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先生：
你好！收到你的信很高兴，谢谢你的肯定，因为你是个很有想法的人，这就很难得了。
我把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整理出来，目的是与诗友交流，同时也是为自己的文本创作提供比较明确的方向。因此，希望能见到你的修改意见。当然，我只是谈了汉语诗歌的一些核心问题，汉语诗歌还有很多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诗歌的语言节奏问题就很重要（知道你对此是有较深入研究的），自由体诗没有了近体诗的格律束缚，诗人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了，可以更好地体现以意为主的要求了：就是语言节奏应该契合内心情意的律动，做到外在节奏与内在旋律浑然一体、圆融天成。如果我们把节奏弄好了，再把常用常新的意象弄好了，我们超越传统就有了可能。弄好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把汉语新诗的语言打磨得像玉一样透亮，像钻石一样闪耀，这样新的高峰就会出现。因此，自由体诗的语言节奏是没必要统一的，也不可能统一，这种语言节奏与诗意的合拍，只能靠诗人的真情来把握。这当然会难倒很多人，能到达巅峰的人不会很多。当然，这里说的语言节奏即诗的外在节奏，应该包括外形式与内形式，外形式主要是音节、音韵等，内形式则是外形式组合形成的一种语调、气脉，如同人的呼吸、脉搏。实际上，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放在音乐性里面来研究可能更好，外在节奏应该是形式上的音乐性，内在旋律则是意义上的音乐性。意象化与音乐性的和谐统一，应该是诗区别于文的本质，特别是汉语诗歌。我的那几个观点，有创作中的思考，但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从古今中外大量的诗歌文本和诗学理论中（当然也不仅仅诗学）获得的感受，当中有许多诗人、学者包括不少博士、博导的智慧，但我的集合能力很有限，而且基本是用我自己的话说出来的，肯定不能十分有效地展现出它们的力量。不过这样用诗话的方式谈谈会轻松一些。如果要撰写水准较高的论文，当然就不能这么随意了，不仅要顾及语法、修辞的正当性，还要根据不同的主旨和学科方向选好题，去除庞杂，这里谈的可能就不止一两篇了，而论证论据材料可能要补充几倍甚至上十倍的内容，还需要对一些现象或观点进行更严密的逻辑分析，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做到概念清晰、术语规范、逻辑严密，具备论文最基本的一些要素，甚至要构架好篇章结构，等等。我看到很多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这样一本本专著。但作为写诗的人，无论从传统从异域，或者从某个学科某种理论中寻求力量，需要的都是积极的力量。
那么，什么才是推动汉语新诗进步的积极力量呢？这需要很好的鉴别眼力，同时需要自觉地实践检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任何理论或观点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实践者要有足够的警醒，这就需要消化才能吸收。比如对于解构，我们有人可能把它仅仅理解为破坏、消解、颠覆等这样的意义，但这样的理解可能是致命的。在西方解构实际上是为新的学术理论争取合法性的一种策略，目的是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站立起来，因此，它的本质实际是建构。人们常说西方后学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可能吗？逻各斯的核心是西方语言，解构逻各斯意味着解构这个西方人赖以生存的庞大的语言系统，除非换掉西方语言，还不成，还要换掉由于语言思维长期发展形成了习惯的脑袋，这是明知不可能而为之，为什么？这根源还是在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和西方快的文化节奏上，这个文化观和快节奏，使西方文化系统生成许多片面性并不断地被否定，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德里达们也不例外，他们的解构也不过是从一种阐释走向另一种阐释而已，这当然地体现了自现代以来，西方语言思维偏向发展中的感性向摆动。其实，从总体来说尽管新的建构从新的角度看问题更深刻、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但如果不融入强大的传统根本无法转动。我们有人把《现代文学馆》这首诗看成是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但你读了这首诗却看不出它有什么新的建构，倒是让人感觉他拿起一盆脏水，想扣给人家却反扣在自己头上一样可笑。这种对解构的理解，怎么可能把解构这样一种创新性的、超常规的批评策略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呢！
掌握了诗法也可以看到我们理解解构的浅薄。人们常说杨炼的大雁塔诗被韩东的同题诗解构掉了。实际上，在写什么上它们抒发的情感各有偏向各有所托，谈不上解构；而在怎么写上，只要用诗法一观照就会发现：杨炼的大雁塔是诗性建构，而韩东的大雁塔是现实建构或称文辞建构，两件作品根本就不在同一层次上，要说解构只能是自己解构自己。当然，有人会说让时间来检验吧。是要检验的，但有时候付出的时间代价可能就太大了。掌握了诗法也可以解决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最近在一篇访谈文章上看到杨炼有这样的说法（大意）：一首中文诗可以当作三首诗来读，即形、音、意三种。如果说从三个方面来分别解读是无可置疑的，但把三个方面割裂开来，就有把汉语诗歌庸俗化之嫌了。当然，诗歌的神秘化，甚至玄学化也是不足取的。诗歌要做到深入浅出很难，但诗歌离不开人的真情实感，是可写可读的。
你的诗语言很美，也不失张力，可见你对诗歌语言具有很强的掌控能力。看得出你受西方哲学、美学、诗学等影响很大，思维里有很强的思辨性，并可能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可能会消弱你对汉语诗歌的鉴别能力。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形成了你对刘以林诗的看法，当然你的看法并不是都不对。我之所以有那样的评价，其一是刘以林的新自由体诗理论在汉语思维、汉语诗法的架构下是可以有效展开的；其二是相对于现在常见的自由体诗来说，我看到刘以林诗有许多新的东西，比如他的诗歌语言是站在一种新的位置上的，这种语言组合很独特，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比如他营构了大量的抽象意象，这在汉语新诗中是少有的，比如他的诗开始形成了像—不像（不像+像）—像等等这样一种升华的理想结构，比如他的写作方向由里及表，就是采取直入本质的入诗方式，这与你着力于诗的首句实际上是相通的。这一点对于写短诗尤其重要，它不仅可以让诗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平台上，为最后的提升提供可能，同时，它省去了非诗的铺垫，腾出手来拉开提升的空间，使诗的高度有可能提得更高。去年我看到一首37行的诗，用了23行才进入正题，实际上这23行要是以不像因素放在结构中作为拉开距离之用，五行六行就可以解决了。而目前这样的诗并不少，且自以为是，如此也可以看出汉语新诗长时间没有什么改宽的原因了。你感觉刘以林诗很一般可能正好是我说他的诗趋于成熟的理由，我手上有他三本诗，到了这本《大匠之歌》，感觉他已开始进入深入浅出的佳境。我曾对其中的《佛与悟》、《青蛙》这两首诗进行解读，这两首诗表面上看是很一般的，《青蛙》写的是青蛙冬眠到蛰醒的过程，《佛与悟》也似乎在写对佛有所悟而已。但你只要细细品读，就会感觉不一般，而且可能一次比一次感觉好。《青蛙》中他把青蛙死寂、黑色的冬眠写成了灵动、发亮的冬眠，这就让人值得去品味意象所要表达的诗意了；《佛与悟》中他用字、米与世界、宇宙等作远距离的相衬对比和链接，让人感到了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多大的跨越啊。更可贵的是这两首诗的诗意是通过意象化传达的，充分体现了汉语思维与汉语诗法。当然，如你所说，刘以林诗还有很多不足，比如对虚词的锤炼不够；由于有高度集中写作的习惯，大量的短诗在短时间内写下来，对诗的提炼还欠精到；而由于语言的新组合以及意象的创新，诗歌语言的外在节奏与内在旋律还不够紧密，读起来常有生硬的感觉，缺乏文学味，等等。但我认为他的诗方向是正确的。
所谓的朦胧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对汉语新诗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也确实有一些好诗，但总体上艺术成就并不高，这是因为其先锋诗人没有创造经典的足够的力量储备，不过，从他们的诗中倒可以看到一些古典诗歌的质素，这已为传承传统提供了可能性，只是后来的诗潮扰乱了这种步伐。
我认为你对《阿Q正传》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也是有道理的。当然，作为新文学经典，它们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性、开创性上，当时语言、技艺还在草创阶段，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自然粗糙一些，这不是进化论，而是事实。我想，诗歌也会存在这种情况。话拉得长了。
顺祝笔丰！万事如意！
梁生灵
2008年9月1日
魏先生：
你好！谢谢你来信。与你探讨很有收获，很乐意继续交流学习。
除了生命问题，人类大概没有比语言更根本的问题了，而实际上人类的生命与语言是融为一体的。从语言本体的新高度去观照（这里说的语言本体不是其本身，而是一种命题，是对本体的一种认知水平），你甚至会看到原来以为逻辑严谨的哲学问题，其实常常捉襟见肘。从人的主体立场去看世界，具有客观与主观两重性，把人也放进世界里作为客体的一部分进行观照，人的主观也是客观的，这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我认为，语言思维造就了人类。有人会说，应该说是劳动造就了人类。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劳动呢？劳动也是一种语言啊！而人类灿烂多彩的文化又怎样形成？当然是语言思维偏向的功劳。语言思维偏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可能与人的进化与基因的演变有关，更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有关，可能就这么简单也可能就这么复杂，但没有语言文字此类载体很难做精确的论证。有人就根据发现较早的文字考证了赋比兴的渊源：赋是祭品；比是一男一女性舞，是异性交媾的前奏，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也难怪，我们上一代不少人总是把男女在一起跳舞看做不怎么正经的事儿；兴是举着祭物的集体舞，是人通过物与神交流。而在这个时候汉语思维偏向可能早已形成，语言思维偏向可能很难如此有根有据地进行考证。也可以说语言学本身难以解决语言的本源问题，只能从诸如哲学、逻辑学或超语言学来把握，但由于认知的局限，哲学、逻辑学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总体把握和具体实践都存在着困境。
没有源头的考证（也许以后的基因等科学可以逐渐揭示或部分揭示），虽然很难做科学的论证，但还是可以从现象入手进行追根溯源的思考的。我不揣浅陋，在这里说出思考后的大体看法。现在的语言观还没有达到对语言的总体性把握，即使现代西方从各个方面对语言本体作了深入的思考、揭示，如“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说”、“P说P”、索绪尔的内部语言、巴依的外部语言，等等，也还只是盲人摸象，对语言整体的认知还不清晰，都没有达到总体性把握的高度。当然，人们对语言本体的把握、对语言本原的追溯只能达到认知的最大限度，就算是总体性把握也不等于进入了本体、见到了本原。但只要达到总体性把握的高度，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语言认识的片面性，而只有这种总体性把握，才有可能将最大限度的抽象与无限的具体连接起来。索绪尔的系统语言说有很高的总体把握价值，但它引向的却是类似语言（民族）与言语（个体）的分裂（尽管他的概念与符号是其本质的整体语言也类似语言记忆）。维特根斯坦的“P说P”已经深入语言思维，遗憾他追寻的仅仅是逻辑关系。此后的语言学说（包括叙事学、阐释学、超语言学等）更是重在语言运用与理解的具体分析上。
我感觉海德格尔离总体性把握已不远，只是他举的不是知性的灯，看不清“说”“话”里有外在语言与内在语言的身影（现在国外设计出了能用人的意念控制的机器人，外在语言与内在语言的可靠性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他又规定不能用知识言说“存在”，自然“说”“话”就只能飘荡在黑暗之中了。但是，他的“存在论”是很有启发的（它实质是另一种知识论，要不然他根本无法言说他的“存在”）。我相信他的“存在”，但更相信知识。我说的语言思维包含了对语言的一种认知，对汉语思维与西语思维差异的观照，是从偏向这个最根本的内质来把握的，与美国学者卡普兰简单把汉语思维绘制成圆形，把英语思维绘制成直线显然有区别。偏向是宏观把握，圆形与直线形是微观分析，是偏向下的一个视角。我认为，语言与思维是无法分开的，语言应该有外在语言与内在语言两部分，简单地说就是体语与心语，但实际又远比这复杂，比如画家画山水画，内心（人脑）有山水语，是内在语言，这是画家以外的人看不到感受不到的，而画家画出的山水画则是外在语言，通过这一外在语言，画家以外的人不仅能看到，还可以从中感受到画与画家的内在语言、画与现实山水景物的联系。因此，外在语言远远不止声音、动作、眼神、表情、文字，甚至口语、书面语这些。而内在语言则应至少有语言记忆和语言生成（我只能这么组词）两部分，语言记忆当然不止记忆及默语（或心理活动、思想），它还应是内外语言相联系的层面并反作用于语言生成，并与语言生成有思维上更紧密的互渗；语言生成则是语言的核心，这个核心应该是感物智能与组合慧能最复杂的结合体。语言思维偏向应该在语言生成不断进行之中形成，也可以说应该在人类漫长的不自觉之中形成，甚至在我们认为还不是人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然而语言思维偏向不是固定的，它向前发展时呈摆动状态。语言思维偏向可能不好把握，但由它生成的文化就容易感受到了。这里说的文化是上升到语言本体的新高度来观照的，它是语言思维的表现形态，这个文化形态中包括了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政治、经济等等所有文化现象，也可以概括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对于文化，詹姆逊认为，“文化正向整个社会大规模地扩张，直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上不是“直至”，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本来都是文化，语言思维既是一种文化，又高于文化，它决定着文化，又受到文化反作用的制约。而与语言思维中的理性元素与感性元素都具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一样，文化也具有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两方面。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就很难解释我国元朝、清朝为什么汉民族文化没有消亡，以及近代一些殖民地长期使用殖民语言后，虽然民族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为什么仍能保持着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