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绩第一次听到群众当面骂自己“狗官”，但如此屈辱不得不受，因为他明白，的确是自己这些当官的辜负了百姓啊。杨守绩情绪激动起来，他大声说道：“乡亲们，我，共产党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今天公开向群众表明态度——咱这里没有疫情，人是饿死的！省专家组也是这个结论。既然这样，为啥还要解剖尸体？因为省里有狗官乱放屁，硬往‘疫情’上扯，咱不得不证明给这些家伙看。这样也好，解剖结果一出来，那些乱放屁的狗官就得把嘴闭上，我们就有希望早点得到粮食！”
杨守绩这番话深深感动了解剖组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也忍不住大声说道：“乡亲们，杨书记刚才讲的话已经犯上了，我想他是豁出去了，为救百姓不在乎自己了！别让杨书记这样的好官失望，为了少死人，快帮我们抬尸体解剖吧。”
一连几天，杨守绩带着解剖组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结论仍然是：无疫情发生，饥饿导致死亡。
解剖组的专家们郑重地在解剖报告上签字画押。
这期间，尽管百姓已经分到了粮食，但固始县死亡人数仍然在增加。原因很简单，许多奄奄一息的老人看到粮食极其有限，便拒绝进食，他们要以自己的生命保证子孙们活下去。
杨守绩对解剖组的专家们叹道：“如果几天前省里派来的不是你们而是送粮队，这几天死去的人也许原本可以保住。”
杨守绩愤慨之余突然想到张富，心中顿起一念。
杨守绩立刻带着省解剖组的专家和省防疫队的人员赶回县城。当晚，他把解剖组组长和防疫队苏主任请到自己办公室，问道：“有件事必须干——以咱们三方名义写个情况报告，直接发给中央，你们敢不敢？我知道这事有风险，无意连累你们，干不干全凭自愿，反正我要干！”
两人坚决支持杨守绩，并表示风险再大决不退却！三个人熬个通宵，终于写出一份关于大饥饿导致固始县数万人死亡的情况报告，并在报告后面注明：饿死人的情况在信阳地区乃至全省普遍发生。省防疫队苏主任建议杨守绩把报告发给国家卫生部，杨守绩急差县委办公室主任亲赴邮局向北京发电。
熬了一夜的杨守绩刚想补上一小觉，县委办公室主任却闯进来报告说，县邮局不敢发，因为省局早有规定，凡发往北京的可疑电文、信件一律扣压。
杨守绩急忙赶到县邮局，见到邮局局长破口大骂：“你他娘的长几个胆，敢扣县委的文电！”
邮局局长满面难色，说：“书记，您忘了？几个月前接到省局通知我立马给您汇报，您还要求我严格执行省局规定，一个可疑的字也不许发往北京。”
杨守绩态度稍稍平和，说：“这份电文是县委向中央汇报情况，有什么可疑的？你尽快发出就是。”
邮局局长说：“书记，刚才那份电文，我检查了，差点吓晕过去，谁敢发呀。您是上级，省局也是上级，换您也为难呀。要不然我先把电文内容向省局报一下？”
杨守绩又怒了，厉声道：“你他娘的想坏我大事吗？赶快发，再啰唆我撤了你！省局的规定错了！对中央封锁消息难道不是错误吗？！你不就是怕丢官吗？信不信我现在就撤了你？！”
邮局局长不再说话，却也不动。
杨守绩见邮局局长摆出了一副软抵抗的架势，不禁叹道：“看来你家没死人啊，心里不急。”
邮局局长顿时泪如雨下，颤声道：“书记啊，我家不是没饿死人，是没死绝……”
杨守绩听后一阵心酸，情绪无比激动地说：“你想让他们白死吗？这封电文多耽搁一天，不知又要多饿死多少人。中央早一天了解情况，百姓就早一天脱离危险，这电文我杨守绩今天发定了，天塌下来我顶着！”
邮局局长突然转变态度，说：“书记，早说这话，还能耽搁这么久？您一个县委书记不怕担责任，我一个小小的局长怕个！”
杨守绩守在跟前，看着一页页电文发向北京，这才转身离去。
邮局局长送杨守绩出门时开句玩笑，说：“杨书记，您该改名‘杨守机’了，全县人民如果知道了您守在发报机边监督我给中央发报的事，都会喜欢这个名字。”
杨守绩也开玩笑道：“兴许该改叫‘杨守狱’，如果哪天我进去了，你这位局长大人想着点，给我送包茶叶去，那地方可没有信阳毛尖这东西。”
（此话不幸言中，半年后邮局局长亲眼看着杨守绩被公安干警扣上手铐带走，“杨守机”真成了“杨守狱”。邮局局长百思不得其解：书记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顶多是“越级”之错，给个纪律处分还说得过去，咋论也够不上打成“反革命”呀。）
杨守绩觉得自己终于干完了“一件大事”，一身轻松回到自己家里，准备好好睡上一觉，他的确太累了。刚躺下又翻身起来，接通了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电话，汇报了向北京发报的事。对方许久没有一句回应，杨守绩说：“书记，咋不说话？被吓晕了？不用怕，天塌下来我顶着，你只管按章办事就行。”
杨守绩说完便挂断电话，他完全能够想象到路宪文闻此消息目瞪口呆的情形。
在一边的妻子早听得一头虚汗，惊恐不安地道：“你明知省里啥态度，还把这样大的事捅到北京去，省里能放过你才怪。别人都知道顺竿爬，你咋‘一根筋’哩？肯定要惹出大麻烦了，急死人呀。”
杨守绩说：“我不惹这个大麻烦，老百姓就更倒霉。‘放卫星’、高征购、‘反瞒产’，我都跟着顺竿爬了，结果把老百姓害苦了。全县几万条人命让我醒悟了，再顺竿爬不但党性没有了，连人性都没了！我想好了，干这件事肯定有代价，权当是罪有应得，为老百姓赎罪。”
杨守绩倒头睡了，这一觉睡得很长，睡得很香。
其实，他在杨守绩向中央发报之前，有人已经把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路经信阳，张树藩曾私下告诉他信阳饿死20万至30万人，希望他回北京代为上报。郭处长感到事情重大，立刻回京，第二天晚上电话告知张树藩，他回京一下火车就直奔部里，向部领导汇报此事，部领导也不敢耽搁，当天就报告了国务院。张树藩以为，中央很快就会有所动作，让老百姓过个平安年没大问题。但整个春节没有一点动静，他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事后有人透露，郭处长的报告逐级上报后“没有动静”，与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的态度有关。因为在这之前国务院已收到过有关河南、山东等省浮肿病死人的情况报告，而这位副总理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
3月初，杨守绩发给国家卫生部的“死亡报告”呈上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案头。中央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它的职能按毛泽东的风趣说法是“为共产党净身”。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由这位共产党的元老坐镇中央监委足以显示这一职能机构的重要地位。董必武看完报告后怒吼不止：胡闹，犯罪，丢共产党的脸！
这之前，董必武已经看到了老部下“张三铁匠”赴京递交的材料，正准备亲自向河南省委打电话询问情况，这时卫生部的报告也来了。
董必武立刻指示派人调查此事，处长李坚奉命以中央监委特派员的身份赶往河南。
李坚一行三人到达省会郑州，先见了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杨守绩向中央发报的事情被省委知道后，他便被安排到党校“学习”，省委的实际意图无非是把这位“惹是生非”的县委书记控制起来。
杨守绩见到李坚便泪水横流，泣道：“中央终于来人了，老百姓终于彻底有救了。”
李坚告诉杨守绩，中央在此之前也收到过安徽省一位老红军反映家乡饿死人的材料，其他地方也寄有类似信件，但都属个人行为，也比较零碎。能比较完整地反映情况，并以一级组织的名义，固始是第一个，中央十分重视。
李坚与杨守绩交谈到深夜，掌握到一些基本情况，决定第二天就直奔固始县展开实地调查。
多年后，李坚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因为事先我知道中央领导里面对“饿死人”这件事看法并不一致，有极“左”思想者不在少数。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五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五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七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听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委党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抓到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爬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建议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他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央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
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周恩来看了调查材料后，感到问题严重，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对信阳事件的看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报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
错行必遭曝晒
“放卫星”虚假成错，高征购一错再错，“反瞒产”错上加错，不放粮大错特错，“捂盖子”一错到底，信阳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坚持错误”的过程。“坚持错误”只会获得满藤恶果，巨大的生命灾难足以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有人“捂盖子”，才有杨守绩急电北京“越级”反映情况的行为，他因此授人以柄，遭到责难。而拿“组织纪律”说事者何不自问：本级可曾尽责？你不尽责，不作为，甚至百般掩盖矛盾和真相，下级不“越级”能解决问题吗？这种现象至今屡见不鲜。
错而不纠是失职，欲盖弥彰是掩恶，开脱罪责是丧良，错行最终必遭曝晒，这是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