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文学二十八个原理，我没有印象。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我读得不多，不过我以为不管有多少条原理，关键是站在怎样的高度上，当然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总是有益的。拉杂说了这么多，还请多批评。
顺祝一切大好！
梁生灵
2008年10月5日草
10月11日修改
魏先生：
你好！
来信收到。感谢你点评我的诗。
你说到的诗篇确是比较好的。不过说实在，我不认为长诗与短诗有高下之分，诗人可能有所善长，但写好一首短诗决不比写好一首长诗容易。一首诗的高度不在长短，也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不在思想的深邃，而是在读者内心的深度。我们与语言思维、与语言思维偏向、与诗法较劲，就是要解决从语言的总体把握到诗语言的具体实践问题，就是要透视和顺应内心的肌理，入得更深，因为这个深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当然，现在能写出长诗或读得下长诗的人，都令我敬重，我也为不能读诗或者不读诗，甚至读不下诗的人感到惋惜。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来谈诗，尽管自己写得不怎么样。其实，现在大家谈诗很多都不是在同一认知的平台上，比如说写什么、怎么写，有人说这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写才是关键。但我细想一下，这为什么写不就是写什么题下的一个功利性问题吗？就像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命？有的人能回答，有的人需要回答，有的人没必要回答，而我们往往被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所困扰，甚至用写阴暗、苦难还是写光明、幸福来判别诗歌的本质特性或真伪，来判定诗歌的高下。其实，写什么、为什么写是诗歌的宽度问题，具有时代性，但它不是诗歌之本，诗歌之本是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这是诗歌的长度问题，具有延续、发展的历史性。我最不得要领的是现代汉语诗歌怎么写这个长度问题，读越多写越多越糊涂，因此，才有了语言本体的思考，才有了语言思维与语言思维偏向的思考，才有了汉语诗法与西语诗法的比较。可是，语言思维问题是人类的根本性问题，要讲明白实在很难，但你不妨从自己的语言思维过程来体验，你可以尝试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用脑子思考，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肌体感触，这样对语言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之所以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做比较（间接的），一是它们都源远流长；二是它们有明显的感性与理性偏向，书面语言有音、形、义，汉语偏于形义，西语偏于音义；三是西语近现代对汉语影响很大，各方面的比较已为人所熟知。我相信西方能先进入现代，与西语思维偏向有直接关系，说西语思维的理性元素催生了中国的现代也不为过，当然，没有西方中国照样进入现代，只是时间可能要往后挪一些了。你说非洲一些国家使用法语为什么仍很落后？非洲很多国家物质贫乏、落后是现实，但未必精神也贫乏、落后。物质的贫乏落后跟自然条件恶劣是有一定关系的，这里不需讨论，我要说的是使用法语的非法语民族，他们的语言未必就是法语思维偏向。语言思维偏向是由内在语言中的语言生成系统决定的，语言生成系统存在于人的头脑，它生成的语言会变成语言记忆，抽象思想转变为具体思想，语言记忆可以向外表现为外在语言，这些外在语言中的具体思想是带有抽象思想的理性元素和感性元素的，因此，它们不仅让人明白这些外在语言的意义是什么，还让人受到思想上的影响，但它们不能决定语言思维偏向。如果是非法语民族，非洲有关国家使用的法语实际上是外在语言，它可以影响非法语民族的语言思维偏向，但不能起决定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一种语言思维偏向的形成是漫长的，而且应该是在不自觉之中形成，因此语言思维偏向根深蒂固，它有比较一贯的发展脉络，不是后来谁一用谁就有效的妙方。法语思维偏向也是具有积极与消极两重性的，使用法语的效果未必都是积极的。我国文革带来的病状，实际就是西语思维与汉语思维中消极因素极度放大的结果。此所谓成也西方败也西方。
这里说的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与人们把语言区分为大语言与话语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语言本体观突出了语言与文化的转换关系：语言走向存在的时候，它表现为文化；文化走向意识的时候，它表现为语言。文化是现实化的信息，语言是信息化的现实。这里的现实与西方符号化中已经没有了本质可言的现实是不同的；这里的信息则表明了语言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语言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因此，在语言的世界里，不是符号化、代码化，而是信息化，是双向的流动。有人说现代汉语是一种欧化的语言，就书面语言来说有这个特征，但现代汉语与西语的交流还必须通过翻译，而这种翻译就是同化的一部分。西语的词汇（包括器物）、规范等等，对于汉语来说只是一种文化信息，它必须同化为汉语文化信息才能成为汉语的外在语言（实际上这也是从个体到整体的过程），外在语言进入语言记忆，反作用于语言生成，语言生成系统就有可能在外在语言的影响下生成新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表述为“科学”，而不是Scince。
我很赞赏高玉先生关于现代汉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论点。但他很多的论据似是而非令人难以信服，比如：他把语言划分为可以截然分开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两个层面，但不能说明这两个层面各自怎么来的；他认为古代白话没有思想性，但不能说明没有思想性的白话是通过什么进行交流的；他认为现代汉语虽是汉语方式，本质却是西方的，但不能说明西语的本质为什么能表现为西语方式和汉语方式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他认为中西思想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就是两套语言系统中思想词汇的差异，即思想术语、概念、范畴的根本不同，认为现代汉语因为有了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根本的思想词汇而形成与西语相同的思想体系，但不能说明这些词汇怎么样产生，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词汇的理解仍然与西方有很大差距，甚至根本不同，也不能说明在现代汉语系统内，为什么文革前后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词汇，等等。这里的原因我以为他在为论点找论据，而不是从大量的论据中得出论点。总之，他把语言的现象当做本质，把部分当做整体，甚至随意地割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得出古代汉语（他指的是文言）决定古代思想体系，古代白话没有思想性等等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汉语思维偏向决定着古代汉语，也决定着现代汉语，汉语思维偏向的发展决定着我国不同时代的思想词汇。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都能传达一种独特的思想，官方规范的语言是这样，民间不规划的语言也是这样（实际上它也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官方规范的语言是以民间不规范的语言为基础的，离开这个基础，它就成为空中楼阁，也毫无思想性可言，而且它往往落后于其他外在语言和内在语言，如现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的文化词汇就很难涵盖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内容。可以说，高玉先生的语言观远未到达语言本体的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