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里安去世了。”安峥悲伤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封里安朋友写来的信递给我。我发现信是这样写的：“我是里安的朋友同时又是邻居，那天一大早我起身从里安的房门口经过，听到他好怕人的呻吟，那呻吟让我用力推开他的门。这时我看见里安一只手拿着画笔，一只手捂着胸，脸色苍白地蜷缩在墙角边；我一看情况不太好，就跑出来打电话找人和找急救车。可是万万没想到急救车赶到医生看了看说，他已经断气了。里安是把生命都献给绘画事业的人，他一直努力着要把中国画引到世界画坛上去；并为这理想而忘我地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读完信，我的双眼满含着泪水；我想客死异国他乡，他的魂一定在黑夜里向祖国向故乡飞来，我抬起头望着窗外，暮色中关于童年、关于银枪板巷的那个茶室、关于他父母早些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经历，一个一个向我涌来，我不知该怎么来安慰安峥。我有一个预感，安峥很快会再嫁人。
后来我送安峥到大街上，大街上正刮着一阵北风，北风扬起了地上的灰尘和纸屑；安峥招招手很快钻进了一辆夏利牌的士。我在风中继续往前走着，我感到一种孤独，一种从没有过的很累的感觉。它很强烈地控制着我，就好像一辆汽车突然驶到我面前一般。我觉得人生就像一部部的电影，我想起了许多电影如：《远山的呼唤》《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砂器》《人证》《望乡》《情人》等等。我在大街上缓缓走着，一抬头，看到一则广告霓虹灯招牌：
红墙咖啡吧
我忽然决定一个人坐咖啡吧，我走过去拉开茶色铝合金门，我一眼望去，咖啡吧不大，摆着一排排双人桌椅，里面光线很暗。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就来到我身边轻声问：“小姐，来杯茶还是咖啡？”
我说：“来杯咖啡。”
我的目光随意地在咖啡厅的每个角落游荡，我打量着一对一对的情侣，他们贴得很紧地坐着，声音很小地叽叽咕咕说着话，谁也听不清谁说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对情侣用惊奇的目光打量我，他们也许想女人独自坐咖啡吧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我端起咖啡，稍稍抿了一口，觉得很烫，又把杯子放下。这时我想起了巴黎的文人们大多是在咖啡吧里聚会的，咖啡吧成了他们作家沙龙的聚集地。而眼下我坐的这个咖啡吧，则是情侣们的世界。情侣们依偎在一起，脸上时不时地闪现出笑容，就好像河面上荡漾着一层层波浪一样。
后来我在红墙咖啡吧坐了半个多小时，咖啡吧里的轻音乐伴奏的萨克管曲子，非常优美动听。我走出来的时候，余音还在耳畔缭绕。
岁月真是一只飞翔的鸟，我在弥散着热气腾腾的餐桌前静静地怀想，内心爬满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不清我曾经恋爱过几次，或者一次也没有恋爱过。我望着餐桌玻璃下我那张在乡村插队时的照片，我便想起我插队的乡村，曾经是一片古战场的遗址。那时我常常望着远古的太阳，仿佛看到了笨重的木质战车坍塌的残骸仍然在慢慢燃烧，一堆堆焦糊的马革散发出难闻的恶臭；骸髅们将锈铜烂铁重新排列成崭新的兵器，像一队队待命出征的士兵。那种从久远年代渗透过来的历史血腥，早已变成一道不返的尘埃，变成一座荒芜的废墟。很难想象当初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人类的历史是多么的遥远多么的漫长啊！
我16岁如梦一般的少女时期在乡村插秧，确定了我今生今世如田野般绿色的希冀。我由衷地一遍遍感激那个年月给我的生命增添了难忘的一页。生命只有经过无数次的灾难与磨难，才能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富有诗意。
现在那个小乡村对我仍然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我曾经几次回乡村，在田野上转悠，那儿的空气散发无穷无尽的抑郁。那抑郁让人感受到历史的车轮毫不留情地将锈铜烂铁般坚固的伤痕镌刻在人们的脸上。我每次做梦都清晰地看见那些脸上刻着伤痕的人。他们有时昂着头颅、倔强地活着高贵得像个圣人。他们有时又脆弱、寒冷得像个小孩坐在窗口渴望阳光与温暖。我梦境里的人物就这样时常拥挤在我的大脑里，他们好像无家可归似地注定要走进我的小说。这时候家明就进入了我的思绪。他使我想起一开始就统治人、践踏人和鞭挞人的爱情。他使我想起那年岁末我们在一条河流的岸边，目睹结满冰凌的河面时，他坚定不移的声音就像钢锤掷在冰凌的河床上深深地陷进了河底。我被这声音宠爱得不能自己，纯洁地绚烂了整个腊梅花开的季节。这季节我们的智慧与想象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丝丝缕缕的情感关系终于穿越原始森林将羞涩剥离得如树叶般支离破碎。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世界后来随着气温的变化而慢慢下沉。毫无疑问，那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戏剧的日子，一想起来就使人感觉手脚冰凉。我想着已经流逝过去的事情，望着窗外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觉得大千世界犹如一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芸芸众生又有谁的心湖没有沉浮升降呢？就连我80多岁的老外婆，不也是两天高兴两天懊恼吗？当然我外婆比起我楼下的孙大妈要幸福多了。
孙大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却在三个儿子家轮流居住。她替他们做繁重的家务活，又吃着残羹冷炙。最后病倒了三个儿子谁也不愿意收留她。那一天，我亲眼目睹孙大妈被她儿子撑走了，她流着泪，步履维艰地手拿一个包裹；我望着孙大妈的背影，她仿佛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在风雨里徘徊心中有多少诉不尽的心酸事啊！后来她最终还是无法度过残留的余生，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夜晚，当她的儿子们正暖暖地睡在被窝里，幸福无比地做着爱，或者搂着女人已经沉沉地进入梦乡时；她就跳井死了。她死在郊区她三儿子庭园前的那口井里。世界为此又导演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世界其实天天都在导演悲伤的故事。人类实则上是一个最孤独的动物，无论尊贵与卑贱都将孤独地来又孤独地去。
现在我吃完午餐，收拾干净碗筷，就要去汽车东站小商品市场给外婆买礼物，外婆还有两天就要过81周岁的生日了。通常我们买东西总是喜欢去市场里买，杭州现在的市场可多啦！有四季青服装市场，茅廊巷食品市场，秋涛路面料市场，等等。我之所以选择汽车东站的小商品市场，其目的一半是想去看看在市场附近的严家弄。严家弄是我国一代文化巨匠夏衍的诞生地，他1900年10月30日就出生在这里。
这会儿我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里，找到一座两开间的木屋民居，青瓦红墙之间，悬挂着赵朴初的题匾“夏衍旧居”，分外引人注目。我拉开旧居的腰门、推启厚重的木门，我在这儿寻寻觅觅夏衍当年留下的足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首诗同样适合我的外婆。现在我该给外婆买什么礼物呢？我想来想去还是给外婆买了一把王星记扇子、两盒西湖藕粉、一袋龙井新茶；外婆虽然在香港生活几十年，可她终究是忘不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土特产的。
我让营业员用最美的包装纸包好这些礼品，我提着礼品一路上想，我要告诉外婆：“香港回归祖国只有24天了，您老再做一个梦的时间就到了，到时可别忘了分我一个红包。”
后来我骑自行车到母亲家，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里，高高兴兴提着礼品跑上楼去，我想给外婆一个惊喜。可我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开，奇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赶紧在自己的皮包里寻母亲家的钥匙，我很快取出钥匙打开门，可那场景让我恐怖得大叫一声，随即跑了出来。
外婆倒在血泊中，被人杀死了。
我打电话报了警，又打电话让父亲母亲从单位里回来；一会儿公安人员很快在现场拍照，母亲见外婆这残忍的死，伤心得晕了过去。
谁是凶手？
恐怖中的绝望与无助，使外婆挣扎着流完了最后一滴血。
外婆被人杀死了，外婆最终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天，就被人杀死了，谁是凶手？我望着外婆的尸体，望着居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痛哭了起来。这时公安人员对我说：“我们要努力破这个案子，要把被盗窃的东西追日来，并将罪犯捉拿归案。”
接连几天，我沉浸在惶惑之中，就像在一种幻觉中呆呆出神，周树森去哪儿啦？周树森的失踪使我心中充溢着难以名状的惆怅。我想去找他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我终于忍不住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在全国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县城里下了车，这里下车的人只有稀稀拉拉的十几个几乎全部是乡下旅客。乡下旅客用扁担挑着一大包一大包从城里买回去的商品，雾灰蒙蒙地弥漫了所有通向村庄的小路。
我的脚步迈上了雾中右边的一条小路，那小路周围聚集了田野、篱笆、房屋与坟墓。我在村西一间新盖的二层楼旅馆里住了下来。我告诉旅馆的老板娘我准备住两天，我要找一个在杭州失踪的人，他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因为他曾经常常与我提起这个村庄。
这天晚上当微风吹拂着树叶沙沙作响的时候，这个呈现在黑暗中的南方小村庄对我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我走上了村庄一条新铺的水泥小路，穿过一丛一丛的树林时。忽然听到一阵婴儿微弱的啼哭，我寻着这哭声走去，一个火球从地面窜上了半空，在火焰的照耀下，一个中年男人正从前边走来，他仿佛完成了一场葬仪，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当这个男人发现我时，就加快步子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村庄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延续至今，他会不会进行了一场谋杀？我借着火球燃烧下来的余晖，很想能寻找到一个被遗弃的婴儿。然而，这个糜集黑夜糜集恶梦的村庄，此刻显得那么的空空荡荡，一股弥漫在黑暗中的阴气令我很快逃回了旅馆。
第三天我告别这个小村庄时，我连周树森的影子都未见到；但我看见篱笆上晒着的一件黑衣，就像周树森的孤魂在空中吹拂着不尽的无奈，不尽的忧郁与不尽的冷漠情景。我伤感了。我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又徘徊了一阵，最后不得不将目光从篱笆、田野、房屋中移开，奔走在一条通向车站的泥泞小路。
后来，一路上汽车不断地颠簸，我身边的老太太每隔七。八分钟便问我：杭州到（口伐）？显然老太太是感到疲倦极了。老太太告诉我她是回杭州老家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牙齿几乎一颗也不剩了。我正想告诉老太太杭州的医院可以帮助她做一副假牙的时候，杭州到了。人们开始七忙八乱地取行李下车，这时老太太的儿子早已等候在车站门口了。
我最后一个提着旅行袋下车，我望着小别的杭州，穿过一条萧瑟的大街，在十字路口我想我还能到哪里去呢？哪里是我灵魂小憩的家园？我终于有点迷迷糊糊地在风儿拂起的阵阵尘埃中，带着西子湖朦胧的睡意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一回到家就看见邮递员从气窗里扔进来一大堆我的信件与杂志。从这些杂志与信件中，我一眼就看见周树森的来信；接着又看见那封来自美国旧金山的信，那信是让我去海那边的啊！我曾经是多么羡慕海那边的人那种漂泊流浪的岁月，可如今我真的要像他们那样了，我的心是多么的飞扬而激动。接着，我又拆开周树森的信，周树森这个漂泊流浪的男人，似乎让我看到了他遥远的呼唤，那呼唤使我觉得异样地亲切。那亲切是一种不言而喻。秘而不宣的交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心领神会、心到神知的默契与和谐。可是，当我后来把信读完，我的耳畔仿佛就响起机场的扩音器正在呼唤去日本的旅客，我好像看见周树森穿着黑色西装系上玫瑰红的领带；以忧虑的眼神在向我招手的一霎那间哽咽着我的心房。我知道周树森最终还是东渡日本去了，周树森东渡日本是不是去寻找那一束紫红色的玫瑰花呢？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流逝过去的初夏，我都不敢翻阅报刊、杂志；不敢打开电视机看新闻与电视节目。所有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都被我严密地关闭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足不出户，我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想：什么东西都容易死亡其中包括时间、痛苦与爱情，唯有梦幻永生不灭提起来一片温馨。看来，我还得继续做梦与幻想，还得继续重建我的精神家园。
后来不知道又过去了多少时间，我那部小说还没有结束的征兆；我无穷无尽的精神恍惚基于一种寻找，我在寻找什么呢？我说不清楚，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只觉得那种寻找就好像是一种灵魂的跋涉，一种精神的需求。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可我知道我将去海那边过一种漂泊流浪的岁月了，可我还知道所有漂泊流浪的人，都在寻找精神的家园。
1996年11月1日至
1997年3月2日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