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迟疑了，迟疑就意味着自己前途的毁灭。钟新新虽然对人们的非议与指责常常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可能落在自己头上的处分决定却不能安之若素。晚上八点多钟，他坐在了吴礼银副政委家的会客室里。
外边套间，吴礼银肥胖的爱人在看电视，一同看的还有师医院、师宣传队的几个男女战士——他们多是因为父母和吴礼银是老战友关系，因而称呼吴礼银夫妇为叔叔阿姨的。
日光灯映着钟新新白皙的脸。他坐在沙发上，面对坐在藤椅上的吴礼银，激动而又理直气壮地申诉着自己的意见。为了怕外边套间的人听见谈话内容，他尽量压低谈话的声音。
吴礼银喝着茶，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钟新新的陈述。一般说来，对于下级或是晚辈年龄的人向他谈什么事情，他的表情总是这种懒洋洋的神态，这容易给人一种威严尊贵的印像。
“不管怎么说，问题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吴礼银用一种教训的口气数落着钟新新，“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嘛！‘瓜田李下’，自己就该多注意……特别是在部队，有纪律约束，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然，这种事情可是最能毁人的哟！管你是不是真的有事，只要有人开个头，那闲言碎语比电报还传得快，任你全身长嘴也说不清。明白吧？说不清！你不可能去给每一个人做解释，即使解释了，人家是不是相信还又是个问号……唉，这种事最让人讨厌！大前年咱们机关宿舍出过这么一件事儿：一个漂亮姑娘跑进一个干事宿舍睡了一夜。第二天有几个人来向我报告，那会儿我当师政治部主任，你说怎么办呢？人家亲眼见的呀！我就是有点儿怀疑：他就是胡搞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让你们看见嘛！后来我一了解，你猜是怎么回事儿？是那个干事的两个女友来部队看他，招待所临时找不到房间，他就把自己的单身宿舍腾出来让给她们住，自己跑到司令部一个参谋的宿舍里对付了一夜。姑娘确实跑进了干事的宿舍，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哈哈，两个……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儿，你就不能一听就信。不过，生活是很复杂的，做为年轻人，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要处处检点。你现在还是个战士，部队规定战士之间不许谈恋爱……”
吴礼银这半是教训、半是推心置腹的谈话，让钟新新听得很舒服，就像个浑身刺痒难熬的人，忽然觉得背后一只手探进衣服里为他抓挠着脊背。他听着吴副政委的谈话，不时心悦诚服地点点头。
“您说得都对，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钟新新向吴礼银表白着，“其实，我和袁小芬根本不是谈什么恋爱，我们只不过谈得来，在一起接触多些……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干，专门盯着这些事儿。只要一男一女在一块儿，好像就没干好事儿，那宣传队干脆别要女的，一帮和尚唱大戏算了。领导也不分清红皂白，听见风就是雨。噢，我是说文化科领导，还有宣传队的队长指导员，他们对我有成见，有成见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打击报复呀！这不是置人于死地嘛！手段恶劣！他们研究想给我处分，有人把消息透露给我了。您看，据说宣传队快解散了，临解散还想给我闹个处分的帽子戴！唉，我冤枉呀！我咽不下这口气，这是错案！他们要这么跟我过不去，我就上告！告到哪儿也不怕，豁出去了！提干没我的份儿，上学没我的份儿，处分倒把我提拔成唯一的候选人。我是上辈子造了孽了还是怎么的？听说徐副主任还同意他们这么干……我反正是个小兵拉子，没办法；我找吴四号，您会主持公正的，对这静歪风邪气，您不能放任不管，听之任之。”
外边套间有人探进头来，告诉吴副政委，电视节目的故事片快开始了，要看快来。钟新新住了口。吴礼银并没有要看电视的意思，他呷了口茶，呸，吐掉一片茶叶，对钟新新说：
“提干冻结，上面不给指标，好多基层单位干部缺位补不齐，又不是你一个人。上学又不到招生的时候……像你这么干，麻烦事儿多着呢。我一个人说话也不算数，我希望你争点气，好好干，这不光是对得起你爸爸，对得起我，我们反正是一片苦心；你要对你个人的前途负责呀！对得起你自己吧！不要说更高的标准：党、人民、革命事业……”
钟新新恭顺地听着吴礼银的训斥，不再说什么了。他知道，吴礼银已经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了。他心里不由地生出一种感激之情。当初，他在另一个师的宣传队，因为组织纪律性散漫，和那里的领导及大部分队员闹得不可开交，而他又不肯迁就自己的自尊心，向来不习惯做检讨，结果干了好几年入不了党。后来，还是钟新新的爸爸找到吴礼银，而吴礼银就立时伸出援助之手，把他要到这个师的宣传队。可现在，自己……唉，他内心里也生出一种疚虑，是呵，应该好好干，可是，怎么才叫好好干呢？看领导的眼色？注意干日常细小工作？少接触女同志？难道该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修道院的勤杂工，见了女的就躲？他心里感到一种委屈之情……唉，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固定一种职业呢？要是不当兵，不考虑提干、上学的问题，自己随心所欲地呆在家里搞文学创作，谁敢保证几年后不出一个像泰戈尔那样的大诗人？可恨——生活中那些给人掣肘的事情，把你的创作灵感驱逐得一干二净！唉，我的灵感，我的诗歌，我的事业！钟新新心情又转而显得懊丧了。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自己惯常保持的矜持状。
钟新新打开带来的大黑皮夹，取出一册诗稿，是油印的，封面是铅印的，搞得很漂亮；诗集取名为《情思集》，下面赫然署名：赛格尔。
“是你写的？”吴礼银接过这本油印的诗集，在手里端详着，“《情思集》？赛格尔？”
“这是我写的诗集，定名为《情思集》，其中有一些已经发表过了。”钟新新解释说。其实发表过的只有寥寥三两首，但说成是“一些”也无大错。“赛格尔是我新起用的笔名。请您抽空看看，多指教。”钟新新矜持地收住话语，嘴角浮着一丝得意的笑。
“怎么起这么个外国笔名？赛格尔……是什么意思？”吴礼银皱了皱眉头。
“笔名嘛，也不一定都有什么含义。”
这个笔名，钟新新实际上是暗指自己的诗要超过泰戈尔的诗，故名“赛格尔”。为了怕别人说自己狂妄，他把戈改为格；其实外国人名翻为汉字是音译，所以改为格也还是一样。当然，他这个雄心壮志是不愿对吴礼银说的，他认为吴礼银是土八路出身，根本不懂诗。他之所以把诗集送给吴礼银，是有别的意思。
果然，吴礼银翻了翻诗集，很有些感慨了：
“嚄，噎，不错嘛！这么厚一大本……都是你写的？你很勤奋嘛！这就对了，要在写作上多用功……不过，倒不一定写这么多情诗，应该多写写部队生活，也可以接触些现实问题。情诗嘛，从根本上讲，没有多大价值，还是要为政治服务嘛，艺术不能离开政治……”
吴礼银随口读着翻阅到的一首诗：
“‘云彩飘在天边，爱人在我心间，我愿借一双山鹰的翅膀，在那天边盘旋……’云彩是指爱人？既然爱人在心间，怎么又飘到天边啦？是两地分居？”
“诗是艺术，要靠想像的翅膀来支撑。”钟新新回答，心里想，什么两地分居，让人哭笑不得。但他还是表示态度说，“您说得对，以后我要多写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
“好，我支持你写！好好写吧。”吴礼银把诗集放在桌上。
“吴四号，最近有人从福州给我捎来一台收录机——四个喇叭双声道，还有几块手表，比市价便宜一倍……”钟新新用随便的口吻说。
“噢，怎么样？质量怎么样？”
“这样吧，明儿晚上我给您带来看看。”
钟新新走后，吴礼银马上给徐有清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徐副主任的妻子郑翠林。她没有马上去找徐副主任来接电话，而是抓紧时机向吴礼银谈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她对吴礼银诉着自己的不满，说，师幼儿园七个职工有六个都转为国家干部，为什么偏偏剩下她一个，而她的条件又是如何如何最具备转干部的资格，认为这件事情极不公平，是欺负老实人，而负责管干部工作的吴礼银副政委也不支持她，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等等。
吴礼银不等她说完，便截住了她的话头。他对郑翠林支吾说，她的问题师里领导都知道，等研究研究再说，不必那么着急。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就是拖着不给解决。你们要是不给我解决，哼，小心，什么事我都敢给你们往外端！听着，老徐来了——”
吴礼银熟知徐有清副主任的特点：人谨慎，怕担责任，对任何一位领导的意见都遵照执行，只要这位领导比他的职务稍稍高一点。吴礼银针对他的特点，不费唇舌，单刀直入——
“是老徐吗？对，我是吴礼银。有这么个事儿呀，听说宣传队要处分钟新新，说他犯了男女关系错误？你知道这件事儿吧？什么？你不太清楚？知道一点？哎呀我的老同志，对于下面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知道一点，更不能不太清楚，尤其是对一个同志的处理决定更要慎重……对，对，首先应该搞清楚：钟新新是不是确确实实出了事儿，是谁看见啦？在什么地点？什么情景？如果没有具体事实，只是一般的猜测和议论，那就不能做为处理一个人的依据，更不能允许一些同志带着私人成见来处理问题……看，你回答不上来……别人呢？什么？看见钟新新和袁小芬在一起？不正常？我刚才说过了，不能凭猜测，要有确凿的事实，不然就有诬人之嫌……什么？李政委？李亦农——他知道啦？他的意见呢？……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李政委的意见对！但首先是前提——是不是确实犯了男女作风错误。只是俩人接触多一些，或者猜测他们在谈恋爱，那都构不成处分的根据。好吧，我再和李政委讲一下，你告诉他们，不要小题大作吧……什么？确实有人看见了？在公园的柏树林里坐着？不就是一起坐着吗？还亲嘴？嗐，这方面教训还少吗？这种事儿常常是有一点影儿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也给人说得有枝有叶儿的。咱们的事情不少，该管的事情多着呢！不值得为了这些口头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有些人听这种事就是比听政治报告听党课起劲，这种风气得煞一煞……”
接着，吴礼银又给李亦农打电话：
“……对，李政委，就是这件事，怎么，徐有清跟你说过了吗？是这样……”
吴礼银又把同徐副主任讲的意思重述了一遍，只是口气委婉了，最后又补充了一点：
“……我们应该爱护人才，他是个人才，噢，我这里还有他写的诗集，厚厚的一大本，人很刻苦，不容易呀，不能为这些不负责任的情况毁了一个青年的前途……当然，应该调查了解清楚，对……去年，我们师走了一个搞美术的，也是因为有些传闻，自己受气不过，干脆打个转业报告，一去了之——听说那人到地方搞得很不错，加入了美协分会。为什么咱们留不住人才？我看有个态度问题，你究竟是爱护他还是想整他……”
吴礼银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该爱护人才，不能听见风就是雨，轻率的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李亦农听着吴礼银的陈述，这样想着。可是，他又忽然下意识地感到有些蹊跷：不是已经告诉徐有清，由政治部调查处理吗？怎么吴礼银又来为钟新新讲话呢？莫非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但李亦农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为什么要随便怀疑同志呢？一个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为一个战士的处理问题向政委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没错儿，该怎么办还不清楚吗？
“同意你的意见，”李亦农考虑了一下，“再调查一下吧，不要急于处理，搞错了可耽误人哟……总之应该慎重处理。我看还是你给徐副主任说一下吧，让他慎重处理。”
给李亦农打完电话，吴礼银马上又打电话找徐副主任，对徐有清说了李政委的意见。挂上电话后，吴礼银满意地点火抽了支烟，浓浓的喷出一口烟雾，烟雾缭绕着他的脑袋，他坐在藤椅上，感到了一种轻松愉悦——凡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完一件事情以后，他常常有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