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历来的偏见，人们对共产党此举猜测纷纷。据各书中记载，不少人以为，美国共产党是想借本案争取黑人的支持，在黑人中发展党员。也有人指出，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将实现“种族平等”作为其奋斗目标之一。
“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即ILD，组建于1925年，其骨干是一批各行各业的共产党员律师，也吸收了不少同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党外人士。
4月18日，星期六，共产党的律师们在查丹努加一个有“黑人牧师联盟”成员及部分被捕少年亲属参加的会议上宣布，ILD将通过募捐的方式集资，以支付“司各勃洛9少年案”上诉及复审的全部费用。鉴于被告方的两名原律师米洛·穆提和施迪·罗德已无意继续此案，ILD决定全面接手，由该委员会的首席律师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总揽与法律程序相关的事务，并指定他们在查丹努加的成员之一乔治·W·契里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运作。
事实上，自4月7日，“司各勃洛9少年案”的第一个死刑判决即引起了全美国民众的关注。其后数日，“死刑”的消息纷至沓来，民众的“关注”也随之演变成了“震怒”。据某些司法界人士当时的总结，本案激起民愤的原因有四，一是被告人数之众，二是被告人年龄之小，三是审判过程之迅速和敷衍，四是量刑之重之严酷。
然而，首先察觉本案可能是一桩冤案的，却是美国共产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是共产党组织工人罢工等群众运动的日子。1931年的5月1日，从西海岸的旧金山到东海岸的波士顿，在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示威、集会上，据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劳工日报》报道：“讲演者们的中心议题，以及标语口号等等，全都围绕着‘司各勃洛案’。组织者们在发言中揭露了本案可能涉及的诬陷和阴谋，号召工人们积极投身于为9少年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五一”过后，共产党再接再励，发动全美民众向亚拉巴马州各级政府官员写信请愿。一位61岁的纽约黑人妇女在写给本杰明·米勒州长的信中恳求“将自由还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律师写道：“此事若是发生在密西西比州，我以为尚可理解……但以贵州之文明风气，居然也有此等的荒昧野蛮，实乃匪夷所思。”密西西比州历来为众“奴隶州”之马首，也是三K党的老巢。
很快，ILD与所有被告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敦促他们给孩子们写信，用专车送家长们到杰克逊地区监狱探监，那是许多父母自案子发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儿子。后来，共产党在各州的支部又将9少年的母亲们接到全国各大城市与支持者们见面，美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还安排其中几位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在收到各地共产党组织送来的第一笔募捐款后，ILD即拨出其中部分，按月给狱中的被告们发放每人8美元的生活津贴。
希望代理“司各勃洛9少年案”的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包括以黑人为主体的“全美有色人种进步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缩写NAACP）。为争取被告，NAACP的代表劝告孩子们和共产党保持距离，声称仅仅因为共产党的介入，便有可能使他们在法庭上败诉。但不久，9名被告全都和ILD正式签约。NAACP后来在总结他们的“失败”时承认，他们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是因为没有预见到这可能是一起冤案。
1931年7月7日，离预定的行刑期仅差三天，ILD赢得了本案中的第一个实质性胜利。杰克逊地区法院正式下文，批准8位少年的死刑暂缓执行。
经过6个多月的调查取证，ILD于1932年1月向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递交了第一份上诉书。约瑟夫·布罗德斯基和乔治·契里向记者们表示，他们对州法院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这是最后走向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必经步骤。
两位律师在上诉书中列举的理由包括：
一、“司各勃洛9少年案”第一轮庭审的各个陪审团中没有一个黑人，因而“不能代表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公民以及当地人口的总体构成”。
二、洛伊·莱特虽被作为“未成年人”受审，但审判是在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法官的法庭进行，而该庭并非少年庭。
三、陪审团不仅为当地报纸偏见所影响，而且在庭审的过程中，还受到来自法庭内外众多旁听者和围观者们的严重干扰。
四、9少年均未能获得公民应有的法律待遇。他们直到开庭的当天才见到辩护律师，律师与全体被告交谈的时间不过20分钟，而且，律师之一的施迪·罗德在法庭上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含糊其词，从没有明确承认他是代表被告们的律师。
1932年3月24日，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了ILD的上诉，维持地区法院对9少年中8人的一审原判，只同意复审犹金·威廉斯的案子，因为这一次，州法院的法官们总算相信犹金当时只有12岁了。4月，被判处死刑的7个人从地区监狱转入凯尔拜州立监狱死囚牢。
《劳工日报》马上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不光抨击州法院的“维持原判”，对于复审犹金·威廉斯案子的决定，也称之为“虚伪的姿态”，说那不过是“从一个资本主义的法庭转到另一个资本主义的法庭”。
约瑟夫·布罗德斯基和乔治·契里再将上诉书递进联邦最高法院。为保证稳操胜券，ILD特地请来了美国著名宪法律师（constitutional attorney）瓦尔特·波拉克。
11月7日，有传言说联邦最高法院将在那天下达本案的批文。从早晨8点，大约100名示威者聚集在法院门口，挥动的标示牌上写着支持9少年的字样。很快，示威者们和警察发生冲突，10余人被捕。
法庭内，仍是一如既往的秩序、肃静。上午11点，大法官乔治·苏瑟兰代表他的8名同僚宣布，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修正案第14款的条文，以7比2的投票结果裁决“司各勃洛审判”无效，并责成亚拉巴马州复审全部9名被告的案子。在谈到被告人的法律权利时，该批文指出：
毋庸置疑，所有被告人皆应被赋予延聘律师的权利。被告人应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律师。但是在“司各勃洛审判”中，本庭没有看到这一点。为被告方出庭的两名律师或者是对案子漠不关心，或者是直到审庭即将开始才匆匆召见他们的委托人……由此，本庭认为，众被告未能享受到有效的、最基本的法律待遇。
这一段起首的两句，是美国法律中第一次明文规定，被告人有聘请自己律师的权利。《纽约时报》就此撰文，称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在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唯有美国共产党对最高法院的裁定仍不满意。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摩里斯·恩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只对那些拿得出钱请律师的人才有意义，对于穷人，这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一句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第二，仅有律师也不能确保“司各勃洛9少年”在即将举行的复审中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只字未提黑人被排斥于陪审团之外的问题。
摩里斯·恩斯特的第一点在若干年后终于有了结果，那便是现行的“公设辩护人”制度。
但不管怎么说，复审的决定给死囚牢里的本案众被告带来了新的人生希望。“1932年11月8日，”海武德·派特森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孩子们欢呼雀跃，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安迪·莱特在他的牢房里大声朗读，说我们大家赢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
欧仁·蒙哥马利代表“司各勃洛9少年”写信给ILD。信中有不少错别字和语句不通之处，大意如下：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恩准了我们的第二轮审判，我想我有权在此表示，感谢全体共产党对我们的关心……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高兴……我自己感觉，就好像又获得了新生，又从焦虑和绝望中解脱了出来。
复审的日期定在4个月后的1933年3月。ILD执行秘书长威廉·派特逊明白，如果想在第二轮审判中取胜，9少年需要全国最好的律师。威廉想到了纽约的沙缪尔·列波维奇。
35岁的沙缪尔·列波维奇是一对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夫妇的儿子，小时候住在纽约哈伦东区的“小意大利”。沙缪尔的父亲艾萨卡·列波维奇靠着一辆手推车起家，发展出了几十爿干果食品连锁店，沙缪尔本人也从冬天光着脚丫上学的小男孩一举而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法学博士。在沙缪尔从业的12年间，曾先后代理过78桩极刑案，其中77桩获“无罪”裁决，另一起为“悬置陪审团”。如此辉煌的业绩在司法界传成了佳话，被同行们誉为“无败诉纪录”。对此，沙缪尔自己说：“我不是最聪明的律师，但我相信，我是最勤奋的律师。”
所以，20世纪30年代初，全美首屈一指的刑事法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以75岁高龄退出法学界后，不少人推沙缪尔·列波维奇为“当今律师之最优秀者”。尽管并非人人都愿意承认这个头衔，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是当时纽约人的一句口头禅：“假如你真想打赢官司，就请沙缪尔·列波维奇。”（关于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著名案例之一“里奥普-洛易绑架谋杀案”，请参阅笔者所著《美国8大奇案》中《随机目标》一文）
然而，在去纽约的路上，威廉·派特逊心里却不是十分有底，因为ILD付不起沙缪尔·列波维奇昂贵的律师费用。委员会就算倾其所有，也最多只能报销办案过程中的开销。并且，据威廉所知，沙缪尔既非共产党人，亦非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事实证明，威廉的担心纯属多余。沙缪尔·列波维奇非常爽快地接了案子，甚至没有讨价还价。在后来与威廉·派特逊的通信中，沙缪尔写道：“关于‘司各勃洛案’的争端虽然与经济体制没有关系，与政府体制也没有关系，但却触及到了最基本的民权。”
据此，一些现代的史学家们认为，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不是起自20世纪50年代中，罗莎·派克斯女士拒绝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为一位男性白人让座，也不是起自60年代初，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特区的示威集会上发表的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而是起自30年代的“司各勃洛9少年案”。纪录片《司各勃洛——一出美国悲剧》中称，此案是“一桩引发民权运动的案子”。
3月7日，星期二，ILD赢得了本案的第三个回合。法官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批准将案子移出司各勃洛，“异地审判”。
ILD万事俱备，单等着开庭。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9少年的原辩护律师之一施迪·罗德在移交案子时曾说过一句话：“这案子谁办都成，就是千万不能让纽约人插手。”威廉·派特逊对亚拉巴马知之甚少，不懂得纽约乃北方各“自由州”之首，历来被南方人视为眼中钉。
这期间，还冒出了一封令众人瞩目的信。信是在一年前写的。和欧仁·蒙哥马利写给ILD的那封信一样，语无伦次，文笔混乱，但大致的意思却是不容置疑：
1932年1月5日
亨茨维尔，亚拉巴马
康奈利巷215号
最最亲爱的鄂尔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玛莉·山德斯是个骗子，她说的那些黑鬼把我怎么怎么了的话全都是假的。那是警察逼着我说的。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因为我想澄清自己。事实就是这样。你愿意相信，OK。你不愿意相信，也OK。如果因为你和八个黑鬼呆在牢里，你就说了谎，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那两个黑鬼根本就没碰过我，也没有和白孩子们打架。我知道法律不相信我，但我希望你相信我。我比玛莉更爱你，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所以才告诉你这些事。那天我喝醉了，不记得自己做了些什么。我明白让那些黑鬼们因为我的原因去死是不对的。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这些话，因为上帝知道，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希望你相信我。我确实和别人做过爱，但他们都是白人。我希望那些黑鬼们不要因为我而被烧死。都是那些白人小伙子们的错。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也是我所知道的事实。我希望你告诉法院。希望你给我回信。
又：我就撒过那一次谎。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愿上帝助我
茹碧·贝茨
收信人鄂尔姓斯特曼，曾是茹碧的男朋友。后来又出了一个玛莉·山德斯，想将鄂尔从茹碧身边夺走，就对鄂尔说茹碧被黑人传染了性病。
茹碧写好信交给另一位朋友马其顿·彼尔曼，请他转交鄂尔·斯特曼。结果一天晚上，马其顿在酒吧里跟人打架被送进警署，这封信于是落到了警察手里。
办案人员第二天就派人找到茹碧，也不知他们对她讲了些什么，总之，茹碧最后说，她写这封信时“已经酩酊大醉，完全不知道自己胡写了些什么”。
之后，茹碧·贝茨又回复到她一向的“安安静静”。直到1933年3月初，公诉方想请她在本案的复审中再次出庭，才发现他们已经找不到她了。
很快，茹碧的失踪惊动了ILD，他们顺藤摸瓜查出了这封信。
很快，消息披露报端，引起众说纷纭。有的说茹碧被绑架，有的说茹碧已经被谋杀。北方的报纸说这是公诉方干的，南方的报纸说不对，是被告方干的。
1933年3月27日，星期一，“司各勃洛9少年案”之后两年零两天，本案的第二轮审判在亚拉巴马州摩根地区的德卡特开庭。德卡特位于司各勃洛以西50英里，人口不足1.5万。
被告方请到了“全国最好的刑事案律师”，公诉方也往上蹿升了一级，由亚拉巴马州检察长托马斯·纳特亲任首席。这位纳特检察长在亚拉巴马可谓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他的祖父参加过南北战争，是南军的一名上尉，战争结束后又做过地区警署署长及州立法委员。托马斯的父亲老托马斯·纳特现为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法官。也就是说，纳特家族算得上是该州司法界的世家。据有的书上讲，34岁的托马斯是亚拉巴马历史上最年轻的检察长。在此之前，纳特父子都和“司各勃洛9少年案”有过不算小的干系。小纳特检察长曾就本案的上诉先后在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与ILD的律师们“对簿公堂”，老纳特法官则是州最高法院对本案上诉状“驳文”的执笔者。
坐镇德卡特法庭的法官叫詹姆士·埃德温·霍顿，55岁。和纳特家一样，霍顿家也堪称当地望族。霍顿法官的祖辈曾拥有过大片的种植园和众多的奴隶。法官的父亲也当过南军，是著名的丹尼尔·唐耐森将军的部下，后来娶了将军的女儿为妻，就是法官的母亲。法官家族中的最显赫者当属他母亲的外祖父约翰·布兰奇，此人曾任北卡罗莱纳州州长及美国海军部部长。霍顿法官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的长相，不少书中形容他像极了“剃掉胡子的林肯总统”。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詹姆士·霍顿终身不敢蓄须，以免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