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一篇回忆信阳事件的文章在网络媒体迅速传播，作者是已故的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
一位山东朋友发手机短信告诉我：网上很热闹，信阳事件又让你们河南大名远扬啦，“河南卫士”有何感想？
朋友称我“河南卫士”自然带有几分调侃之意，源于我写了《解读中原》一书。许多人认为《解读中原》是对嘲讽河南的回击，意在维护河南和河南人的形象。这种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河南人的情结所在，无法排除。但“维护形象”绝非主要初衷，《解读中原》想揭示的是：河南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决定了她的命运；河南是一个缩小的中国，河南在中国的地位及形象，恰似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及形象；嘲笑河南，无异于嘲笑中国，而嘲笑不是善举，也绝非强省、强国之道。
朋友并不知道，其实早在2001年，我就开始着手搜集有关信阳事件的历史资料了。起因是有朋友对我谈起信阳事件，并谈到了张树藩发表在《百年潮》杂志上的回忆文章，激起了我对此事的兴趣。但那时候信息渠道极其有限，搜集资料比较艰难，我所能够掌握到的情况，无外乎干部思想极“左”、天灾难抗、大量群众饿死等，最初形成的印象可谓“满眼灰暗”。“灰暗”影响了我对信阳事件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家乡河南留给外界的印象已经足够不幸了，这种不幸甚至到了令许多河南人羞于在外省籍人面前承认自己籍贯的程度，我自然也就不忍心再干对家乡“雪上加霜”的事了。于是中止了对信阳事件的调查，掉头研究河南的“辉煌”去了，一鼓作气急就了《解读中原》一书，想为家乡人鼓舞士气，更想让外界了解本质的河南。
实际上，《解读中原》在河南的反响可谓冰火两重天，民众多赞誉，官方多呵斥。赞誉者认为此书起到了“了解河南、理解河南”的作用，人们只要真正了解、理解了河南，“河南形象”就不会那么糟；而呵斥者认为，此书最大的问题是把“河南形象”书册化，使本来不知道的人也知道了，纯属好心办坏事。我倒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书出了，如覆水难收，无论获之褒贬皆坦然面倒台对就是。只是油然而生一念：河南家乡的是非不碰为宜，少些赞誉不遗憾，多点呵斥不是福。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信阳事件在我头脑中淡漠了。
所以当朋友发手机短信问我“有何感想”时，我回复道：不疼不痒。
但我还是忍不住上网浏览了有关信阳事件的信息，这或许与作为记者、作家的职业习惯和好奇心有关。这时我发现，网络媒体上有关信阳事件的信息铺天盖地，而且人们对于事件的看法再不是单一的“灰暗”，而是呈多维化。我的兴趣似乎再次被激起。
这一次，我终于理清了信阳事件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但仍有再次倒下的危险，因为贫穷、因为落后。为了不再倒下去，共产党向贫困宣战，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战果。
——最高决策层被初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渴望经济建设“跃进式发展”，于是形成了举国狂热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科学规律，结果欲速不达。
——本该为“狂热”降温之时，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反右”主导政局，又为“狂热”添加一把火，使本已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再添“人祸”之苦，终于引发了一场祸及全国的大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饿。
——信阳事件是这场巨大灾难中的典型代表，百万之众命丧饥饿。中央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一批地、县级领导干部因“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评价信阳事件。
我的困惑在于：“人祸”何以成为主要因素？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可能置民于水火而不顾？
我决心弄个明白，于是开始了艰难的实地采访活动。
采访活动的确艰难，因为我所采访的是许多官员谈之色变的事件，就连我原希望能为采访提供方便的一些朋友，无论身在地方或是军方，皆闻之退避。我理解，他们把河南和信阳的“形象”看得比我重要。
当然，这丝毫影响不了我坚持采访的决心，只是拉长了我完成采访的时间。好在，我找到了一些经历过信阳事件的老干部，他们对我的采访活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向我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说：我们这茬人，好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健在的也都八十岁左右，再过几年，信阳事件的见证人就找不到了。我们迫切希望向后人公开这段历史，这有利于我们党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利于子孙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
他们是真诚的。
身在军旅，又有本职工作，我只能利用休假或出差的机会从事这项“业余活动”，先后六赴信阳，2009年末终于结束了这场艰难持久的采访活动。
采访活动改变了我对信阳事件原有的单一看法，也改变了我写作的初衷。诚然，我从这场灾难中感受到了伤痛，因为这种伤痛连接着巨大的生命代价；但也感受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振奋，因为这种振奋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连接着共产党人不尽的风采，连接着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可是，我的一位老首长对我提出了忠告：揭共产党的伤疤，碰这样敏感的题材，你考虑过自己将付出的“代价”吗？
我理解老首长的担心，这种担心我从其他人口中已经听到多遍。普遍的看法是：要么这种作品出版不了，要么出版后惹出“麻烦”。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满脑子都是“代价”、“麻烦”这种字眼。我在反复思考：我们的党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何曾畏惧过什么？一个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党，何至于脆弱到对一个历史事件谈之色变的程度？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两个凡是”，为刘少奇、彭德怀冤案平反昭雪……哪一件都比信阳事件敏感得多，我们党做了，并未损失什么，反而赢得了更大的信任。事实多次证明，回顾伤痛对我们党总结教训、开创未来有益无害。更何况，本人对信阳事件的视角绝非只触“伤疤”，而是另有深意。
因此我决不相信这部作品会给自己带来所谓的“代价”，因为我了解、相信自己的党。我所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代价”：我们昨天付出过的代价、今天正在付出的代价、明天有可能还将付出的代价……与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代价”，才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当然，我也预感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可能不会一帆风顺得以出版。但，即便徒劳一场，也要一试，这是责任。
《代价》终于脱稿，与其说“十年一剑”，不如说“十年一谏”。尽管百感已染书中，仍觉言犹未尽，似不吐不快。
还想说什么？
想说“民主与科学”。1919年，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向“德先生赛先生”发出大声呼唤，“民主与科学”从此成为国人心中的灯塔。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共产党人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扫阴霾、驱虎狼，铸就辉煌。不妨说，“民主与科学”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共产党执政初期，“民主与科学”齐展共舞，贫穷的中国又赢得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惊人成就。也不妨说，“民主与科学”是我们民族赖以腾飞的双翼。
很遗憾，50年代后期，由于远离了“民主与科学”，便发生了“大跃进”、“高产卫星”、大炼钢铁等奇态乱象，就有了遍及全国的大饥饿，也有了神惊人泣的信阳事件，我们民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又何妨说，“民主与科学”是我们不得不顶礼膜拜的“神灵”。
我们并不缺少对“民主与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缺憾在于向“民主与科学”靠拢的步伐缓慢而又艰难；我们也懂得“民主与科学”是阻挡“人祸”的一道雄关，可悲的是常常给予“人祸”闯关前行的机会……
我们为冷落“民主与科学”交足了“学费”，昂贵的“学费”佐证了我们和“民主与科学”的距离以及远离“民主与科学”的代价，难道还不该清醒吗？难道还不该加快步伐拥抱它吗？今天，我们终于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民主建设”，这无疑是决策观念的进步，无疑是减少和避免代价的希望。但“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靠什么保证不再偏离航向？热情和口号不是保证，真正的保证是一个科学的机制和民主的制度。诚然，一个科学机制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绝非轻而易举，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如果说，第一轮革命我们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第二轮革命我们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历史，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那么第三轮革命就是建立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和机制，为我们民族实现新的腾飞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想说“问题与成就”。一座气势恢弘的圣殿令人瞩目，殿内污垢不遮雄伟。共产党在百姓心目中何尝不是一座“圣殿”，百姓任何时候也不曾怀疑过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共产党靠一系列成就筑起自身的圣殿，百姓翻身解放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硕果，民族傲立世界的形象，无不展示着中国共产党的风采。对此无须怀疑。
但我们党必须承认自身存在许多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党内党外有目共睹。
我们不必赘述成就也无须盘点问题，重要的是探讨对于“问题与成就”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或许，这是个陈旧的话题，而陈旧的话题中蕴藏着“作风”，“作风”恰恰连着成败。
我们听惯了赞颂的声音也习惯了“自我表扬”的做法，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自身的成就、不足以证明自身的伟大。问题在于，对“赞歌”的嗜好引出的是投其所好，自上而下逐级效仿，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便成风气。这种不良作风带给我们的代价是什么？是“王婆”之名，是信任危机。
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而我们见惯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听惯了“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之声音；我们明知出了问题却遮遮掩掩，遮掩不住就另找托词，或者宁愿“反话正说”也不愿供人点评……出了问题我们不愿“扩大影响面”，看到问题我们总怕“家丑外扬”，面对问题我们常常“自我开脱”，目的只为“维护形象”。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付出的“形象代价”越发惨重。
说到底，过分炫耀成就与不能正视问题绝不是好作风，如此不良作风不受民众欢迎，长此下去势必降低可信度、减少号召力，甚至失去更多不该失去的东西。
想说“感情与距离”。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以下问题：错误的政策、路线导致了巨大的生命灾难，老百姓为何对共产党怨而无恨？为何依然对共产党坚信不疑？
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中，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何以敢于冒着丢官、坐牢甚至杀头的极大风险保护百姓？
在粒米金贵、自身难保的艰难时期，为何有老百姓把“救命饭”送给共产党的干部？
座座粮库日日围满饥饿难耐、命悬一线的百姓，为何没有出现一起抢粮事件？
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百姓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的感情经得起风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距离缘于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仍恪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共产党整体上没有“远离百姓”；百姓也把共产党看作“一家人”，在饱受苦难之时仍保存对共产党的信赖与拥戴。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对这个答案有何感想？当我们看到官员们的豪宅四处隆起，而平民们在为缺少住房愁眉不展；当我们看到政府机构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比比皆是，而众多的乡村教舍摇摇欲坠；当我们看到公款吃喝遍地“疯行”，而农民种粮种菜、养猪养羊，一年辛劳换不到一席酒菜；当我们看到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且数目动辄百万千万亿万，而千万个交不起学费的贫民子女对学堂望眼欲穿……面对权力阶层利益团体的形成，面对官员队伍中私欲膨胀愈加普遍，我们共产党人真应该想一想“远离百姓”有多远，想一想百姓对共产党人还有没有“一家人”的感觉，想一想当“鱼水情深”日渐淡薄之后，感情还能否经得起风吹浪打？我们面临的代价将是什么？
毋庸置疑，产生距离与党内腐败之风日渐盛行难脱干系。我们必须明白，距离的出现是我们党自身的原因，宽厚的百姓不希望共产党离他们越来越远，不希望看到“一家人”远去的背影，不希望心中那朵圣洁的花儿不断地萎缩，只渴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近……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该转身走向百姓吗？
回到百姓中间是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离开这些而玩弄其他“花样”无济于事，只会背负更大的代价。
因思虑“代价”而有《代价》一书，或许是杞人忧天了，或许是妄言不羁了，或许是自作多情了。即便如此，请相信皆出于真诚，因为我是中华子民，也是共产党员。
2011年7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