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漫谈《汶川情·中华魂》
由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主编文松辉先生主编的《汶川情·中华魂——人民网“心系汶川”征文诗歌精选》（以下简称《汶川情·中华魂》）已于2008年7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公益出版，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正如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先生所说：“人民网做了件好事，做了件实事，把抗震救灾中广大网民以诗歌形式表达的真情实感汇集成册，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作为此书的作者之一，我要衷心感谢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正是文化读书频道开辟的“心系汶川”征文专栏使我的作品有机会走向灾区，走向全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已有多年未写诗的我情不自禁地拿起诗笔抒写自己的情感，短短几天内创作的五首汶川地震诗均在“心系汶川”征文专栏内首发，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并皆被收入正式出版的诗集，为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尽了自己的绵力。在衷心感谢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的同时，我不能不衷心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该社参与的公益出版，让我的作品有机会走向更多的读者，且或许能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提供一点精神支持。
作为此书的读者之一，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我读《汶川情·中华魂》之后，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动，又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记下读《汶川情·中华魂》的感想。
我很赞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俊宏先生8月3日在该书发布会上的概述“这本诗集既是抗震救灾精神的一个总结，也是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礼物”；很赞同“省长诗人”吉狄马加先生的评价“这本诗集不光有史料价值、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记录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很赞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段维先生的观点“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没有被打倒。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歌唱”；也很赞同人民网总裁何加正先生的预言“抗震精神将成当代中国人价值坐标”。而我个人的感受则是：《汶川情·中华魂》乃诗情与诗艺的结晶。
诗情与诗艺的结晶，第一要素是强烈真挚的诗情。诗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感情真挚强烈。正如现代著名诗人艾青所言：“作为诗，感情的要求要更集中，更强烈；换句话说，对于诗，诉诸于情绪的成分要更重。别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一样需要丰富的感情，但它们还可以借助于事件发展的逻辑的推理，来获得作者思想说服的目的；而对于诗来说，它却常常是借助于感情的激发，去使人们欢喜与厌恶某种事物，使人们生活得更聪明，使人们的精神向上发展。”
《汶川情·中华魂》中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感情真挚强烈，不是“为诗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诗”，在打动作者自己的同时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人民网副总裁官建文先生在诗集序言中云：“在特大地震、旷世灾难面前，13亿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强、空前的团结、无坚不摧的力量！仅仅几个小时，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研究提出了应对之策，国家的总理率众奔赴到灾区；十万军人、十万医护人员迅速奔向灾区；废墟随时会坍塌，救援战士向要求撤离的人跪求：‘让我再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没有任何号召，百万志愿者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一个又一个城市，自愿献血者排成长龙，血库顿时爆满；人人解囊相助，连乞丐都捐出了所有积蓄。”入选《汶川情·中华魂》中的100首诗，在反映上述内容时，无论是出自马凯、布赫、徐荣凯、吉狄马加、曲青山等高官之手，还是出自陈建功、黄葵、陈昭、高新庆等著名作家、诗人、记者之手，抑或是出自无名作者之手，也无论是来自国内的诗篇，还是来自国外的诗篇，都能做到“我以我手写我心”，且都能以强烈的真情动人心弦。
诗情与诗艺的结晶，也离不开另一要素——诗艺。诗情与诗艺不可或缺。倘若缺少了诗情，则诗失去了根本，就无生命力可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仅有诗情，而缺少了诗艺这一要素，则诗不成其为诗，不能给人以美感，也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作用。《汶川情·中华魂》中的诗大都较好地做到了诗情与诗艺的有机结合，因而，使全书饶有特色。其“诗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性”上：
一是意象组合的独创性。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范畴之一，也是组成新诗作品的重要元件。作为诗论范畴，意象二字最早见于中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当然，刘勰关于意象的阐述，与西方意象派的意象理论相比，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但其产生毕竟要早于西方意象派的意象理论。意象组合的独创性是一首诗成功的要素之一。《汶川情·中华魂》中的诗大都具有意象组合的独创性。徐荣凯的《升起明天的太阳》、吉狄马加的《献给汶川的挽歌》如此，黄葵的《胡爷爷再来看你》、夏竹青的《温爷爷捡起了我的书包》、刘功业的《母爱无疆——致蒋晓娟》、杨键的《灾区，正流行三种颜色》与谭旭东的《废墟里读书的孩子》等也莫不如此。以《升起明天的太阳》为例，此诗围绕“升起明天的太阳”这一中心，将“淅沥沥的雨”、“飒飒的风儿”、“大地”、“鲜花”、“石板”、“山梁”、“太阳”等复合意象与“路”、“墙”、“窗”等单纯意象有机组合起来，富有独创性，强烈地抒发了哀悼汶川大地震中的罹难同胞之情，寄寓了诗人对汶川未来无限的希望，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正是意象组合的独创性，《汶川情·中华魂》给读者的深刻印象——经得起细细品味。
二是写作角度的相异性。《汶川情·中华魂》共收录人民网“心系汶川”征文中的诗歌100首，除序言和后记外，共分为六个篇章，每一篇章突出一个主题：1.升起明天的太阳；2.向主席敬礼，给总理记功；3.最可爱的人；4.灵魂工程师；5.希望；6.中华魂。这六个篇章，六个主题，同题之作不少，但给人的印象却不雷同，或者说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个中原因在于写作角度的相异性，也即相同的题目（主题）或同一吟咏对象从不同的写作角度加以反映。从而，也就避免了“撞车”。当然，这与主编和其他编者选稿时的有意而为之不无关系。例如：同是写总理的泪，同是赞颂温总理，《又见总理含泪的双眼》与《难忘总理的泪》两首诗在写作角度上有别，前者主要从“又见”的角度写，而后者则主要从“难忘”的角度写，可谓殊途而同归。又如：同是写在抗震救灾中献身的人民教师，于建娥的《天堂的路上没有歌声》与墨平的《摘下我的翅膀：献给张米亚老师》写作角度明显不同，前者从“天堂的路上没有歌声”的角度写献身的教师群体，而后者从“摘下我的翅膀，让你飞翔”的角度写教师个体，即便是同写教师群体的曹正的《师德无边师爱无限》与于建娥的《天堂的路上没有歌声》，抑或是写同一教师个体的杨健的《最美的死亡姿势——致谭千秋老师》与孙文的《千秋之魂——敬献谭千秋老师》，其写作角度也都不同，无似曾相识之感。
三是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尽管是汶川地震诗集，但其艺术风格并非清一色的，而是多色彩的。无论是新诗，如《国殇》、《爱的感动》、《致半旗》、《跳伞将军》、《向一个爱说粗话的军人致敬》等，还是旧体诗词，如《汶川地震（四首）》、《汶川大地震》、《定西番·记抗震五勇士》、《满江红·汶川大地震》等，在艺术风格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以黄葵的《跳伞将军》与何真宗的《向一个爱说粗话的军人致敬》为例，这两首诗都是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军人的，但二者的艺术风格不一。我们不妨来看这两首诗中的片断：“跳伞的刹那/像菜籽滚进土地/他快速发芽/空中菜园开出大朵蘑菇”；“废墟上，他看到/随自己部队的女军医在搬运砖头。/上去就是大骂：‘谁让你到这里来的！/混蛋！告诉你！男兵没有死绝之前，/女兵都给我滚回去！……你是医生！/你的战场是手术台，不是这……退下去……！’/又转身喊：/‘男兵！上！’‘男兵！上’”。从中，不难看出前者体现出来的诗的艺术风格是含蓄的，而后者体现出来的诗的艺术风格是直率的质朴的。
一言以蔽之，《汶川情·中华魂》渗透着诗人与诗作者的真挚强烈的诗情，也凝聚着主编与所有编者的智慧，是诗情与诗艺的结晶，必将激励灾区人民、全国人民惊奋前行，也必将载入中国当代诗歌史，向后人诉说这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
right（原载人民网，稍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