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直露自己的见解会招致他人的妒恨，但也不是说因此就要不分是非曲直，什么事都一味地说好。忍莽直是让我们在对别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尽量采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法。既然同样可以达到让别人改过，使事业、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为什么非要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犹如仇人一般呢？
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的利益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还要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干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你不能审时度势，无疑是过于愚忠了。这时候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再以图发展。
对于蛮横暴虐的掌权者，千万不要与他硬抗，先忍耐一时，因为硬抗必然会彻底毁了自己。必要时不妨先顺着对方的“逆性”拖延一段时间，以求取得机会谋求反击。当然，这样做需要忍受很大的委屈和冒一时的危险。但在不这样做只有被毁灭的情况下，这算是上策了。
唐代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扫清道路，先后重用了武三思、武承嗣、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她以严刑峻法、奖励告密等手段，实行高压统治，对抱有反抗意图的李唐宗室、贵族和官僚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先后害死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杀了大臣数百家；至于所杀的中下层官吏，就多得无法统计。武则天曾下令在都城洛阳四门设置“铜匦”——即意见箱接受告密文书。对于告密者，任何官员都不得询问，告密核实后，对告密者封官赐禄；告密失实，并不反坐。这样一来，告密之风大兴，无辜被株连者不下千万，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一次，来俊臣诬陷平章事狄仁杰等人有谋反的行为。来俊臣出其不意地先将狄仁杰逮捕入狱，然后上书武则天，建议武则天降旨诱供，说什么如果罪犯承认谋反，可以减刑免死。狄仁杰突然遭到监禁，既来不及与家里人通气，也没有机会面奏武后，说明事实，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审讯的日子到了，来俊臣刚在大堂上宣读完武后诱供的诏书，就见狄仁杰已伏地告饶。他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大周革命使得万物更新，我仍坚持作唐室的旧臣。理应受诛。”狄仁杰不打自招的这一手，反倒使来俊臣弄不懂他到底唱的是哪出戏了。既然狄仁杰已经招供了，来俊臣将计就计，判了他个“谋反是实”免去死罪，听侯发落。
来俊臣退堂后，坐在一旁的判官王德寿悄悄地对狄仁杰说：“你可以再诬告几个人，如把平章事杨执柔等几个人牵扯进来，就可减轻自己的罪行了。”狄仁杰听后，感叹地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既没有干这样的事，更与别人无关，怎能再中害他人？”说完一头向大堂中央的顶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吓得急忙上前将狄仁杰扶起，送到旁边的厢房里休息，又赶紧处理柱子上和地上的血渍。狄仁杰见王德寿出去了，急忙从袖中抽出手绢，蘸着身上的血，将自己的冤屈都写在上面，写好后又将棉衣里子撕开，把状子藏了进去。一会儿，王德寿进来了，见狄仁杰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狄仁杰对王德寿说：“天气这么热了，烦请您将我的这件棉衣带出去，交给我家里的人，让他们将棉絮拆了洗洗，再给我送来。”王德寿答应了他的要求。狄仁杰的儿子接到棉衣，听说父亲要他将棉絮拆了，就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送走王德寿后，急忙将棉衣拆开，看了血书，才知道父亲遭人诬陷。他几经周折，托人将状子递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看后，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派人把来俊臣召来询问。来俊臣做贼心虚，一听说太后要召见他，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找人伪造一张狄仁杰的“谢死表”奏上，并编造了一大堆谎话，将武则天应付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被来俊臣妄杀的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也出来替父亲伸冤，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他在回答武则天的询问时说：“现在我父亲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但可惜的是太后的法律却被来俊臣等人给玩弄了。如果太后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吩咐一个忠厚、清廉你平时信赖的朝臣假造一篇某人谋反的状子交给来俊臣处理，我敢担保，在他酷虐的刑讯下，那人没有不承认的。”武则天听了这话，稍稍有些醒悟，不由想起狄仁杰一案，忙把狄仁杰召来，不解地问道：“你既然有冤，为何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若不承认，可能早就死于严刑酷法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谢死表’上奏呢？”武则天核对了狄仁杰的笔迹，发觉完全不同，才知道是来俊臣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下令将狄仁杰释放。
狄仁杰的作法告诉我们，有时候忍耐住刚强直率的性格与对方旋，是斗争中的良策，相反以硬碰硬，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这样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明智的。
面对上司的不适当言行，如果你针锋相对地进行争执和批驳，对方很难从内心真正接受，还可能使自己“惹火上身”；在表达方式上委婉一些，效果就好多了。
明代嘉庆年间，“给事官”李乐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在李乐的嘴巴上贴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趴趴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怕也难脱连累。
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李乐不懂和人与人之间“润滑当先”的道理，离自己的学生还差了一大截。要知道我国传统文化，是很讲究绕圈子的，尤其是在旧中国的官场“伴君如伴虎”，不会“绕圈子”，就很容易扮演吃亏的角色，深谙此道的人才可能左右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