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藏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官方藏书最为著名的是成祖时期编纂的《永乐大典》。而民间私人藏书也不逊色，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官方，其中以范钦的天一阁和毛晋的汲古阁最为著名。由于科举教育的盛行和民间市镇经济的发展，私人刻书业逐渐发达，并出现了彩印和套印等新的印刷工艺。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官方藏书与《永乐大典》
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他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在尚未建立明朝时，就曾派人搜求古今书籍，以备查阅；即位之初，又派徐达搜求元朝佚书，运回南京。成祖、宣宗也非常喜爱读书，多次派人寻访民间书籍，并抄录经典作品藏于文渊阁。
正统十四年（1449），文渊阁一场大火，宋元以来的珍贵秘本几乎殆尽，国家藏书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之后虽然有大臣多次上书建议妥善保管藏书，但由于英宗及后世的皇帝本身对藏书事业的冷漠，国库藏书没有增加。明清之际战事频仍，藏书事业更是不被关心，直到康熙年间修《一统志》时，竟发现文渊阁藏书已所剩无几。
在此之前，成祖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也为了推动文化事业，在丰富的官方藏书的基础上，组织大批人手编纂了卷帙浩繁的类书《永乐大典》。
编纂工作始于永乐元年，由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负责，集中了中央到地方的2169名文人，历时5年编纂完成。最初由成祖起名为《文献大成》，最后定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211卷，1195册，是中国最大的类书。只可惜经过火灾、战乱，这部辉煌的文化集成大典到清末几乎荡然无存。目前，散落世界各地的原本不过800卷，仅为原书的3%多一点。
■发达的刻书业和图书制作技术
藏书自古就是读书之人的爱好，明代的私人藏书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出现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在数量和质量上，私人藏书都超过了国家藏书，对清朝的官方编书、私人藏书的全盛和考据学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私人藏书能够在明朝盛极一时，与发达的刻书业是分不开的。国家大兴八股和民间市镇经济的繁荣是促进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八股考试在明朝逐渐走向僵化，考试内容和行文规范都被限制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因此，各书坊争相刊刻与科举有关的四书五经、律令典籍和时文选集，以便应试者参考模仿。明中后期市民文化空前繁荣，各种小说、剧本、医书、日常便览都进入刻书市场，只要有销路都能成为民间刻书业的对象。大量的刻本书涌入百姓的生活空间，这与刻板的八股取士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民间文化事业的相对宽松与繁荣。
官方的大规模刻书缘于朱元璋的引领，在明朝前中期比较受重视，内府、部院、各地藩王府雕版刻书风行一时。明朝中后期，皇帝渐渐失去王朝初建时励精图治的风采，刻书藏书事业也随之衰落。而民间刻书业却空前繁荣起来。
民间刻书主要有家刻和坊刻两种。大藏书家同时也常常是大刻书家，他们大多因为自身爱好，为了更好地保存和传播宋元以来的典籍，纷纷制版刻书。而书坊刻书则更多地出于商业目的，凡是大众日常生活所需的书籍，无论是儒家经典、医书、佛经道藏、科技书籍还是通俗读物，都可以成为书坊的产品，所以这些刻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良莠不齐的缺陷。
在丰富的刻书行业的带动下，明代的印刷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朝时就已经出现的彩色套版印刷在明朝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注意，直到万历年间，湖州闵齐、凌蒙初两家才开始将其广泛应用于刻印书籍。元朝仅见朱、墨两色套用，万历间颜色已多达四五种。彩色主要用于区别不同学者的评论和注语，方便读者阅读。有的印书人在通俗小说戏曲和名人文集中，延请名家作插图并印成彩色。这些画作笔法细腻、色彩斑斓，既增添了阅读的情趣，又是雕版艺术中的精品。
至于书籍的装帧方法，明代也出现了重要的革新。宋代图书采用“蝴蝶装”，反摺书页而成；永乐年间开始使用“包背装”，将各书页空白处打孔穿上纸捻，再用封面包装；到嘉靖年间，终于出现“线装书”。线装由包背装改进而来，将包背装的封面裁成两个半叶，连同书身一起装订，这样书页就不易散乱，即使装订线断了，仍能保持整齐，而且无论新旧，改制修复都很方便。线装的方法在清朝广泛应用，它外形美观，便于保管，是中国书籍文化的一大特色之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装帧精美的线装书仍为中外藏书家所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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