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的一个星期二，威廉·邦德尔法官和双方律师将陪审团和旁听席上的人们晾在法庭，自己关着门在法官的办公室里争论了一个上午加半个下午。出来时，两位被告律师皆垂头丧气。
法官宣布说，鉴于这场庭审已延续了近两年，他决定在余下的时间里，只允许被告方传唤三位证人：佩姬·布克、雷蒙德·布克和一位专家证人。
没有人料到被告方的第二位专家证人是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伦敦市“皇家法医”兼伦敦盖斯医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学专家大卫·M·鲍尔博士，儿童性骚扰诊断的世界级泰斗。鲍尔博士曾先后为世界各地的2000余名孩子作过诊断，比所有公诉方专家的总和还多。而且，当那些公诉方的专家证人们出庭时，一俟引经据典，必将鲍尔博士的话奉为权威人士论断。对此，鲍尔博士说：“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打着我的旗号做的那些事。我希望他们能静下心来，重新读一读我的那些论著。”
被告方请大卫·鲍尔博士在法庭上鉴定的第一个案例是马休·约翰逊——“彼得”的两次诊断。1983年8月12日，一直替小马休看病的儿科大夫只在孩子的屁股上观察到了“红癍”。五天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一位年轻实习医生却在诊断书上写下了“肛裂”。但在底下的注释中，这位实习医生列举的可能原因包括便秘、腹泻、卫生习惯不良等等，“鸡奸”被排在了很后面。
鲍尔博士说：“我很想知道，这孩子当时是否使用‘尿不湿’等垫布……还有其它一些自然原因，比如蛔虫等引起的瘙痒抓挠……如果孩子真有肛裂，要鸡奸他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留下很严重的创伤和后遗症。”“彼得”的父亲不允许儿子出庭，因此鲍尔博士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
“在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大夫们的观察之后，您的结论是——？”迪恩·格茨毕恭毕敬地问。
“不存在性骚扰的症状。”博士的口气非常肯定。
“彼得”不曾在儿童医院做过体检，其他由阿斯特里德·黑格尔博士和布鲁斯·武德林博士检查过的孩子们都有受检部位的照片。被告方将这些照片制作成幻灯片，请鲍尔博士和陪审员们在法庭上一一过目。按照鲍尔博士的分析，其中绝大部分的红肿、抓伤等并非由性骚扰造成。而经博士指出的几起性骚扰案例，第一例，小姑娘说性骚扰发生时“雷不在那里”；第二例是一名小学生，于案发前五年从麦克马丁幼儿园“毕业”，观其症状又绝对不是五年前留下的；还有一例的诊断时间为麦克马丁幼儿园关闭后数月，鲍尔博士指出，性骚扰发生在诊断前一至两周内，显然非被告所为。
1989年8月23日，星期三，被告方被迫宣布听证结束时，他们还有45位证人没有机会出庭，但邦德尔法官却又给了公诉方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重新取证。
总结性发言的出场顺序呈三明治之势，两位公诉人一前一后，将被告方律师夹在当间儿。
助理检察长罗杰·甘森一上来先抛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如果，如公诉方所宣称的那样，在从1977到1983年的六年间，先后有上百名孩子在麦克马丁被“性骚扰”，为什么在儿童医院的诊断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向家长透露半句，也没有任何家长等大人看出半点蹊跷？
罗杰摒弃了公诉方一直以来的关于众被告恐吓孩子们保持沉默的说法，转而提出一些其他的解释：因为老师在孩子们心目中说一不二的地位；因为孩子们得到了奖赏、鼓励，或为老师能“注意”到自己而感到自豪；因为孩子们以为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自己不好；因为性骚扰进行得比较缓慢、甚至是不动声色，没有引起孩子们的怀疑。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记者通过分析指出，这四种解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以下括弧中的话亦引自记者们的点评。
罗杰说：“孩子们为什么做噩梦？因为他们经历过噩梦般的现实。”（有现代心理学文献表明，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噩梦。更不用说，在警方对本案的调查开始之后，不少孩子的噩梦加剧。）
罗杰说：“你不可能通过洗脑，或像输入计算机程序那样，让孩子们相信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第一，小朋友们相信米老鼠和唐老鸭，为什么就不可能相信大人们再三重复的话？第二，若果真有其事，也不一定是发生在麦克马丁幼儿园。）
罗杰说：“雷蒙德·布克故意向孩子们暴露他的阴部。”（这是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断言”。证人们只在法庭上提到雷蒙德有时不穿内裤，雷蒙德自己也不否认此点。）
罗杰攻击被告方专家证人大卫·鲍尔博士说：“我们有七位专家得出了与他截然相反的结论。”（难道他忘了，邦德尔法官只允许一名被告方专家证人出庭。而且，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对于某些孩子的出尔反尔，或在每次作证时讲述不同的故事，罗杰指出，这正证明了大人们没有“教”，没有向他们灌输什么，否则孩子们的说法就会前后一致了。（强词夺理。）
罗杰说：“仅只因为他或她在预审和本次庭审中讲了不同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个孩子的话就不可信。”（那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
罗杰·甘森讲了三天。
据众人的看法，迪恩·格茨的总结性发言比他自己的开场白逊色多了，很短，一天，也没有什么条理，但口气却是少见的自信，而且其中确实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媒体评论，皆因他的委托人佩姬·布克在法庭辩论中受到的攻击都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以至迪恩自我感觉功德圆满，胜券在握。
迪恩照例抬出了极具他个人特色的纸板。在上半部注明“曾目睹性骚扰的证人”的栏目下，张贴了一溜儿9张本次审判中儿童证人们的照片。下半部“未曾目睹性骚扰的证人”栏目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为被告方出庭的一共67位证人的照片，其中24人为曾先后在麦克马丁幼儿园就职的教职员工们，包括“麦克马丁七人”。
迪恩的发言就从这些证人开始：“公诉方的理论是，所有这些老师都在撒谎。好，就算老师们撒谎，那邻居们呢？如果他们也在撒谎，那些来来往往的家长们呢？那些邮递员、水电工、消防队员、垃圾工等等呢？……
“柯伊·迈克法兰根本就没有资格以专家的身份与孩子们面谈、并作出权威性的结论。阿斯特里德·黑格尔根本就没有性骚扰犯罪方面的法医学经验。然而，更糟糕的是，她们那些结论和诊断对孩子父母们的影响。假若你是一位家长，你听见这些所谓的专家们告诉你，她们在你孩子身上查出了性骚扰的症状，你该怎么办？你如果不找出一位元凶，你如果不去指责老师们，接下来的事情……”迪恩摇摇头，“那就 等着人家指责你吧……所以，才会有了这场审判。所以，我们大家今天才会在这里。
“你们都听见了一些过去家长的证词，他们的儿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几十年来，佩姬·布克经营着一个人人赞誉的幼儿园，一个不是说想进就能进得去的幼儿园。只须臾之间，这位曾在曼哈顿海滩备受人们敬重的妇女，就变成了一个将整班的孩子们剥光衣服、以发泄自己性欲的母兽？……为什么？这合乎情理吗？合乎常识吗？这说得过去吗？再者说了，你们中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要在完事后再给孩子们一一穿好衣服，三个五个孩子，十个八个孩子，也许更多，十几二十个孩子，那得花多长时间？……你怎么可能在随时都有父母闯进来的情况下，给那么多的孩子穿好衣服？……
“如果这些经年累月‘马拉松’式的性骚扰确实发生，而且不光是在幼儿园，还在洗车行、超市、农场等等，为什么除了这几个孩子以外，就从来没有人看见过？……
“讲到孩子，公诉方口口声声说‘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成了他们立案的基础，也成了他们抵挡被告方的挡箭牌。但是他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曼哈顿海滩的警察给家长们的指示是：一、‘相信孩子’。二、如果孩子们否认，就继续追问。也就是说，假如孩子们说‘是’，就相信孩子，假如孩子们说‘不是’，就不相信孩子。”迪恩两手一摊，“天底下哪有这等荒唐逻辑？”
发言临结束时，迪恩·格茨走到佩姬身后，双手扶住她的肩膀：“请看看这位女士，这位妻子、母亲，这位教师、园长。28年来，她曾拥有过很多的朋友，很多的荣誉，拥有过一份令她感到骄傲、感到幸福的事业。但是现在，她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先是关掉了幼儿园，然后朋友们纷纷疏远了她，最后被打入大牢。而今，她一无所有，只剩下了孤独、屈辱……还有等待。
“佩姬·布克夫人，她等待着你们的裁决。”
佩姬无声地流下眼泪。几位女陪审员也流下了眼泪。
雷蒙德·布克的辩护律师丹尼尔·戴维斯站在法庭中央，神情悠闲，就好像站在自家的客厅里，正与客人们侃侃而谈。其实，丹尼尔的心中并不轻松。至少，他不敢像迪恩·格茨那么乐观。
“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什么地方不符合情理。不是一般的不合情理，而是非常非常的不合情理……倘若你们相信了公诉方向你们倾销的所有那些故事，那些案情，你们谈论的就不是雷蒙德·布克，这个有血有肉的犯罪嫌疑人。你们是在谈论一个法力无边的超级罪犯。这个超级罪犯可以用一支棒球棍活活打死一匹很大的马，可以一边在120英里开外的圣地亚哥念书，一边又在麦克马丁幼儿园里性骚扰孩子们，可以把整个班的孩子带到各个地方施以兽行而不被任何人发觉，可以给孩子们脱掉衣服，又在家长到达之前魔术般地将衣服变回到他们身上。
“请你们不要误解了我的话，我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嘲笑孩子们。孩子们是无辜的。这个案子的不合情理之处就在于，有人打着关心孩子们的旗号，将孩子们带进了这座法庭。试问，如果你不懂得尊重事实，又如何谈得上关心孩子？……
“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公诉方在法庭辩论中穷追不舍的，基本上就是些关于雷蒙德没有在短裤里面穿裤衩，或雷蒙德吸大麻，或雷蒙德看《花花公子》的事。”丹尼尔踱到靠墙摆放的物证台前，那里陈列着警方从雷蒙德的房间搜走的物件：印有幽默句子的内裤、几本《花花公子》杂志、若干成人色情图片、在当时被认为是颓废派标志的“金字塔”帽和一只玩具橡皮鸭子。
“假如你们能找到的证据只是橡皮鸭子一类，问问你们自己，这些东西和雷蒙德·布克被指控的罪行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个毫无‘证据’价值、完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所谓‘物证’带来法庭，而且长期摆在这里……如果这些便是雷蒙德性骚扰的罪证，我只能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捕风捉影。”
丹尼尔逐条捋了一遍雷蒙德被起诉的罪名，以及双方证人就每项罪名提供的证词：“在你们进行审议时，你们应该一项一项地、分别地考虑这些起诉条款，考虑支持或否定该条款的证据证词。比方说，对于发生在1981年以前的、涉及本案中四名儿童的性骚扰事件，我的委托人当时根本就不在洛杉矶。”这四名孩子中有一位小女孩，她对被告的指控共达27项，其中21项针对雷蒙德，占全部指控的四分之一。“然而，你们首先需要证明的是——无论用什么方法——雷蒙德当时确实是在麦克马丁幼儿园……
“还有那几条，关于一边将幼儿园的面包车开过洗车行的‘清洗隧道’，一边在车里性骚扰孩子们的指控，你们都听见了我们传唤的洗车行职工，他们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