于保持茶叶的清香，又符合了明中叶以后人们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
好茶之人可谓是处处讲究，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往往自寻静谧幽雅之处建筑茶寮，觅几许知音好友，品好茶，谈心性。在茶叶、水品、茶具的选择上，都体现了高度艺术化的特征。茶文化在明代形成的清淡高洁而又隽永的文化意蕴，到今天仍是中国品茗艺术的主流。
相对于以淡为佳的茶文化，明代的酒却是日见醇香浓郁。朱元璋惩元朝之弊，下令严禁官员聚宴豪饮，但是民间的酒业却并未遭到严厉打压，始终保持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明朝中叶后，政务废弛，市镇繁兴，从大小官吏到民间百姓，好酒者比比皆是，更刺激了酒业的发达。城乡大小酒坊酒楼林立，客源不绝，酒种品类繁多，饮酒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平民百姓喝酒为了摆脱平日的烦忧，饮酒时忘却私心杂念，单纯地追求精神上暂时的放松，体会半醉半醒的奇妙状态；官员喝酒为了联络人情，往往言不由衷，虚情假意；文人喝酒为了抒发性情，表达心中的不满和郁闷，或者寻找饮酒时独特的韵味和雅兴。基于各类饮酒者的这些需求，明代的酒越来越往口味浓烈的方向发展，越浓越足以陶醉其中，越浓越能够酣畅淋漓。
中国酒文化还包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酒令。酒令发展到明代，花样越发繁复，或联诗对句，或拆字测签，或投壶猜枚，可谓是其乐无穷。人们在饮酒的同时，又巧妙地发挥了心智，雅俗共赏的各类酒令充斥皇宫内苑直到民间酒楼，与饮酒本身共同组成了中国酒文化的完整体系。
■活色生香：明代的美食与人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不仅是满足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敏锐地反映了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尤其以浓郁的人文色彩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人生情趣。
明代饮食的演变历程，同样遵循着前期呆板、中后期繁复的线索，能鲜明反映明代饮食文化特征的，还是社会转型的明中后期。经济繁荣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不仅富豪大户山珍海味，普通人家也不断追求饮食享受。整个社会崇尚个性，鼓励欲望，享乐之风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士大夫思想解放，把美味声色看作人生真正的快乐，这恰恰符合生活改善的市民的心声。而美味佳肴并不停留在桌面上，众多文人不仅是美食家，也是饮食艺术的理论家。明代的饮食专著不胜枚举，张汝霖的《饔史》、张岱的《老饔集》、袁宏道的《觞政》、李渔的《闲情偶记》等，都是当时流行于文化界的名作，形成风靡一时的美食文学。其他著作中关于饮食的篇章也是极力渲染，让人眼花缭乱。同时，郑和下西洋之后，从东南亚国家引进的鱼翅等高档食材，又给人们的饭桌增添了许多新意。
当时饮食的丰盛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这些奢侈的场面在通俗文学中有极详尽的描绘，最典型的可见《金瓶梅》中西门庆的饭食。仅早餐就有22种佐食，粥后还要饮酒，午餐更是奢靡：“先放四碟苹果，然后又放了四碗果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粞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然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瓷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可见当时城市富户饮食之奢华。明代人不仅在食物本身上高要求，对食器也十分讲究。木漆、小碟、攒盒盛装后用漆架架起，造型甚是美观。象牙筷、金玉酒器也都常见于寻常人家。
明代人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格外注重养生的作用。士大夫多以清淡为尚，这既是口味的淡，又是修身处世的真性情。在食品中加入药材，又或发掘食物自身的药性，又形成了中国饮食中别具一格的养生菜，至今受到中外人士的青睐。
而奢侈之风和僭越礼法的行为在人们眼中成了放纵性情的理所当然的途径。大江南北，人人崇尚美食，士大夫更是频繁宴饮，视之为人生情怀的寄托，也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宴饮被赋予风雅的文化品味，文人留连于酒会、宴会，甚至结社品评。如张汝霖曾于杭州组“饮食社”，对各地美食品尝研究，并写成《饔史》。其孙张岱著有各种食谱，还主持“蟹会”，专门品味螃蟹。
明代人对饮食的追求不限于满足口服之欲，还表达出他们对自身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是市民文化的又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