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参加工作，终于体会到了她的难处。
一个人，种六亩地，九分田，养十几头猪，带着两个尚且读书的孩子。这便是她，我苦难的母亲。
22岁，我往家里邮了第一笔生活费，我让她把一切农活都停下了，不让她下地，不让她喂猪，更不让她骑着破破烂烂的三轮车到处拉柴火。
劳动了一辈子，她不习惯这样的生活。每天六点，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烧水、拖地、抹桌子，楼上到楼下，一遍又一遍。
为了让她过些安逸的生活，我决定把她送到街坊组织的文艺团里面去，跟着那些退休的老太太们跳跳舞、唱唱歌。她才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自己胖，不灵活，站在队伍里完全就是捣乱分子，再者，手指太粗，手掌太大，拿扇子拿花都不好看。
周末，我跑了趟健身所，给她办了张瑜伽卡。好说歹说，她死活不愿去。她在电视里见过，那些练瑜伽的姑娘，大都白白净净，高挑清瘦，不像她这般模样。后来，听到我说交了钱，不能退，又是中年妇女班，她才嘟嘟囔囔地跟了去。
练了一周，她又搁下了。这些年的苦力活，使她的腰椎落下了不少毛病。因此，只要教练一逼着下腰，她就疼得冷汗直冒。
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让她看点自己喜欢的书，有趣的电视节目。我照做了，可仍然行不通。她没上过几年学，认不了几个字，加上年事已高，记忆力退化，更是弄不懂书里究竟说些什么。电视节目再有趣，再好看，那也不至于成天耗在上面。
没办法，我只好帮她报了旅行团。世博、杭州、北京等各大城市半月游。她长那么大，还从来没出过远门。她怕自己既不识字，又说不了普通话，万一出什么事情，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搁下手里的一切工作，陪她外出旅行。记得她曾经说过，最想去北京看看故宫和长城。临行前，我让北京的朋友帮忙订好了房间和饭店。
坐飞机，她一看价格，嫌贵，不行。我买了两张火车票，一张上铺，一张下铺。转手把上铺的价格递给她看，勉强还能接受。火车还没驶出两省，她就熬不住了。脸白，手抖，躺在下铺，吐得翻江倒海。没办法，只好领着她中途下车。北京没去成，她也不抱怨。
回家后，她悄悄去当地的复烤厂报了名。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的班。我去看过她，在轰隆隆的车间里，她和几个农村的大娘，各自扛着一百多斤的烟筒，呼哧呼哧地围着流水线跑。
她再一次拥有了灿烂的笑容。
我没有把她叫回家。走在凉风徐徐的马路上，我忽然有点想哭。她这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可以选择来生，那么，我一定要做她的哥哥。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有母子的忐忑与心疼，长久的生离与死别。而我也可以教她写字，教她看书，带她旅行，陪着她，好好地活上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