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
我在报纸上做文章，往往要骂人，虽然对于被骂者无毫发的之损，一般人却以为我这人也就够讨厌的了。
其实，说句良心话，我又何尝不想捧人，只因找不着可捧的人，也就只得不捧。
捧之一字，说出来似乎有点儿不够劲，因为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某人要捧某人，必定存着什么心，有什么作用，于是乎大多数做文章的人，都避捧而就骂。不知我们既有眼睛，既能辨别黑白，好的就该说好，坏的就该说坏；骂之与捧，固同是出于不得已也。时贤如孟斯根先生之捧朱霁青（见《论语》半月刊），丁在君先生之捧朱庆澜（见《独立评论》半月刊）均不失为善颂善捧，但求捧而公，捧而当，则亦何苦而不捧，亦何乐而不捧。
于是乎我要捧一捧我们的工务局长汪申伯，好在我捧了他，还不至于要到他局里去谋一个科长科员做，人家也不至于这样疑心我。
先将我与汪申伯的私交说个明白。我们俩虽然同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时，只是见过面而已，并没有同上什么地方去喝过一杯五个“苏”的咖啡，也没有同上老萧饭馆里去吃过一餐四方五的糟糕饭。后来回了国，虽然同在中法大学做过几年事，只是在开教务会议的时候见见面，平时很少往来。在开教务会议时，我们俩往往拍桌子吵架，因为他是法国文学系主任，我是中国文学系主任，亦许有一个学生，法文好而中文不好，他说可以升级，而我说不能，或另有一个学生，情形与此适相反背，均足以叫我们俩抬起杠来。但结果总是雍容大雅的李圣章先生提出个办法来。再加之以春风满面的范濂清先生说几句好话，我们俩彼此掏出支烟卷敬一敬，也就不再面红耳热而从长计议了。
有一时我对于申伯很不散，因为他在服尔德学院的院子里造了一座灯台，是个瘦而小的白石亭子。我说：“糟糕！这是什么东西！是纸扎铺里做的望乡台，”这话我当时没有好意思同他当面说，后来老老实实的说了，他并没有提出抗议。
两年前，他替中法大学建造大礼堂，所花只是七万五千块大洋，可是大礼堂有了，两个大客堂也有了。图书馆也有了，书库也有了，里面是电灯，自来水，汽炉，以至于“一冲百里”的洋毛房也有了；观瞻既好，又合实用，而且省钱。这真叫我大吃一惊：天下竟有这样的便宜货！于是乎我对于汪申伯不得不刮目相看。
后来他荣任了工务局长，我心里想：你为什么也去弄这样一个小官做？北平市政中本无工务之可言，戴上一顶纸帽子有什么意思？你既不会自己陪着长官们去花天酒地，又不会请太太去陪着长官们跳舞，即以做官论，也不见得能做得很得意罢。然而他好，他自从接任之后，就不慌不忙的计划修路，虽然经费异常竭蹶，仍是一面修，一面计划，修了一条又一条，修了一尺又一尺。凡是久居北平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在申伯做局长以前的北平道路是怎样，在他做局长以后的北平道路是怎样，也用不着我来一条条的细说。
我们正希望他再做上十年的局长，把北平的道路完全修好，然而时局变了，张学良走了，周大文也快要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申伯也要跟着走啊，他要走于他个人有什么关系，难道不能回过头去坐他的冷板凳？然而北平的道路，可要从此古色古香，编入国格丛书去了。
公安局长鲍毓麟维持北平治安之功不可没，听说已有人向当局建议，请他联任，当局已经答应，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的。
但汪申伯修路之功亦不可没，我们做人民的似乎也该说一两句话。
申伯的修路，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功亏一篑的时候，可是他能不疲不息的把一篑一篑的石子往马路上倒，不比有些官儿们只知道把一桶桶的白米饭往肚子里倒，这就是他的可捧之处。
向来人民之挽留官长，有两个方法，就是脱靴卧轨。现在呢，还可以加上一个新方法，就是吊死在飞艇尾巴上。但若申伯要走，决没有坐福特机的福气，所以这新法可以不必用。卧轨呢，似乎也不可以轻易尝试，因为周大胡子要卧古物的轨呢，结果是吃了十六天官司。最好的方法，还是脱靴，故我敢大声疾呼曰：
北平市民应群起而脱汪申伯之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