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回到旅馆，天早已是幕色苍茫了。拖着疲倦的躯体将因海风而呕眶作响的窗子关紧，就独自躺到床上。这时候心已完全沉静了下来，黑暗中海风呼啸使我感到如此孤独又如此充实。而夜冗长绵软地把我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不能成寐。
终于，海的涛声又再一次地点燃我血液中的蓝；我梦游一般地爬起来，当我抓住笔的时候，我寻找已久的语言正好满溢而出。
达琳弹完钢琴，我们就在房间里捉迷藏，这样的游戏给达琳带来了不同一般的快乐，我真的没想到这样的娱乐能在一个人，甚至小孩身上激发出如此的狂喜和发自肺腑的幸福。瞧，她兴奋地大叫着，叫声发自原始的欢乐之泉，完全超乎了好玩的普通情感。她抓着我，把头埋在我的臂弯里，又是笑又是叫，直到笑出眼泪为止。
我打量她鹅蛋形的脸上两弯细长的眉毛下，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时地闪现出波光粼粼的光辉，与此同时一只小巧玲珑的笔直的鼻子显现出某种坚毅与刚强，这就是我的小达琳吗？她什么时候变得漂亮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靠在枕头上就着壁灯昏黄的光线细细地阅读。我的左边是熟睡的达琳，右边的床头柜上放着格里耶的《橡皮》和布托的《曾几何时》这两本书。我手头看的那本书破旧而肮脏，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内容深深地吸引我。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桩历史遗案。公元17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位操绍兴口音的中年男人走进杭州城门外的一家乡村客栈。这位中年男人叫做王阿根，王阿根与客栈老板是莫逆之交，王阿根匆匆地给老板一只洋铁匣子就上路了。他临走时对客栈老板说，假如我三年之内回不来你就撬开这个匣子，但你一定要等足三年，否则你很可能死于意外。客栈老板真的足足等了三年，这三年中他抗拒了无数诱惑，终于等到了满三年的那一个晚，他欣喜若狂地抱着铁匣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撬开锁时，发现里面只有一张信纸，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可客栈老板看不懂这些数字，他想这会不会是存放黄金的密码呢？于是他就请一位武林高手破译这些密码，结果事情泄露了出去，武林高手们为了得到这张密码仇仇杀杀了许多年，这实在是个大骗局。
我慵困倦怠地躺在床上，晨光穿透窗棂，透破习习浮动的白窗纱，洒在被子上。被子是紫罗兰的颜色，优雅、高贵地散发出一股女人独特的气质。我的身体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我把自己蜷缩了一夜的躯体，像晾衣服那样地展展平，然后翻个身又睡。这时母亲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牙齿咬得嘣嘣响地指责我为什么要辞职？她说这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哪，辞去公职将意味着你无依无靠；你拿什么来养自己和达琳呢？你已三十多岁了，许多疾病一不小心就会生发出来。比如：脑瘤、子宫癌、心脏病、肝炎等等。母亲的话让我恐怖得面色苍白，设想一个又穷又病一定要执著于写作的女人，躺倒在一间空屋子里；这一景象虽然不会让我万念俱灰，就此甘休，但也毕竟太凄凉了点。不过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与母亲的愿望总是背道而驰。
这会儿我的情绪很糟糕，我很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我打开通讯录查出山子的电话号码，我开始拨号。
“喂，山子在吗？”
“他调到外贸局去了。”汪非在电话里说。
我十分惊讶，怎么仅两个多月没见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到外贸局能干什么呢？莫非做生意？可他会做吗？
我又拨通了外贸局的电话，接话的人正是山子。山子说他只是想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活法，同时也想多赚一些钱讨个老婆。他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错，但我的感觉就不一样。我觉得他读了非常多非常深奥的书，他对人类前途抱有忧患，且富有探索与自我牺牲精神。他怎么就舍得放下灵魂深处的追求去做生意呢？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时，山子约我下午一时去西湖边的梦特丽酒吧聊聊。
梦特丽酒吧在西泠桥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里总是游人不断，酒吧就像镶嵌在桥畔的一个音符。我曾经在极其苦闷时，独自一人在梦特丽酒吧坐过两小时。我记得那里有一架意大利钢琴，弹钢琴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25岁左右的小姐。小姐灵活的手指弹奏出贝多芬、李斯特、肖邦的乐曲。顾客们通常沉浸在她弹奏的旋律之中，一边喝美酒、咖啡、一边轻轻地闲聊或独坐沉思。这时候现代都市带给他们的烦恼、忧虑和焦躁会暂时退却出去。
现在我手提一只黑色皮包，走在五月浓郁的绿荫丛中，一辆的士迎面而来停在我的身边，出租司机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上车；我有点过意不去地向他摇摇头。因为多年来我经久不衰地热爱走路，我总是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沉醉在自己的思想里。这会儿我路过一个剧院，我顺便看了看剧院门口的大幅广告，如果不是去赴约，我准能买张票去看一本电影的。电影对我来说非同寻常，无论国产片还是译制片，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会感动我，使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我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去看由三毛编剧林青霞主演的《滚滚红尘》时，我的魂魄就像悬挂在剧院的幕布上；身体在自行车上凭着惯性向前迅猛滑行。并无声地穿过两旁哗哗流动的人群，在某一处停下来放好车。我朝剧院的台阶走去，我的身旁布满了看电影的人，那些人中不乏衣着体面、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但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我不注意他们的动态；好像我与他们不在一个空间里。这感觉真有点像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的某些个镜头，那里面的人像木偶一样伫立不动。
我继续一边走一边想，我远远地望见梦特丽酒吧那颇具艺术特色的门面了；我的脚步变得慢慢地轻盈。我想酒吧将很快置我于一种旋律之中，这旋律在幽暗的灯光下会像无法解释的前景般令我迷惑。
此刻我走进梦特丽酒吧，我环视这间大约只有20平方米的小小酒吧厅，我正想找一个角落坐下来时，山子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地朝我走来，那神情颇有点春风得意。我们在靠钢琴旁的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地坐下来，服务员递过来两杯咖啡，山子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调到外贸局没多少时间就去了趟美国。他跑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夏威夷等十九个城市考察，并已喜欢生意场上那种具有挑战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商场如战场，也许男人在战场上才能更加体现出他们的英雄气概。
我静静地听山子叙述着商场上的风起云涌，我想一个人的物质享受和消耗实在是有限的，而事业的攀升却是无止境的。我不明白山子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些什么？难道知识与质量的较量时，力量竟会显得如此苍白？
我沉默无语，我在静静地听一支单音旋律，那旋律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忧伤，其声音质地焦黄、陈旧且易碎、恍若隔世。仿佛是遥远的中世纪某一位钢琴家充满古典情感的清寂哀惋之音。我想岁月真是如俊，如果很多地方都被炸弹一样的摇滚和一声声变得声嘶力竭的嚎叫替代了；而这清寂哀惋之音却让我感动不已，我想多坐一会儿，可这时山子身上响起了bp机的呼叫声。于是山子一边站起来去打电话，一边告诉我他的呼机号码。然而不到五分钟我搜索枯肠也已经记不起那个号码了。
“我要去国际大厦与外商洽谈一笔业务。”山子打完电话回来对我说。
我们一起走出了梦特丽酒吧厅，山子很快钻进一辆桑塔纳轿车走了。
我走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了18世纪德国诗哲赫尔德说过的话：“我们中的气息成为世界的图景，它是我们思想的形态和他人灵魂中的情感。在一丝流动的空气中寄托着人性的一切，那大地上的人所曾经思考过、意欲过、做过和将要去做的一切。如果这种神圣的气息还没有在我们周围吹拂，如果它不像一阙魔音般地回旋在我们唇边，我们就仍将在林中漫游漂泊。”
噢，漂泊是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人们在漂泊中把握生走向死；生与死有时就是盲目地耗竭着肉体和灵魂，把我们推向终极之光中黑暗的城堡。
我写长篇小说《色空界》的时候，往昔的记忆就越过重重时光滴落下来。我想起那年夏大楼下院子里的一棵老银杏树突然变黄了，满树的叶子像密密麻麻的黄色蝴蝶，散发出一种焦躁的气味。我每天傍晚抱着六个月的达琳，在院子里走动。银杏树上一树的姜黄在我眼前隐隐浮动平添了一种邪气，一种不吉祥的预兆？我就在那年夏天宫外孕大出血，差点送了性命。手术后我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我瘫痪似地躺在病床上，脑子里弥漫着纷乱的事情。但终因失血过多、苍白无力使那些脑子里混乱的事情归于短暂的寂灭。麻醉醒后，我忍受了巨大的疼痛。虽然我的身边很少有陪伴的人，可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顿悟到一个人的生命是绝对的孤独时，反倒觉得内心充实了。有一天我的邻床一位非常漂亮的29岁宫外孕病人，因大量出血抢救无效死去了。我很悲哀，我觉得那女人像木兰花的芳香一样消逝了。生命的过程难道就是如此？那天傍晚我拔掉了打了多日的点滴，走到病房的阳台上；我望着夕阳、望着楼下夏季黄昏的柔风在湿漉漉的砾石小径上蜿蜒爬行，望着被夕阳染红的斜土坡上闪烁着绿色的青草；我想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夏夜啊！我十分庆幸我还活着。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不能枉费了自己的生命在世上白白走一趟。
现在我一边写着我的长篇小说，一边听着帕尔曼的一组提琴曲。我非常喜欢帕尔曼，为了亲眼目睹帕尔曼的风彩，我曾坐火车去上海看帕尔曼。
其实帕尔曼和梅塔的唱片，我早些年已经听过。那声音的奇妙足以淹没一切空洞的巢穴，驱逐一切的孤寂。他时而像一个激情洋溢的旅人，面对深山大谷吟诵无题的诗篇，时而又像一个悲伤的艺术家，在夜色中叹息如烟云飘绕的不幸。这是一种什么样声音？
那天在阳光明媚的市府礼堂门前，我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然而，长长的队伍使其价格昂贵的门票也显得极为紧张。我正在绝望时刻，忽然遇到一位友人得到了珍贵的票子。尽管票子的座位已在最后一排了，但通过望远镜我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帕尔曼激扬的表情。甚至还看到他琴弓在四根银弦上轻盈起落，手指在黑色的弦板上跳动时，完全沉浸在古老的旋律之中，时而微阖双眼陷人冥想，时而睁开眼睛遥望远方的那种自然叩动艺术之宫的功力。那功力使整个礼堂万籁俱寂，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一种声音。这一种声音又近乎天籁般地在空中回旋，使所有聚精会神的心灵为之颤抖。
人们绝对没想到中国国歌会被他演奏得那么好听，这真是一种美妙的境界，使你不得不感觉到他的灵魂和肉体，乃至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都和他超人的演奏技巧所震荡出来的旋律融合为一体了。尤其是与他演奏技巧一样震撼人心的：他双腿残疾不要人帮助，极其艰难地上场下场，使旋律更增添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和意义。
后来我回杭州还一直沉浸在帕尔曼的旋律之中，那种旋律产生的境界令我陶醉。于是我便想全国卡拉ok厅林立，标准音乐厅却少得可怜，就像我们杭州这样的旅游城市，刚刚才只有一具标准的音乐厅，这多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电话铃响了。是里安的妻子安峥打来的，她说她有事要来我家里，我想那是一件什么事呢？我赶紧去厨房烧水，以便她一到就可以给她沏茶。但就在我烧水的当儿，我想起里安临去巴黎前约我在湖畔的一次聚会。那时我们在湖畔的最僻静处，在月光朦胧中，我们看见高耸的法国梧桐树和榆树，在起伏地伸展绿色枝叶，我们就在这枝叶下聊着天。一会儿他问我：“你会唱《三套车》吗？”我说：“不太会。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人们站在空旷、寂寥的冰原上唱时，确实是很感动人心的。”
后来他从裤袋里掏出一管口琴，他的口琴吹得很好。霎时，那种辽阔洁白的画面，展现在我眼前；我说不清是伤感还是苦涩，我情不自禁地随着他的口琴节奏，轻轻地唱着：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伤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
于是，歌声中那股来自俄罗斯民族的忧郁，悲枪的潜流在我们血液中缓缓流动；我们被这首浑厚且低沉的曲调感染着，回嚼起往昔的坑洼坎坷，以及对茫茫前景的微微喟叹。一曲终了，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感觉那三套车在遥遥行程中的生命底蕴，无不让人心神驰骋，思绪联翩。
安峥来了。
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像在悼唁谁似的。我说：“喝茶吧！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