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谎如搬运术，把目前的沉重变为日后的沉重。
把一个简单的道理极深奥地阐述一遍，会引起人们的敬佩。把一个复杂的道理极简单地挑明，会引起人们的惊奇。
语言不仅有色彩感，还有味道，一个词还常换用不同的衣服。譬如在公共汽车里叫拥挤，在舞会叫亲密，在公园之丛林里叫浪漫，在肉铺叫排队，在集会里叫游行，在球场叫骚乱。
如果说语言也有刀子般的伤害力，则往往握在沉默者的手里，沉默便是刀鞘。
元代的画家倪云林有一名言：开口便俗。他的确了解了语言的本质。
话这东西，的确是不容易说好的，越擅言辞或越饶舌的人，越是较少地了解语言。
乔姆斯基说：辞书里的词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文章中两个词之间的联系。
这很有蒙太奇的味道。
爱情恐怕也是这样。它并不在男人或女人身上，而在两人之间。
于是爱情是一种无法捉摸的精神联系，也无法把它活捉（提炼、撞击、电解），让大家看个明白。
法国的道德家拉罗什福科说：真正的爱情如鬼魂，人人议论，但未见过。
以火柴来譬喻人生，对现代人满合适，同时这喻体也是现代的。
在这个处于核威胁的时代，50亿人岂不都似齐齐楚楚地躺在火柴盒里、头上却戴着易燃的磷帽。可以自毁，可以毁人。
一苏联人向我驻苏使馆的官员学太极拳，进入某种境界便停滞不前了。
师傅说：你若深造，须学习汉字。
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言。的确，中国的文化是大一统的，不解汉字，便无法深窥拳理。同时汉字之进退呼应之建筑性结构，亦对太极拳作出极好的模式。
这也说出语言学的重要性。20世纪哲学的主要突破，便是语言哲学的出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段话是极具镜头感的，又含哲理。流水、剪影和内心独白，很像苏联电影。
孔子很会写这种精妙的小品，又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便像一幅国画了。
关于语言。爱因斯坦是人类语言的反叛者。他用物理学语言揣摩上帝的想法，又居然成功了。孟德尔用生物学语言、牛顿用数学语言、马克思用经济史学的语言，惠特曼用草叶的语言，纷纷挑破了自天垂下的藏荡尘螨的帐幔，以剑。
如果雄辩可以得天下的话，倾听能够守天下。
雄辩所能展示的风光，无论有多强的感染力，仍免不了语言的局限。倾听则能够在滔滔的话语瀑布中发现一个隐密的心语。
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给别人，也没有人能够不让自己的愿望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因此，了解别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
倾听需要一种定力。
说“妈妈”这个词当然不算口吃，但说“妈妈妈”就不行了。倘若像“妈妈”这样同音相叠的词汇多起来，不啻是口吃者的福音。但是语言对口吃者太苛刻了，只有少量如“山山水水”、“卿卿我我”、“沟沟坎坎”，供他们享用，其余则不行。
我猜想信天游是否由口吃者创造？“青线线那个蓝线线……”，唱起来何等从容。
“依儿呀儿哟”，这话弄不清是一个词抑或几个词，并且无法划分句子结构。但谁都承认它是话，与音乐有关，有摇摆的动感，虽然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莎哟那拉，这是日语中极好的一个词。中国人所喜欢的是它的音乐性，亦可说其中的意境。这是日本人所享受不到的。
不独再见，还有祝福与惆怅，这是中国人的“莎哟那拉”。其赖于徐志摩等人的开发。
在汉语中已经站稳脚跟的一些外来语（外来语与汉语的结合词）中，也有反文法的词，如“拖拉机”，音素为三个，词素为两个，如今亦畅行于语言领域。一些在本世纪纯用汉语词素造的新词，如“汽车”、“火车”，细究起来也令人不知所云，表达不了燃油发动机与蒸汽机列车的特征。如今把内燃机车称作“火车”也无人奇怪，虽然车上无火，并且禁火。国务院下设的“铁道部”不叫“铁路部”，但要管理铁道之外的车务与站务。语言的活力差不多取决于新词汇的生殖能力，这中间的创造过程是混沌无序的。新词能不能存活，在乎它在大众口语中的使用频率和持久性，否则便消失。
普通中国人对洋人之名之物的记忆，仿佛限定在三个字之内，如斯大林、康拜因、克林顿、三明治与撒切尔。汉语发音以单音节为据，而外邦的人名事名在汉字中是不可理喻的，只表音。拿破仑实际上什么也没拿。译名超过了三个字之后，就不容易记忆，吾国蒙书最著名的也是《三字经》，而非《七字经》。“苟不教，性乃迁”等等。
哈尔滨流行一句俚语：“哈拉不绍”。
“哈拉绍”是俄语中“好”的音译，那么“不好”呢？聪明的市井中人予以“哈拉不绍”，成了一句令人玩味的妙语。
在俄语中，“哈拉绍”（xoporuo）的词根是无法分割的。但“哈拉不绍”的创造人以极大的魄力将其断然剥离，中间嵌入一个简洁的“不”字。如此，“哈拉”成了一回事，如同是一种情形、势态或心绪，而“绍”表达圆满或美好，其中的执法人是来自汉语的“不”，像裁判一样。
在哈尔滨，人人都明白“哈拉绍”的含义，如今又添了“哈拉不绍”。连俄国的商人也愤怒地指责中国的假烟假酒，实在是“哈拉不绍！”如果你跟一个小姐调情，她可能轻蔑地告诉你：“哈拉不绍。”
人用于交流的语言，无论英语、法语、蒙古语或汉语，都是一种生存信息，发达于表现生活逻辑，人把它们发展为表达情欲。世上的聪明人，是那种对情欲思考最多的人。因而语言畸变，不断出现修通天塔时，因语言不通而完蛋的情形。各国都设议会，会就是烩的意思，把无数愿望搅拌一起，谋求取得统一。
当人们把语言当作工具使用的时候，它只是庞杂无序的什物，纷乱无际。而你离开它，你会思念它。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语言像血肉一样和人的心灵结为一体。或言说，它成了一枚钥匙。惟有通过它，可以走进童年、爱情和故乡。
在中国，许多政治性的，生产性的，甚至治家方面的话都押韵。一些是格言，另一些则是谣言。
吹牛应该算一项事业。人类产生了语言，特别是将语言运用于社会交往之后，吹牛这件事就很难避免了。用令人吃惊的描述把自己的能力与经历渲染到离奇、怪诞甚至于悲壮的程度，叫作“吹”。而所吹之事远离实际情形，便是“牛”了。吹牛令人厌恶。因为吹牛本身是对别人常识或智力的一种怀疑。吹牛者过于尊重自己之时，就轻慢了别人。但把牛吹得令人欣喜的人，就可以尊之为家。
采用夸张的手法，不吹自己，贬斥他人，叫做讽刺，也可称“反吹牛”。
流传至今的一些满语是极漂亮的。如：玻凌盖（膝盖）、卡巴裆（裤裆）、掖拉盖（额头）、萨其马（点心）等。这些词至今仍通行于北方。干脆、短促、明亮，是满语的特征。我猜想当年大清朝廷的官员辩论军机大事，一定是很好听的，如唱戏一般。
大众对于标语口号、民谣谚语这些流行语尤重其押韵。押韵便于流走人口，也就能流走民间了。事实上，现代传播学将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播方式的讯息，所下定义叫作“流言”。
押韵，对于普通人，仿佛有一种真理性的暗示。即押了韵的，必是可信的。
“九九添一九，耕牛遍地走”，是由节气论北方农事的谣曲，其真理程度在某些地方确凿无疑，同时押韵。“拚命干上三年半，努力建成大寨县。”这条标语的真理性（其实是事实性）取决于三年之后的结果，但由于押韵，使人士气大增，因而也令人信服。
人老而生疑，自以为能在别人言语中寻出许多破绽，又爱揣度别人的心迹。其实年轻人并无老人的诡黠，他们的率真常使老人觉得是故布疑阵。因而老人最喜儿童，儿童的天真痴愚，使老人心境平和满足。儿童企图统治一切的君王感，也暗合老人心思。
孔子说过一句很不中听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他自己不也活了73岁吗？一种“贼死”的岁龄。
席勒说：“谨慎者难成大事。”
雨果说：“谨慎是睿智的长子。”
德谟克利特说：“给人以幸福的不是感官，而是正直与谨慎。”
约翰逊说：“谨慎能带来平静，但带不到幸福。”
席勒与雨果一组，德谟克利特与约翰逊一组，你们相互抬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