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诱惑，心志薄弱之人常常会做出临时起意的不规之举，对HR而言，劳心永远是先于劳力的第一要务，职场HR，玩的就是“心计”。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府比城池更重要。
员工冲突在公司里频繁发生，当然，绝大多数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这些琐事对企业来说在所难免。可有一次，车间里出了大事，还差点惊动了当地警方。
装配车间采用流水线操作的管理模式，意味着整条流水线的作息时间必须是一致的，否则，开线就会受人员欠缺的影响，直至运转不起来出现“趴线”的状况。上午下班铃一响，二楼装配车间的员工都跑到一楼食堂就餐，因为公司的作息时间是统一的，下班时间一到，工友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排队购餐。
为公平公正起见，公司规定每人每餐只能打一盘，不能代打。这样一来，秩序是规范了，可是大家都希望尽早吃到新鲜热乎的饭菜，于是，每次下班去食堂的路上都会看到跑步前进的场面。
食堂承包商单师傅曾经向我反映：装配车间这帮小青年来食堂速度快得没法说，就餐速度也是“一流”的。殊不知，这帮热情奔放的小伙子回到车间还有一个节目，就是用手机上网、发微信。这不，已经有不少员工三五成群地围桌（工作台）一起玩了。“呀！我的手机呢？”坐在流水线左线第五排的装配工小宝发现自己工位上的价值逾五千元的苹果手机不翼而飞。小宝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要知道为了买这部苹果手机，小宝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多月的工资，想到宝贝疙瘩说不见就不见了，小宝的心像针刺一样难受。小宝这么一叫，左邻右座工位上的员工全都围了上来，有替他惋惜的，也有主动帮小宝寻找的。
当大家因为小宝丢手机的事而众说纷纭乱成一锅粥时，上班铃声响了，车间流水线线长大卫踱进车间，小宝像看到救星似的马上向大卫报案。听说小宝把五千多元的手机丢失了，大卫也有点紧张了，感觉这是大事，作为车间综合事务的第一责任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大卫定了一下神，把小宝叫到现场办公室，经过询问，基本上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他让小宝先回到工位上干活，自己在空白纸上用水笔比画着。
小宝前后左右的工友都被大卫列入了“嫌疑人”范畴，但是这些线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中午休息一小时，找到最后去吃午饭和最先到达流水线现场人是破获手机失窃案的关键。但是上午下班后，大家是一起去食堂的，更何况车间线长大卫当时也在车间殿后，事件应该是在午餐后发生的。破案的思路是有了，于是，大卫第一步是把全车间的人员重新排队摸底，逐个叫到现场办公室谈话，看会不会出现自动“自首”的主儿。全车间23人，仅凭口供找出“作案之手”无疑是大海捞针。
整整一个下午，大卫都沉思在小宝丢失手机的情节回顾中，五千多元的手机失窃已经是很大的事情了，如果今天没有结果，以后查起来就更麻烦了，好在现在车间没有一个员工请假，嫌疑人应该还在车间里。会不会是工友搞恶作剧把手机藏到某个旮旯里了呢？于是，大卫把流水线车间里外查了个遍，但一无所获。
当大卫绞尽脑汁之际，突然想到了视频监控器。大卫来到我的办公室，在说明事由后，我会同大卫把中午午休一小时这个时间段的监控录像进行慢镜头回放。目标终于锁定，但是遗憾的是有三个嫌疑对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偷儿一定混在其中，嫌疑对象基本固定，为手机物归原主提供了契机。大卫再接再厉，以再需了解情况为由，把视频显示中的阿杰、阿军、阿峰三人重新叫到车间现场办公室谈话，为防备相互串词，大卫一个一个地盘问，可阿杰、阿军、阿峰三人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此事。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了，倘若在下午五点下班前还没有明确结果，手机失窃事件要水落石出就更难了。
大卫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赶忙迎上去咨询事件进展情况。大卫一屁股瘫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边皱眉头边叹息：“人可以确定是他们三个之一，现在三个人都不承认！”少顷，大卫望着我若有所思道：“岑老师，我看还是这样吧，既然他们都不肯承认，我们就干脆报警好了，让派出所的人审他们，看他们招还是不招？”
大卫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一部五千多元的苹果手机，已经够得上刑事立案标准了，但是这样一来，案子是破了，可那个拿手机的始作俑者也麻烦缠身了。
出于挽救和帮助这个因一念之差而犯错的员工，我计上心来，并与大卫探讨。我的措施是在车间公告栏上写一个声明，告知公司已经通过视频监控器锁定“目标对象”，限手机拿用的当事人在下班时把手机放到大卫的抽屉里（抽屉不上锁），自动上缴者，公司不予处罚。否则，明天公司将报警，后果自负！我还让大卫在公示栏的下面写上备注：该手机价值超过五千元，已达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同时，我让大卫下班时在车间里暂时回避一下，以免让管理者发现带来不好的影响。
果不其然，下班后10分钟，大卫兴冲冲地跑到我的办公室，大声嚷嚷道：“岑老师，手机真的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