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起案子是关于洛萨拉蒙“曼哈顿项目”首席核物理学家、在科学史上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朱利尤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1942年10月，奥本海默博士被指定主持“曼哈顿项目”时，年仅39岁。他领导着数名世界级科学家成功地完成了国际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官方和民众奉为“功臣”。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人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造成了将近20万人当场死亡。其中广岛原子弹在爆炸的第一分钟内，就有8万余人丧生。从那以后，奥本海默博士一直到死都“感觉自己的手是潮湿的，因为那上面沾满了鲜血”。所以在1949年，联邦政府下令进行氢弹的研究时，奥本海默博士始而消极对抗，继而以种种借口企图撤销该项目，引起了政府中一些人的不满。
1952年，有人向“麦卡锡委员会”写匿名信，称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喜欢用他的中间名字）于20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支持共产党人，参加过左翼活动”。为此，奥本海默博士被传到了国会原子能委员会一个由三人调查小组主持的听证会上。
这按说只是一个听证会，但据有关史料的描述，会议室的摆设和听证的议程安排以及调查者说话的语气等等，皆与对犯罪分子的法庭审判无异。调查小组甚至请来一名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出示证据并向奥本海默博士问话。奥本海默博士并不否认匿名信中的指控，但拒不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1944年，奥本海默博士的好友、法国物理学家哈肯·契瓦黎尔博士曾请他考虑可否将关于原子弹的资料与俄国人“分享（share）”，因为那时的苏联也是美国人在二战中的盟友之一。奥本海默博士当即回绝了契瓦黎尔博士的建议，认为这种想法“很可怕”。因为是在奥本海默家一个晚宴的间隙，两个人的这段谈话非常简短，统共不过三四句对答，但调查者们却揪住这一点反复纠缠。他们先是硬要将“间谍”的帽子往奥本海默博士头上扣，此计不成，又指责他“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知情不举”，没有及时告发契瓦黎尔博士。
在将近四周的听证过程中，有30多位知名科学家出面为奥本海默博士作证。最后，三人调查小组裁定，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所谓“间谍活动”，但奥本海默博士的“想法和观点削弱了美国的国防建设，延缓了美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原子能委员会根据这一裁决收回了奥本海默博士的最高安全许可（安全许可，security clearance，凡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皆持有不同类别的安全许可，以示他们通过了联邦调查局的相应背景审查），撤消了他的所有政府职务。奥本海默博士甚至没有资格保留和查阅他自己撰写的科学论文。
奥本海默博士从此携家人退居普林斯顿大学，直至1963年秋，约翰·肯尼迪总统在遇刺之前亲笔圈定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为当年度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得主。这一奖项后由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在白宫颁发。奥本海默博士欣然前往领奖，但拒绝复出，亦拒绝接受国会原子能委员会已经为他恢复的最高安全许可。
与“奥格尔·黑斯案”和“J·罗伯特·奥本海默案”齐名的第三宗“间谍案”，便是“罗森伯格夫妇案”。
尤里乌斯是“原子弹间谍网”中被捕的最后一个人，也是“海军尖端武器间谍网”中被捕的第一个人。
以FBI当时掌握的情报，“原子弹间谍网”一共五人：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哈里·哥德、克劳司·伏契斯、尤里乌斯·罗森伯格和戴维·格林拉斯。安纳托里远在铁幕后的苏联，无论FBI、CIA或MI-5皆鞭长莫及。英国的法庭已于1950年3月审完了克劳司的案子，并参照英国律法中“间谍罪”的最高限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50年7月，尤里乌斯被捕的同时，哈里正在费城受审，后被联邦法庭判刑30年，此乃美国“间谍罪”的最高监禁期。
罗森伯格夫妇和前面的三个人不一样，克劳司、哈里和戴维都是招供以后被捕。1950年6月16日上午8点过，戴维被捕后不到7小时，几名FBI官员来到罗森伯格家。因为没有《搜查令》，尤里乌斯拒绝让他们搜查公寓，但同意跟他们到FBI大楼走一趟。下午3点，盘查结束时，尤里乌斯问官员们是否准备逮捕他，众答：“不。”
办案人员们继续“榨”戴维，迫使他招出了妻子鹭鸶。7月14日，格林拉斯夫妇又有了新的交代，说尤里乌斯是他们的“头目”，夫妻俩的那些特务活动都是尤里乌斯指使和安排的，还说罗森伯格夫妇都是共产党人。
三天以后便是7月17日。晚上8点，尤里乌斯被捕，那是他与办案人员们的第二次见面。换句话说，FBI在逮捕尤里乌斯之前，并没有获得他的口供。
这时候，原海军部雷达工程师约奥·巴尔已远走法国。7月25日，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一随员来到约奥在巴黎的住处，房东对他说，约奥从6月16日，即戴维·格林拉斯被捕的消息见报的那一天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约奥从此失踪。
此前五天，7月20日，联邦调查局官员找到麦克斯·易里奇，原海军部军械处工程师。和五年前一样，麦克斯拒不承认他曾参与过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当被问到尤里乌斯的情况时，麦克斯说，他并没亲眼目睹尤里乌斯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但记得他们的另一位同学摩顿·索贝尔有一次提到，他有一卷什么胶卷要交给尤里乌斯。
摩顿·索贝尔从纽约市立大学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和麦克斯、约奥等进海军部，后到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利维斯电子仪器仪表实验室工作。摩顿的雇主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据公司的工资档案记载，摩顿上班的最后一天也是6月16日，戴维被捕之日，然后便踪影全无，甚至没有领取最后一张工资支票。
尤里乌斯入狱后，依莎儿顿陷困境。一方面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需要她独立支撑的机械作坊，一方面是由于戴维夫妇的出卖而使得众家人亲友反目成仇。在尼克巴克村，邻居们对她和孩子皆避而远之，没有人和他们打招呼说话，甚至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同乘一架电梯。依莎儿明白FBI正在监视她，她担心假如自己也遭逮捕，迈可和罗勃特该怎么办。
狱中的尤里乌斯拒绝与当局合作。在8月7日的第一次大陪审团听证时，FBI传依莎儿出庭作证，依莎儿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8月11日，依莎儿再次被传出庭。这一次，FBI业已作出决定，假如依莎儿仍然拒绝回答问题，便以同谋罪逮捕她。依莎儿在法庭上再次保持沉默。
那天休庭后，依莎儿从法庭大楼出来，向地铁站的方向走去。她已经和犹太社区家政服务中心预约了时间，准备请该中心替她和尤里乌斯的两个儿子物色一户人家，如果万一她也被捕的话。
依莎儿失约了。还没等她下完大楼前的台阶，两名FBI官员便堵住了她的去路。
差不多同时，FBI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查出了摩顿·索贝尔的下落。1950年8月18日，墨西哥有关当局将索贝尔一家强行递解出境。当天下午，摩顿在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被捕。同样，FBI在逮捕摩顿之前也没有得到他的口供，但他的“畏罪潜逃”却成了一个对他极为不利的证据。
至此，“海军尖端武器间谍网”中人除约奥·巴尔而外，余者尽数落网。
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951年1月31日，联邦大陪审团就本案下达了一道联合起诉书，同时指控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依莎儿·罗森伯格、摩顿·索贝尔和戴维·格林拉斯“策划间谍阴谋罪”。起诉书中说，四名被告在战争期间曾“直接或间接地将文件档案、文字资料、图纸、笔记等有关美国国防的机密情报出卖给苏联”，其犯罪时限被定为从1944年6月6日到1950年6月16日之间的六年。
2月2日，罗森伯格夫妇和摩顿的律师们代表他们的委托人向法庭提出“无罪”抗辩，只有戴维自认“有罪”。根据当时的相关法律条文，承认有罪者直接判刑，而无需经过审判。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法官T·霍伊特·达维斯宣布，戴维的判刑将留待其余三名被告庭审结束后一并进行，并将开庭日期择定于1951年3月6日，星期二。
3月6日，联邦法庭大楼第107号庭中没有一个旁听者，济济一堂的300余众全是陪审员候选人。
107号庭的主人叫鄂文·R·考夫曼，41岁，当时美国最年轻的联邦法官。鄂文在学生时代曾有“少年天才”之称，从福德汉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刚满20岁，尚不够考律师资格的年龄。入行后，鄂文在纽约司法界平步青云，不满30即坐镇法庭，被同僚们戏称为“娃娃法官”。但考夫曼法官的新近声望却是源于他以铁腕手段处理了几件“共产党案”，使他又有了“共党杀手”之名。不过据说，调换本案法官的决定几乎是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分钟作出的，其唯一考虑只是为避“种族歧视”之嫌，因为鄂文·考夫曼是犹太人。
和考夫曼法官一样，担纲本案首席公诉人的联邦检察官也叫“鄂文”——鄂文·希普尔，也是犹太人，也办过几件著名的“共产党案”，包括在“奥格尔·黑斯案”中协助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也以在办案过程中对共产党人心狠手辣著称。据可查资料，鄂文的父母来自俄国，在纽约埃里斯岛入关时将自己的姓氏“希普尔斯基”改成了比较美国化的“希普尔”。鄂文·希普尔也生于纽约曼哈顿下城东区的犹太人聚居区，后来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长大。鄂文年轻时曾获纽约布鲁克林大学法学博士，1945年被指定为联邦检察官首席助理，后升任联邦检察官。
48岁的鄂文·希普尔带了五名助手上庭：他的首席助理迈尔斯·兰恩，以及洛伊·科恩、约翰·富勒、简蒙·B·克辛梅尔和詹姆斯·布莱尼根，这便是公诉方的全班人马。
被告一方，替罗森伯格夫妇担任辩护律师的是一对姓布洛奇的父子兵，40多岁的儿子伊曼缪尔代表尤里乌斯，70高龄的父亲亚历山大代表依莎儿，此外，还有摩顿·索贝尔的律师爱德华·康茨。三个人中，伊曼缪尔以为持不同政见者辩护见长，亚历山大和爱德华属民事律师，一个做商业买卖法，一个做房地产法。在此之前，两人都不曾办过刑事案。
最后选出的12名陪审员中只有一位女性，很符合公诉方希望陪审团里不要有如依莎儿一般的中年母亲的想法。鄂文·希普尔们感到满意的另两点是，陪审团中没有任何人反对死刑，也没有一个犹太族裔，尽管当时的纽约人口中犹太人占了三成。被告方原本是极愿意挑几个犹太人的，后来看到法官席和公诉席上的两位，也就不再强求了。
3月7日，星期三下午，“美利坚合众国诉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依莎儿·罗森伯格及摩顿·索贝尔”案正式开庭，第107号庭内外人山人海。据记者们分析，本案激起公众如此巨大兴趣的原因有三，一是媒体数年来对案情的追踪报道，恰似一本很能吊人胃口、又让人回味无穷的章回小说或连续剧。二是世人们纷纷议论着、或翘首企盼着，三名被告会不会和他们前面的几位间谍一样，在法庭上招出新的同党，以增添整个案子的戏剧性。三是大家都想看一看罗森伯格夫妇与其弟戴维将如何对簿公堂，不错，“家丑”历来就是一个脍炙人口的话题。
首席公诉人鄂文·希普尔对法官说，他只需要12分钟，结果讲了20多分钟。检察官在他的开场发言中这样定义“阴谋罪”：
首先，这是两人或多人之间所达成的一项行动协议，并且，协议人明白，他们的行为将违反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人采取了任何的具体行动，以帮助实施这一阴谋——或者是进行了其中的某一步骤，或者是以不管什么方式使他们离既定目标更为接近，总之，只要任何一位协议人有所行动，则所有参与达成协议、策划阴谋者，皆被视为犯有“阴谋罪”。因此，就这个案子而言，只要我方能证明这个间谍网中任何人的任何间谍活动，则所有被告被指控之“策划间谍阴谋罪”成立。
我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将证明，在这个案子中，不仅只有一个人采取了行动，也不仅只是采取了一次行动，这里的每一个被告，每一个“阴谋者”，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具体的、尽管程度不同、却都是为着同一目的的间谍活动——为着苏联利益的间谍活动。
我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将证明，罗森伯格夫妇和摩顿·索贝尔所忠实于的、所忠心为之效劳的，并不是我们的国家，而是共产主义——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
尤里乌斯的律师伊曼缪尔·布洛奇起身抗议道：“如果尊敬的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想就刚才的这段话提出抗议。请法庭和陪审团注意，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与本案毫无关系。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或者说，本次庭审的议题是‘策划间谍阴谋’，而非‘共产主义’。在下要求法官大人即刻责成检察官先生不可再作如此评论。”
鄂文·考夫曼法官答曰：“不错，本案的起诉书上只指控诸被告‘策划间谍阴谋’，并没有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或同情支持共产党。然而，如若公诉方认为，引入被告人的政治观点有助于证明他们的作案动机，则本庭将在以后的法庭辩论中允许提及这一话题。”随即转向陪审席：“但是请记住，陪审团的女士和先生们，本次庭审只针对‘策划间谍阴谋罪’，而不是‘共产主义’。”
公诉人继续道：
我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将证明，三名被告对苏联的忠诚和崇拜，以及对我国的背叛。他们结伙密谋、精心策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向苏联人提供关于武器的情报。而这些关于武器的情报，将帮助苏联人摧毁我们。
…………
代表尤里乌斯的伊曼缪尔·布洛奇在开场发言中说，自1950年7月被捕以来，尤里乌斯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提请陪审团在断案时万不可为媒体的偏见所左右，万不可受当时社会上反共潮流的影响，力求保持中立和公正。伊曼缪尔再三强调，公诉方应该在法庭上证明的不是被告人“对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信仰，而是他们策划间谍阴谋的具体活动”。
依莎儿的律师亚历山大·布洛奇说：“你们不能仅仅因为她的兄弟被起诉，或她的弟媳供认自己是间谍，就一口咬定她也有罪……据我所知，那位已经承认了‘间谍罪’的弟媳至今尚未被逮捕，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依莎儿是被她的兄弟和弟媳硬拖进这桩案子里来的。而格林拉斯夫妇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他们自己获得从轻发落。”
第一位出庭者是公诉方证人麦克斯·易里奇，其证词主要针对摩顿·索贝尔，也有几处提到尤里乌斯。
麦克斯说，他和摩顿是中学同学，后来一起上纽约市立大学工程学院，在那里又与尤里乌斯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