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对待先是奴隶、继而是黑人的问题上，一直有着几乎是截然相反的态度。所以，司各勃洛镇，乃至亚拉巴马州有关当局在处理本案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北方一些州的报纸上已经出现了“9黑人在3月25日当晚差点儿被监狱外的暴民们拖出去私刑处死”的报道，出现了同情“司各勃洛9少年”的文章。所以，当地的一些媒体也载文呼吁，应该给予9个黑人“公正合法的审判”。
为了做到“公正合法”，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法官开始在当地为被告们物色辩护律师，但问到谁谁都摇头，没有人愿意与“民意”相违，去惹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是非。最后，霍靳斯法官只请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朽米洛·C·穆提。
说米洛·穆提老朽，不光因为他的年龄，还差两个月就满70，也因为，用一位同行的话说，“他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曾经有过的能力”。米洛年轻时就读亚拉巴马大学，但没有毕业。1889年考取律师执照，在40岁以前也很是风光过一阵，做到过州议员。只是近十年来，米洛处于半退休状态，只接、或只能接一些小案子。
60英里开外，田纳西州，“司各勃洛9少年案”惊动了查丹努加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望的黑人医生P·A·斯狄文博士，他迅速与四位查丹努加少年的父母家人取得联系，并通过“查丹努加黑人牧师联盟”召集各黑人教堂的牧师开会，发动教民们为9少年募捐，共募集到50.08美元。斯狄文博士又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些许，凑足120美元，以牧师联盟的名义聘来了律师施迪·R·罗德。其实，施迪·罗德是一位民事律师，做不动产法，从没办过刑事案子，但是在当时，施迪又是查丹努加少数几位愿意为黑人打官司的律师。
和米洛·穆提一样，施迪·罗德对“9少年案”几乎不抱任何信心，他只答应斯狄文博士“试试看我能用120美元做点什么”。
9少年对他们的律师也同样不抱信心。“我当时并不知道律师应该做些什么，”克拉伦茨·诺里斯后来在他口述的自传《最后一个司各勃洛少年》中写道，“但是我看得出来这一位（施迪·罗德）帮不了我们的忙。他嘴里总喷着酒气，他和我们一样害怕得要死。等后来上了庭，法官问他是不是我们的律师，他居然回答‘不完全是’。”
施迪·罗德在法庭上的第一个举动，是向法官提交了一份要求“易地审判”的动议。如果说，施迪准备这份动议的本意是为了他的委托人们，那现在，大约有一半是为他自己了。从开庭之前施迪在法庭大楼门口下车，上台阶，穿过道，一路走进法庭，沿途看到的净是白眼、怒目和横眉。司各勃洛和查丹努加那样的大城市不一样，住在这座乡间小镇的几乎清一色全是白人，连同四周围村里的农人，也大多是从前的庄园主，或奴隶主。黑人人数虽不在少，却完全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露脸的份儿，甚至看热闹的份儿。施迪·罗德当初接案子时没有料到这些，如今身临其境，方才知道了厉害，方才后悔自己有“欠考虑”。施迪担心他非但救不了9名被告，反倒会使自己身陷困境，随时可能被人袭击或暗杀。
施迪·罗德在动议中争辩道，当地媒体关于本案的报道具有极强的偏向性和煽动性，而且，从3月25日晚发生在监狱外广场的骚乱看，司各勃洛的居民们已经认定9名被告犯下了死罪。
施迪为此传唤的第一位证人是M·L·万恩署长。一星期前，署长曾告诉记者，3月25日晚，暴民们如何扬言要冲监狱，他万不得已只能电告州长求援。但是到了法庭上，万恩署长改口说他不记得人群中有人说过这种带威胁性质的话。
另一位证人是国民卫队的约瑟夫·斯达恩少校。他说那天晚上人们聚在广场上只是出于“好奇”，在那儿“看热闹”，说他和他的部下在司各勃洛驻扎了十来天，从没听人威胁过9位黑人。
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法官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驳回了动议，这本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出乎法官意料之外的，是两位被告律师居然没有要求将9名被告分庭审判。倒是裴立检察长主动提出了这一点，建议将9个人分四次审，以示“公正”。
被解入“囚犯厢”的头两名被告是查理·魏摩思和克拉伦茨·诺里斯，他们的陪审团只有清一色的白人——8个农民，3个商贩和1位机械师。
同日下午2点30分，公诉方传唤他们的第一位证人维多莉娅·普瑞斯。她说在火车上，克拉伦茨是第一个向她逼过来的黑人。
“你打算自己脱吗？”克拉伦茨问。
“不，先生，我不脱。”维多莉娅“有礼貌地”回答。
马上就有六个黑人一拥而上。
当着法庭里那么多的男人们，维多莉娅“用正常的语调”侃侃而谈，没有羞怯，也没有脸红：“两个人扒衣服，三个人在我身上乱摸乱抓……要不是仗着刀和手枪，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得逞。”
维多莉娅一一指出她的强奸者们：查理·魏摩思，克拉伦茨·诺里斯，洛伊和安迪·莱特兄弟，海武德·派特森和韦立·罗勃逊。
维多莉娅说她不知道轮奸持续了多长时间，只记得“非常可怕，就像被干了几个小时”。说她“央求他们‘住手’”，得到的回答却是，黑鬼们打算将她和茹碧掳去北方“做他们的女人”。说她一直不停地挣扎反抗，被揍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身子底下的煤块，也硌得她生疼。说六个人一个接一个地轮奸她，换人时也不准许她“起身吐掉嘴里的烟草”。
美国南方盛产烟叶，男女都有嚼烟草的习惯。
然后是若干关于证人背景和经历的问题。维多莉娅承认她结过两次婚，目前正和第二任丈夫分居。施迪·罗德问维多莉娅是否有过犯罪记录，被裴立检察长用“抗议”打断。霍靳斯法官亦站在公诉方一边，说他的法庭里不允许向证人提这类的问题。
维多莉娅·普瑞斯作证的时间一共不到50分钟。
那天出庭的还有司各勃洛镇诊所的两位大夫R·R·布莱吉斯博士和马文·林奇博士，他们在“案发后不到90分钟”即为维多莉娅·普瑞斯和茹碧·贝茨作了检查。大夫们说，毫无疑问，维多莉娅和茹碧都曾在不久前发生过“性关系”，茹碧的阴道内有“大量精液”，但维多莉娅的却很少，必须用棉签取样，而且样品仅够做一张涂片。不过，那些精液已经不具有“能动性（motile）”。大夫们注意到，两女子阴部皆无撕裂、充血或出血等遭强奸后特有的创伤或症状。尽管在维多莉娅的腰部发现了“几处青紫癍”，手臂上“一条很短的划伤”，但医生们强调，那些伤都“非常轻微”，恐难以用维多莉娅在证词中所形容的“暴力伤害”来解释。
在回答裴立检察长的问题时，布莱吉斯博士承认，即使被6个人轮奸，受害人的阴道口也有“可能”不被撕损。
被告方的两位律师米洛·穆提和施迪·罗德没有在交叉取证中进一步追问体检结果，他们希望大夫们谈一谈维多莉娅和茹碧的“性关系”是否发生在上火车之前，但遭到公诉方和法官的制止。
尽管克拉伦茨·诺里斯和查理·魏摩思都未被指控强奸茹碧·贝茨，公诉方还是在第二天传茹碧出庭。据记者们的观察，茹碧和维多莉娅的最大区别在于，茹碧回答问题时吞吞吐吐，“好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答案”，有时候半天不说话，律师们不得不将问题再重复一遍或多遍。
在谈到她们如何爬上火车，男孩子们如何打架等细节时，茹碧的叙述和维多莉娅有着很大的出入。关于强奸，茹碧只有三言两语，而且相当朦胧，说对付她的三个黑人一个拿刀，一个拿手枪，另一个骑在她身上。
交叉取证中，茹碧承认，在平特罗克被带下火车后，她们并没有马上向乔利·拉沙穆警督报告轮奸，只讲了斗殴的事。
公诉方的另一位证人詹姆斯·百劳威印证了茹碧·贝茨的证词。詹姆斯是3月25日午后在平特罗克火车站持枪等候的“民团”成员之一，维多莉娅·普瑞斯从车厢里走出来时，詹姆斯就在她的身旁。詹姆斯告诉法庭：“我没有听见维多莉娅对我、或对其他任何人说起，她们在车上遭到了黑鬼们的强暴。”
这是詹姆斯·百劳威的唯一一次出庭。在本案以后的多次审判和复审中，公诉方不再用詹姆斯作他们的证人。
公诉方还传唤了四位住在铁路沿线的农夫，其中有三个人说他们看见小伙子们在货车厢里斗殴，但没有看见女人，只有路德·莫尔斯例外。
路德家住在史蒂汶生站南一英里半，他家的牲口棚离铁路线仅30码，合27米。路德说，3月25日午饭后，列车经过时他正站在牲口棚门口，看见七个黑鬼“将五个白人推下车，并扣下了两个姑娘”。
被告方没有物证，也没有别的证人，只有两名被告。
查理·魏摩思在证人席上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两个女人当时在什么地方……车厢里除了黑人和白人小伙子们，其他人一个也没有……我没有在我们坐的车厢里看见任何女人……我没有强奸她们，我也没有看见任何人强奸她们。”不过，查理又说，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黑人也跳下了车，暗示可能是那几个人强奸了维多莉娅和茹碧。
克拉伦茨·诺里斯佐证了查理关于打群架的讲述，但在交叉取证时，裴立检察长“只用五分钟，三个问题便彻底击溃了克拉伦茨”。克拉伦茨和几天前的洛伊·莱特一样，承认轮奸，但说不是他干的。按照克拉伦茨的说法，洛伊·莱特拿刀子逼着受害者们，其余七个人依次轮奸了她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强奸，”克拉伦茨在法庭上大叫，“但是我没有！”
被告席上，施迪·罗德不住悲哀地摇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然而，裴立检察长并没有就此放过克拉伦茨·诺里斯。公诉方的下一位证人，杰克逊地区“半职”警察亚瑟·乌达尔告诉法庭，9个黑人被递解到司各勃洛后，他从克拉伦茨身上搜出了一把刀。
裴立检察长再传维多莉娅·普瑞斯。年轻女人说，这刀本是她的，被克拉伦茨“在强奸时”抢走，还连带抢走了她口袋里仅有的1.50美元。
如此，克拉伦茨·诺里斯证明查理·魏摩思强奸，这把刀子又证明克拉伦茨·诺里斯强奸。
被告方一败涂地，两位律师甚至没有心思作总结性发言。
4月7日下午，查理·魏摩思和克拉伦茨·诺里斯的陪审团刚刚被送进审议室，法庭这边，第二场审判又紧锣密鼓地开张。这一次，是单审海武德·派特森一个。
法庭只用了两小时的时间就选出了海武德·派特森的陪审团，又传唤了维多莉娅·普瑞斯和茹碧·贝茨出庭。这时，一法庭文书走过来附着法官阿尔弗莱德·霍靳斯的耳根低语，说魏摩思-诺里斯陪审团已经作出了裁决。
霍靳斯法官命暂时休庭。两组陪审员一出一进，彼此擦肩而过。
法庭内骤然安静下来，只有楼外大街上的人声鼎沸依然如故。
陪审长将一张折叠的纸条递与文书。文书展视，默读片刻，尔后高声宣读道：“我们裁决，两名被告被控之强奸罪成立，并依法判处他们死……”
文书的最后一个字被顿起的欢呼声淹没。旁听席上的人们争先离席，都想第一个冲出法庭，将判决结果告知在楼外等候的数千余众。霍靳斯法官连连击槌“肃静”，无人理会。后来是国民卫队的士兵们将听众中最无法无天的8个人递解出庭，法庭秩序才勉强得以恢复。
霍靳斯法官谢过魏摩思-诺里斯陪审团，褒奖他们完满地履行了公民的职责。然后，两组陪审员再次往相反的方向一出一进，彼此擦肩而过。
被告辩护律师施迪·罗德不失时机，马上宣称刚才民众对死刑判决的欢呼声“严重地影响了派特森陪审团，于无形之中向他们施加了压力”。施迪传唤陪同派特森陪审团离庭的国民卫队少校约瑟夫·斯达恩，少校坦承，他们在会议室里确实能听见从法庭传过去的喧哗，以及窗外大街上此起彼伏的声浪。
施迪·罗德要求法官宣布Mistrial——因陪审团无法作出公正裁决而产生的“无效审判”。施迪引据一桩1919年的著名案例，阿肯色州某法院在对两名黑人被告进行审判时，围观的数万白人发生骚乱，后联邦最高法院以该陪审团受到“无法抵御的公众喧嚣声的影响”为由，推翻了陪审团的“有罪”裁决。
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法官一一问过陪审席上的12个人，个个都发誓说他们确实听到了欢呼声，但并没有受其影响。
于是，对海武德·派特森的审判继续进行。
海武德与查理和克拉伦茨不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曾经进过监狱，而且不止一次。再加上他的“一脸凶相”，活脱脱就是一个“黑色恶魔”。所以，尽管被告律师们请了“司各勃洛9少年”中的4人出庭为海武德作证，陪审员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的视觉。
4月8日，星期三，据海武德·派特森多年后出版的自传《一个司各勃洛少年》一书：“那天上午我9点到庭，不到两小时，陪审团就送回了裁决。事实上，在我的审判开庭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心里认定我是‘有罪’的……当我坐在证人席上时，我敢打赌，没有一个陪审员在意我说了些什么。他们看到的只是我的黑皮肤——确实，我的皮肤不那么中看。”
接下来的两场庭审大同小异，并且越审越快。到4月9日，星期四下午，9少年中有8人被裁决“有罪”并判处死刑。唯一幸免的是13岁的洛伊·莱特，他因为“年龄尚小”，被判处终身监禁。
对于比洛伊更小的犹金·威廉斯，因为拿不出出生证明，法官和陪审团都不愿相信他只有12岁。
阿尔弗莱德·霍靳斯法官将除洛伊·莱特外的8个人再次传进法庭，宣布将于1931年7月10日，星期五，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郊的凯尔拜州立监狱执行死刑。
也就是说，出于“公正合法”的考虑，8个人不会被吊死在荒天野地的大树上。
就在霍靳斯法官宣布行刑日期的同时，对“司各勃洛9少年”的救援行动也在“南方”以外的全美各地部署、展开。
案子写到这一段，2001年“国立公共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司各勃洛——一出美国悲剧》的背景音乐中响起《国际歌》的旋律，旁白解说使用了这样的措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首先挺身而出为9少年声张正义的，竟是美国共产党。”该片曾获当年度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当时不为人知的是，“司各勃洛审判”期间，有两个共产党在亚拉巴马州的支部派了人每天到庭，并将庭审的详情及时上报中央委员会。
1931年4月9日晚，本案第一轮庭审结束后仅数小时，亚拉巴马州州长本杰明·米勒和法官阿尔弗莱德·霍靳斯分别收到一份一模一样的电报，电报发自美国共产党下属的“国际劳工辩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缩写ILD）：
我们要求死刑缓期执行，并要求予以充分的机会为本案的复审或上诉进行调查。我们要求允许我们的律师会见被告人及为他们辩护的权利。最为重要的，我们要求切实保障所有被告人的人身安全，使他们不致遭到秘密非法私刑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