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什么人在访问章子怡，章子怡的回答是：我就是做好每一天（大意）。这一句话的背后，是每一天付出的艰辛！机会就在每一天！
每个人都会这一天那一天遇到不快甚或不幸。譬如爱情鸟飞走了，譬如麻烦事又来了。电视剧里的人，过去一不开心就往床上一趴大哭，现在又都往酒吧一坐狂饮。其实排解压力或不开心的办法很多。做好每一天的本身，同时也就在排解压力，甚至没有时间不开心。也就每天都有成就感。也就会成为一个人物。你怎么就认为你不会成为一个人物？你真的不认为你是个人物？你是不是做好每一天了？那么你也人物，我也人物。其实你就是人物！
足球贝
什么足球贝？是世界杯！足球的天空是雄性的总汇，别来这里怪怪地说什么足球贝，女人看足球，拜托别把越位说成越轨。
可是我想说，你看过贝利的足球吗？在北京的足球场上看贝利的足球！不好意思，在下我看过。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没有东西可看的年代。只有球。篮球还是那个篮球，足球还是那个足球。京城只要有球赛，我什么都看。足球、手球、篮球、排球、冰球、羽毛球、乒乓球。有一次从工人体育场看完足球独自上了公共汽车，一车满满的大男人，我突然发现只有我一个不是男的。其实，未必我多么爱球赛，更未必我多么爱足球。如果说世界杯是男人4年一次的宣泄，那么那时，所有的球都是我的宣泄一种被压抑的对激情对创造对艺术对美好的神往。对！艺术！于是就记住了贝利。
贝利在球场，球就长在了贝利的脚上。贝利不是在踢球，在这里，一个踢字显得多么粗糙。贝利那是一种艺术体操，一种玩转足球的艺术体操。球在他脚上盘旋，脚在那球上缱绻。那是球与脚的相见欢，那是脚与球的生死恋。贝利进球1283个。但是看贝利，不是看他进球，而是感受美的峰巅和生的礼赞。当此之时，不需要啤酒，不需要交谈，而需要穿礼服着正装，进入艺术的殿堂。贝利就是足球，就是足球的别名。天津有个泥人张，世界有个足球贝。
现在又有一个出神入化的球王罗纳尔，迪尼奥。他的桑巴脚法，直叫人想起他的前辈贝利。而且，不觉得这两位巴西骄子长得很像么？讲足球怎么讲起形象了？
不好意思，我是女人
牛奶箱和梧桐树
我嘴里嚼着上海五香豆，心里想到上海杜月笙。嚼五香豆，只是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的作文秘笈是：大吃大喝。喝咖啡并吃下各种手边有的零食。所以别人熬夜易痩，我是越熬越胖。从我有记忆起，就天天看到属于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一所大房子。房子的一个门在东湖路，一个门在新乐路。后来改做东湖宾馆。新乐路是一条上海法租界常见的窄窄的小马路，两边簇拥着我亲爱的梧桐树。大房子新乐路门的斜对面，有一栋小洋楼。那三楼窗口上，趴着一个小女孩，看着马路对面，记住了杜月笙这三个字。
那小女孩就是我。20世纪50年代时，杜月笙这所房子改成市委招待所。陈毅市长常常住在里边，常常派小车来接我弟弟祖德去下围棋。那时候互通信息的手段太少，七八岁的祖德从来不善表达，陈毅市长也不知道我家就在马路对面。后来，70年代末北京出版社一位编辑来沪出差，突然想看我，又不记得我家门牌号。他走到新乐路，心想问我人家不知道，问陈袓德家在哪儿或许有人会知道。果然一问就有牧童笑指杏花村。原因还是在50年代一常常有一辆小轿车停我家楼下。在那个年代，一辆小轿车，是足以引得满街尽知的。
新乐路的街角是襄阳公园。公园前有一个小书亭，我常常在书亭前一站半天地看书。书亭里的老伯伯从不阻拦我取书阅读。我到老大老大的时候，我到今年去上海的时候，在街上看到维持交通的退休工人老伯伯，还是涌涌着一种难言的亲切。
那时我有一个心愿：买下全世界的童话书。因为，我以为全世界的书都在这个小书亭里了。
不查护照不要绿卡的地方
从我家西南的杜月笙的房子，到我家东南的襄阳公园小书亭，几乎就是我的全部世界了。我家那楼进门处楼梯角上，有个木制牛奶箱。楼门是不锁的，邮递员把报就放在那个牛奶箱上边。我每次取了报，就顺着木楼梯奔上楼，喊着报纸来了！我讲的报纸，就是《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难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报纸？还有《纽约时报》《泰晤士报》？
我想，牛奶箱上的报纸，一定如牛奶箱里的牛奶，每天一份伴着每天半磅，一起进人了我的身体。
从我认字或半认字就开始读《文汇报》。我不会记得我读了多少文字，同样我也不会记得后来我给《文汇报》（包括《文汇月刊》）写过多少文字。刚才《文汇报》的刘绪源和周玉明在电话里和我说起我从1980年开始在《文汇报》发表的这篇那篇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是有那篇这篇。《文汇报》于我是什么呢？是楼下的牛奶箱，是窗前的梧桐树，是对面的杜月笙那有故事的房子，还是公园前的小书亭？
我不可能说出我一共喝了多少磅牛奶，不可能量化我和牛奶的关系。我也不可能量化我和《文汇报》的情缘。我只是想，读《文汇报》的文字与给《文汇报》写文字，这一切的自然天成，如同法租界上自然要长法国梧桐，陈毅市长自然要住进杜月笙的房子。
1980年的10月1日还是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大约不多天，我在北京家中打开《文汇报》，吃惊地看到这篇文章整版登在《文汇报》上。粗大黑体字的通栏大标题下边还是上边，有一个醒目的编者按。我写这篇文章，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甚至觉得人家很可能不发。因为不自觉地用了不少怪怪的手法。譬如意识流、蒙太奇、相声。写完我想，这是报告文学吗？我是9月23日给《人民日报》的，24日上午就接到电话说文艺部都通过了，要在国庆节发。这是我的第六篇报告文学，是我以为不像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人家那么快发我挺高兴。只是从小看《文汇报》长大，完全没有意识到《人民日报》的重要。《文汇报》一转载，我才想，这文章写好了？
于是知道了当时《文汇报》的主编马达。1981年，《文汇报》请我去讲一次。我那时实在是个小八蜡子（上海话：小东西）。走进《文汇报》会议室，一屋子的名编、名记、前辈。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叫郑重的前辈。现在想来，在这么一屋子大家前，我怎么敢讲话呢？而且，记忆中，好像也没怎么紧张。或许，《文汇报》原本就是我楼下的牛奶箱，我窗前的梧桐树？
我在1980年年底因多处要我，我倒想还是在我当时工作的文化馆蛮好。但有关领导还是把我调出文化馆专门写作，等手续办完便入北京作协。这，是因了首发我那第六篇报告文学的《人民日报》。当然也因了倾情推荐的《文汇报》。
小平南巡的第六天，我也赶到深圳，然后把我独自南巡的种种写了一个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不要问，我又到底是从哪里来，这一切，我自己又哪里说得清。我只是把我的脚走到的，我的眼睛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对着我娘家的《文汇报》兴奋地絮絮叨叨。《文汇报》是看着我长大的。最能听懂我的不大有伦次更不能量化的语言。我想，这是小平南巡后最快的一篇写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了。
我为同一个地方写三次报告文学的，只有一处：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公司。第三次写的，是攀钢已退休几年的前总经理。报纸的新闻性是很强的。一个不在位也没有什么新闻的人，报纸能欢迎这样的文章？但他的事迹太打动我了。他叫我想起一首实在不相干的志愿军老歌：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他没有拿过枪，他把他可能做到的事，做到了最好、太好，当袓国需要的时候！
《文汇报》的笔会，又以大大的标题打出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刚才笔会的周玉明提醒我这篇文章得了什么奖。我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文汇报》一直不厌其烦地听我絮叨。记得发我这篇稿和很多稿的编辑桂国强。
《文汇报》办过一本《文汇月刊》，在20世纪80年代很有影响。1981年国庆节我突然决定去兰州采访。到了兰州火车站已是晚上11点。一出车站黑压压的才觉得怕了。不知该住何处。只好返回火车厢，找到列车员，希望他能让我在停在车站的车厢里睡一晚。他说他知道我叫陈祖芬，因为他一直看《文汇月刊》的。这晚我真感激《文汇月刊》
使我有了一个栖身之处。第二天早晨醒来，推开车厢门，怎么，门外没有了火车站，没有了火车，只有我这一节车厢，被扔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轨道上，天苍苍，地茫茫，我这是在何方？
我拎起旅行包急急下了车厢，我想，我想顺着铁轨走，总能走到兰州。
1981年我写了11篇报告文学，除很少几篇给了《人民文学》和《北京文学》等，其余都给了《文汇月刊》。90年代初《文汇月刊》不办了。1990年第3期，是最后一期。月刊的编辑罗达成，说最后一期也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一定要我一篇报告文学。我当时采访后气管炎很严重，天天咳到凌晨5点才能入睡。有一次罗达成又来电催稿。我说我快死了。罗达成说：你死也要把稿子交出来！罗达成并不知道我咳成什么样，而且我和他太熟，这种语言只是友情和信任的一种变奏。我楼里一位女士会打针，我让她每天来我家给我输液，里边放上10针青霉素。我是医盲，只是希望大量进药把病止住好写文章。梦溪看我咳得要死，不让我写了。我把采访笔记和稿子藏在枕头下。他一出门，我就左手输着液，右手接着写。一个月下来，大量青霉素人体，咳嗽一点不减轻。写到最后一个句号，是凌晨四五点。
那夜梦溪一直陪着，怕我身体顶不下去，帮我把全稿改完一一我所有的稿，只有这一篇是他动了笔的。我对梦溪说：我现在可以死了。
没想到的是，稿子改完，我不仅没有死，而且咳嗽开始减轻了，稀落了。
这篇4.5万字的稿，终于在《文汇月刊》终结号的头条刊出了。《文汇报》的一代代、一任任、一个个编辑，和他们讲话，讲普通话时免不了转成上海话，讲上海话时又免不了转成普通话。两个频道切换自如，这种快感！我们之间，可能多少时间不通一个电话多少年也不见，上海人相交，相对地淡如水。但是一见面，就是娘家人，娘家的如水君子。
去年是《文汇报》的笔会和《新民晚报》成立60周年。他们来京召开一个座谈会。又见到周玉明我的南瓜妹妹。玉明的满腔热忱，自是像红红的南瓜。有一次她来我家，我俩见面开闸，说不完的话。我连水都忘了倒。桌上有一个大大的碗，碗里是两截吃剩的玉米和煮玉米的水。她说：我可以吃这两截玉米吗？我说可以呀！她呼呼全吃了。又问：我可以喝玉米水吗？我说可以呀。她端起大碗呼呼地把水全喝了。吃罢喝罢底气足了，她激动地讲起她采访的一件事。讲得直抹泪，又连连擤鼻涕。把擤鼻涕的面巾纸正好又装满那玉米碗。
去年周玉明被评上《文汇报》首席记者。我的南瓜妹妹，16岁进《文汇报》。如果她少一份激情，如果她少一份坚持，都走不到今天。尤其是，如果没有《文汇报》，不会有她的今天。
那个60周年的会上，报社请来的宾客大多远超过了60周岁。吴冠中、吴小如、苗子、郁风、范敬宜、柳鸣九、黄宗江、袁鹰、方成……王蒙和邵燕祥，几乎是小青年了。我望着我只能望其项背的一位位前辈，沧桑而温文，睿智而单纯，绚烂而浑成，独行而忠诚。我突然觉得，他们就是《文汇报》！
我一直以为自小就读《文汇报》，熟悉牛奶箱上的这份报纸，一如熟悉牛奶箱里的光明牛奶。但毕竟，我以前太小了。但毕竟，我曾经太傻了。此时面对坐在我面前的《文汇报》，我心里涌涌着难言的感动！
《文汇报》已经70岁了。笔会要我写与报纸的情缘。我说写1000字吧，没有想到又絮叨上了。好像，不觉得是为《文汇报》文字，而只是时光倒流写自己。写我的几十年，1000字能写得下吗？你说呢，刘绪源？
另外，对老作者能不能奖励一点五香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