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他作为中国天文界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被派往澳大利亚英澳天文台工作，其后，他又相继应邀到享誉世界的欧洲南方天文台及其他十多个国家的天文台工作、访问，成为世界上最早涉足高分辨类星体吸收线光谱领域的天文学家之一。
1994年，我国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其中的“夸父一号”发射后地面观测没有成功，“失踪”了。他最后利用大视场天体巡天系统观测，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夸父一号”，并在一个小时内两次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拍摄。
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他将自己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北京大学之星”，作为对母校的献礼。
他，就是被誉为“天文学界的盗火者”的著名天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建生。
2002年，64岁的陈建生院士南下广州，成为新广州大学合并组建后首批特聘教授之一。此后几年来，在陈建生院士的直接指导下，广州大学天体物理研究中心在人才队伍建设、对外交流及研究方向凝练及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天体物理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天体观测实验室被评为省重点实验室。
作为一所刚刚合并组建的地方性院校，广州大学凭什么吸引陈建生院士这样的顶尖专家？谈起当时的选择，陈院士深有感触：“应该说，我对广大很有感情。当时，我早就听说樊军辉博士在广大搞天体物理研究，还搞得不错，并因此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A项目。我希望在樊博士的带领下，广州大学能办出全国有影响的天体物理学科，为国家天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对自己这一愿望，作为我国天文学科的领军人物之一，陈建生考虑更多的是此举将有利于全国天文研究的布局。他介绍说，广州本来是我国天文研究的发源地之一。我国早期的知名天文学家中就有不少是广州人，如第一位女天文科学家、曾担任国际天文学会副主席的叶叔华女士，女天文学家邹仪新教授都是广州人。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在天文台建设方面走在国内前列，可以说，不管是天文台的建设还是人才的培养，广州在我国天文学发展中都是很重要的。只是后来因为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广州的天文研究才开始消退了。
为此，陈建生认为，广州发展天文研究有三大优势：一是有历史优势；二是有区域优势，因为广州是经济发达城市，有研究的物质基础；三是有联系港台地区的便利优势，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可以说，在广州建立天文研究中心有利于国家天文学科的发展。广州大学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良好的基础，希望地方政府和学校大力支持天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正是怀着对全国天文研究布局优化和对广州天文研究复兴的冀望，陈建生院士当年欣然应聘广州大学。讲起当年的经过，陈院士表示，自己选择广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受学校招聘人才的诚意所感动。“2002年春节，学校陈万鹏书记和林维明校长带着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近十人到我家，邀请我来广大帮忙。这一举动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陈院士坦言自己当时也有过忧虑，最大的忧虑就是：广州大学作为一所地方高校，主要宗旨还是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天体物理学科可以说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可能难以在为地方经济服务中奏效。那么学校发展这一学科是短期性措施还是一种长远的考虑？“说实在的，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自己到时花了精力，一段时间后就被一脚踢开。”在得到广州大学领导的表态承诺后，陈建生最后坚定了选择受聘广大、到广州续写天文研究篇章的决心。
正式受聘后，如何真真正正帮助学校把天体物理学科发展起来，是陈建生最为挂心的。在他心里，作为特聘教授，帮助学校发展学科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工作做起。几年来，在陈建生的努力推动下，广州大学天体物理学科的研究梯队建立起来了，与外界的交流合作也拓宽了，高水平研究项目也有了新的推进。
陈建生院士说，目前我国天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理想，学科的发展仍然处于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天体物理中心的发展重点还是人才队伍建设。“我知道，学校对研究中心寄予了厚望，希望天体物理学科能拿到省级重点学科，并向博士点进军。这些主要还是要看整体的实力。尤其是人才的实力。最好是有多几个像樊军辉博士这样的优秀青年天文学家，才能带动整体的大力发展。”他还透露，在国际著名的“科维理研究基金”的资助下，他正筹建“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研究中心”。希望广大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的人员加入这一研究圈子，从而使广州的天文研究重新走向世界。
（2007-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