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意象组合。意象组合在许多诗论中都有论及，大体将意象组合划分为并置式、递进式、发散式、聚合式、叠加式等等，但我认为这些分类不如外在组合、内在组合这样的划分契合汉语思维和汉语诗法，比如外在组合有明暗组合、主从组合，内在组合有意质组合，意质组合中还有正或反的意质组合，等等，这样来分析更适合汉语诗歌。要说清楚意象组合得花很大的篇幅，这里主要谈意象的创新与表现手法的传承问题。意象化是汉语诗歌至目前为止最高的表现形态，也是最佳的表现形态，因此，意象化在汉语新诗中如何继承发展，并推向新的高峰，一直是汉语新诗创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无疑需要创新精神。创新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是站在前人肩头上的攀登，需要开阔的眼界对意象进行观照，比如，如果我们把李白《将进酒》中的“黄河之水”看成是复意象，是自由精神与历史时间的呈现，那么贯穿诗歌始终，对自由的精神追求的形象就跃然纸上，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涵义就会从物质的层面升华，这就为我们靠近李白的内心找到可靠的入口（李白再出长安，时近暮年，明知自己的才华无法施展，仕途财路实际已断，为何出此言？借酒言志是也）；如果我们用夸张之夸张的超修辞手法来读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就可能有这样的感受：蜀道难走啊，登天也不过如此！为什么能这么读？当你从事物的具体方向朝相反方向走的时候，意味着你离事物具体的一面越远，离事物抽象的一面就越近，这是以离开靠近事物的方式，或者说是从抽象的方向走向事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诗化的方式。这是一种对传统创造性“误读”的力量。要继承发展，我们需要用这种眼力来对意象进行观照，在这种观照下对意象进行恰切有效地阐释。
意象在此前人们也作了不同分类，比如描述性意象、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通感性意象等等，但我认为从形态上进行划分阐释更适合对汉语诗歌意象的感受，如把意象分为具象意象、抽象意象、复意象等。汉语诗歌中大量的意象属于具象意象，这类意象象品鲜明，但意涵不是陷于多义，就是容易钝化、固化，只有其中的复意象是一股活水，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春天，十个海子”等等，但出现还不多。汉语新诗出现了大量的抽象意象，如太阳雨、生活山、宝石的尸体、合同的草原、天空的亮珍珠麻雀、思想的丝绸、蛙声的珍珠等等，这类意象多采用以缩喻为原喻（缩喻之缩喻）的超修辞手法营构，鲜活生动，意涵不但趋于明显，且不易钝化、固化；而复意象更是立体化、动态化，如通过互喻之互喻超修辞手法营构的意象：眼泪的女儿、我的太阳、山坡的闺房、桥的月亮等等，是一个个崭新的世界。在这类复意象的诗中，只要某种复意象的元素出现，相应的元素及其相关的元素就会呈现，如在诗中有蝴蝶的春天这个复意象，只要春天及其相关的花、阳光、温暖等元素出现，蝴蝶及其相关的灵动、多彩等元素就同时呈现，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想象王国。由此可见，抽象意象、复意象是超越传统意象化和体现汉语诗法的可行方向（当然，抽象意象意涵的彰显虽利于诗的浅出，但对营造意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说明古典诗歌的意象、意境等传统要素是完全可以传承、可以推陈出新、可以发扬光大的。
而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样如此，比兴、夸张、互文等兴辞手法，渲染、烘托、白描等工笔手法，衬托、虚实、动静等相衬手法（有的与兴辞手法是交合的），等等，都可以融入现代意识和现代感受之中，承担起汉语新诗表现的重任。我坚信传统一直流动在我们的血脉里，尽管有人谈到舒婷诗《思念》首节的表现手法时，说那是运用了西方意象派手法，但我仍从诗中看到汉语思维和融合现代意识、现代感受的比兴手法清晰的影子。这也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带着新鲜感和虚荣心吃到从香港进口的牛肉罐头的时候，感觉很新鲜很有味道，但当知道这牛肉用的就是内地出口香港的菜牛时，感觉似乎变味了，心想，还不如我们自己炖的牛腩好吃呢！我不想说用西方诗学的术语、概念、范畴来阐释汉语新诗现象都是牵强附会，但不可否认，这种导向让许多作者或多或少地疏离了汉语思维和汉语诗法，成为用汉语诗歌材料制造西方诗产品的生产者，并以此来标榜自己的现代性身份。我虽然相信这样生产的诗也是汉语新诗的一部分，同时，我也相信这种创作在汉语消亡之前无法超越西语诗歌，只能成为西语诗歌延伸的部分，而且是挺可怜的部分。王鸿生先生有这样的看法：当一个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母语”时，伟大的博尔赫斯只能是一个陷阱。我不知道，已有多少人又还将有多少人的才华、抱负，会死在这口深不可测的陷阱里。他这里说的是小说，但我以为说诗歌也很贴切。
中西诗歌比较与借鉴问题。说比较也只是从语言思维这一核心脉络作些简单的辨析而已。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任何比较，如果离开了语言思维偏向这一根本性坐标，就有可能把现象当做本质。中西方的语言思维偏向，体现在哲学、美学、诗学乃至更多领域上的不同就是：西语核心的思维是知识论思维，汉语核心的思维是生命论思维。这种语言的差异在认知有阻隔、思维有困惑时，体现得特别充分：西方会喊出上帝死了！文学死了！（我们的人在人家屁股后面跟着吠吠两声当然不算）而中国依然很镇定：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海先生论及中西诗学与美学在辨“味”问题上的对立时，认为那是根底上来自其生命论或知识论取向上的不同。这是高见！这里还要指出，有人在阐释中国现代生命诗学的时候，很自然地标引里尔克、海德格尔、约翰·邓、荷尔德林等西方渊源，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此时所谓的西方生命诗学，是西语思维偏向感性向摆动的结果，是知识论的矫枉，实质还是知识论，只是它表面被遮蔽了，就像中国的兴观群怨，是汉语思维偏向理性向摆动的结果，它的根底不是什么知识论，而是生命论的内敛一样。在诗歌表现方面，与汉语诗歌意象化一样，西语诗歌戏剧化是其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也可以这么说，西语诗歌后来的意象化、象征化、符号化，等等，总体成就都不算高，根本无法与其戏剧化成就相比，意象诗学理论的纷乱、庞德放弃《地铁车站》创作模式证明了这样的结论，这不是这些诗人不行，实际上他们的认知甚至更全面，更接近诗歌生命的本原了，但没有人可以挣脱强大的语言思维偏向引力，他们越是靠近诗歌的本原，就越是背离知识论思维，越是与自身的语言发生矛盾。显然，西语诗歌在戏剧化之后仍未找到更佳的诗与语言的平衡点。那么，我们还能从西方学习什么？当然能！也当然要学！人类不同的文明之间本来就是互补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本来就是统一在语言思维之中，这是语言思维发展所必需的。如果我们不学习西方的现代意识，我们的现代感受就可能囿于狭隘；如果我们不汲取西方的理性元素，就难以提高自我超越的观照能力；如果我们不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仅靠传统的力量是无法进行创新的，而不创新只有死亡，因此，凡对我们有益的都要学习。但无论学习什么，我们都必须进行消化才能吸收，因为，即使对我们没有害，也不是什么东西都对我们有益，我们常说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可是西语诗歌的长处也未必适合于汉语新诗。艾略特有这样的“戏剧性”理论：即使是一首短小的抒情诗，也应写得好像一出小小的戏剧那样人事物都具备。但我相信，如果艾略特是汉语诗人他决不会有这种看法。因此，宏观地说，值得我们学习吸收的是那些能融入汉语思维和汉语诗法，对汉语新诗有阐释能力的西语诗歌元素。对于诗学构建，有人就主张引进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的现成结论，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中西方文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现实预见性地告诉我们：中国精神在不久的将来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起着主导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作为文化信息输入国的弱者地位将很快得到改变，中国强大的文化信息将步入输出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用什么样的汉语诗歌来展现给世界呢？当然是蕴含中国元素、汉语元素的汉语新诗，如果我们输出西方菜牛为原料的罐头肯定不是世界文明所需要的，而如果我们仅仅输出本土菜牛也站不到世界文明之巅。因此，我们既要坚持汉语思维、汉语诗法，同时也绝不能固步自封，说白了，我们要坚持的是现代的汉语思维、汉语诗法，而且要不断地吸收现代的新元素，吸收世界的新元素，在现代的汉语思维、汉语诗法的天地里获得更大自由。刘以林先生说得好：传统语境和世界语境都必须是积极的力量才能产生大师，十六世纪后世界所有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已结束，各民族都得接受信息流通的事实，中国亦然，新诗亦然。得今世最光明之意者，其境就最为光辉。
虽然，汉语思维、汉语诗法在古今诗学论著中没有相对明确完整地概括，但它们不仅存在于汉语诗歌的文本之中，也同样分别有所侧重地存在于各个时代的诗学论著当中，比如意境延续下来的不同表述，就是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种现象进行的阐释。囿于我们自身的思维局限及崇洋心理，汉语新诗最有价值的部分仍未被我们之中的大多数所看到，那是民族传统的瑰宝，虽然上面的灰尘尚未完全拭掉。当然，认识到这种传统价值存在的诗人、学者也不在少数，像余光中先生就从古典诗歌的长短句中看到了汉语新诗的渊源（尽管这样的认识是浅表的），而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汉语诗歌核心的当然不止俞平伯、朱光潜、胡风、宗白华、闻一多、郑敏、叶维廉、谢冕先生等一些学者、诗人；还有现今的一些学者如陈伯海、刘怀荣先生认识更深刻到位，他们所阐释的中国诗学架构了汉语新诗与古典诗歌的通达之门，黎志敏先生则从中西诗歌的比较中，认识到了汉语新诗形式与意象的诗学构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指出古今中外诗学的差别常常是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中国所急需的是对西方诗学的“理论免疫力”。汉语新诗诞生以来，不少诗人的诗歌创作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汉语思维和汉语诗法，至当代首推海子诗、刘以林诗体现得最充分，取得的成就最高，只是海子诗还不够成熟，而刘以林诗则不但趋于成熟，而且其创作是在创作理论的自觉下进行。所谓创作理论，是从区别于史化理论、批评理论来说的，其中可能有史化理论、批评理论的元素，但它主要由零碎的、缺乏体系的创作观念组成，在与文本的相互阐释中逐渐成熟，并在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提升之后，可以展开形成一个既自主又开放的新系统。对汉语思维、汉语诗法有了较系统地认识后，我对刘以林诗有了新的评估：在当代汉语新诗的大地上，刘以林诗已显露峥嵘，形成了一道自由体明媚的风景，当然，刘以林诗还需要更高的自觉，更高的自觉带来更大的自由，如此，这座汉语新诗高峰就更让人有所期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