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惧险阻“炮翻山”
——杨守绩急电北京“揭盖子”
张富闹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坐立不安。吴芝圃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自己被一个“小人物”搞得如此被动，不得不费番心思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自然是中央派人前来调查情况，河南省委必须对中央有个说法。
吴芝圃开始筹划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吴芝圃筹划的并非是尽快下拨粮食的方案，而是要千方百计证实信阳发生的“疫情”。他下令省防疫队开赴信阳，要求“一定要查清疫情”。
谁都明白群众大量死亡与“疫情”毫无关系，谁都觉得吴芝圃的“疫情说”荒唐透顶，人们无法理解吴芝圃为何如此顽固不化，甚至对他无视事实的态度产生了深深的憎恶。
但人们忽略了一个“政治家”的心态，只把吴芝圃当作“凶神恶煞”看待，这并非完全公允。
吴芝圃自然知道群众大量死亡的真实情况和真实原因。入冬以来，各地关于饿死人的报告接连不断递交省委，省委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当面向他汇报情况，然而，甚至在几个地委书记共同求见、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怒言“再不信我们就把死人抬到你办公室”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疫情说”不改口。
到底为什么？吴芝圃自有苦衷，这是“政治家”的苦衷。
苦衷在于：其一，“疫情说”来自北京。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教动态》发文：据国家卫生部报告，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发现肿病患者10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山东最为严重，其次是河南……
此文把患肿病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多吃盐可以增加体力，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导致浮肿；二、食品单调，长期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三、以往曾有肿病史未能根治，今年复发；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中宣部极力回避“饥饿引起浮肿”这一问题，把全国的口径统一到“四点原因”上，自此统称“疫情”。“疫情说”是中央的口径，发明权不在河南。吴芝圃自然明白大量群众是被饿死的，但中央对此事并未改口，他岂敢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吴芝圃始终坚持“疫情说”的原因。
其二，若承认大量群众是饿死的，就必须得承担“反瞒产”的责任。“反瞒产”遍及全国，国家多征购了数百亿斤粮食，却使千家万户断炊送命。这个责任自然无人承担得起。更重要的是，若承认大量群众是饿死的，最终人们必然要把罪责归咎于“大跃进”。吴芝圃不得不想，“大跃进”是中央的决策，谁敢否定？谁也否定不了。既然如此，他岂敢与众不同。多少次的政治风浪告诉他一个基本经验：维护中央绝无大错。
历来与省委“保持一致”的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言辞却发生了些许变化，他在地委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开辟两条战线，一条是防‘疫情’蔓延，一条是防饥饿发展。总之，不能再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倒下去。”
1960年新年过后，路宪文赶赴固始县，那里的死亡人数已过万，似要进入爆发期。路宪文很清楚，这个人口近百万的大县在“反瞒产”中受到的伤害最大，眼下的处境也最困难，死亡数字极有可能成为全区之最。他亲自赶赴固始县，目的是想把死亡数字降下来，因为这个人口大县的死亡数字大小直接影响到全区的人员死亡比例。
陪同省防疫队正在杨集公社调查“疫情”的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听说地委第一书记到了县里，却未急着赶回县城迎接，还对身边人说：一袋粮也带不来，他来管屁事。
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县城未等到杨守绩，只好赶到杨集公社。他在杨集看到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心情十分沉重。他对杨守绩说，无论如何要把“疫情”控制住，减少死亡。
杨守绩已经陪着省里来的防疫专家转几天了，压根没发现什么“疫情”，而地委第一书记眼下仍要求他控制“疫情”。他不禁心头火起，不顾当着众人，吼叫道：“浮肿病完全是饿出来的，人都是饿死的，为啥还往‘疫情’上扯？你光要求我们保护好群众生命，给粮食呀，不给粮食靠啥保护群众？！”
大庭广众之下被部下一阵狂吼，着实有伤面子，这种情形路宪文已多次遇到。若在过去，以路宪文的权威与秉性，他绝对无法容忍。而这一次，路宪文不得不忍，因为他觉得杨守绩尽管态度不恭，讲的话却完全正确，这样的话他对省委第一书记也说过。路宪文叹口气，走近杨守绩，平静地说：“你可以吼给我听，我也想大吼几声，可吼给谁听？把火气先压一压，最重要的是想想办法，拣最重要的事干。”
杨守绩的眼泪流下来，他说：“路书记，我态度不冷静，您别见怪，我也是急火攻心啊。除了粮食，我是再想不出任何办法了。要说眼下最重要的事，就一件——坚决否定省委的‘疫情’论调，若做不到，我他娘的就不再当这个县委第一书记！”
路宪文当然也明白，只有否定省委的“疫情”论调，才有可能争取到粮食，否则，就难以解决饿死人的问题。可路宪文更明白这件事有多难，因为他坚信省委主要领导早知道大批群众是饿死的，之所以咬定“疫情”不改口，其原因肯定不简单，岂能任意推翻。杨守绩刚才的一番话，只是引出路宪文又一声长叹。
路宪文在固始县奔波几天，实地考察了几十个村庄，发现村村都堆起了成片的新坟，浮肿病人不计其数。他感到问题比预想得要严重得多，情急之下，立刻赶回地委，连夜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再次申请粮食救急。
而省里未有任何答复，短短几天内，固始的死亡数字又上升了数千。
省防疫队在固始县的“疫情调查”终于有了初步结论：无疫情发生，死亡属饥饿引发。
事不宜迟，杨守绩和省防疫队的苏主任急忙把“疫情调查”结论送往潢川县，交给正在调查灾情的省监委书记刘铭榜。杨守绩原以为，真实情况已经反映给省委领导，而且春节已近在眼前，省委领导总不会让老百姓扶着棺材过春节吧，下拨救济粮应该不成问题。
春节前夕，省委连发通令，要求各地“干干净净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河南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不断登文渲染新春气氛。这些迹象无不使人们感觉到，粮食就要来了。
可是，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望眼欲穿的人们仍未等来粮食，百姓最看重的“年夜饭”化为泡影。
一直守候在办公室等待好消息的杨守绩再也坐不住了，愁、怒、哀、怨齐涌天门。正在这时，妻子找来，说：“饺子包好了，孩子们都等你回家煮饺子哩。”
杨守绩闻言大怒，对着妻子一阵狂吼：“全县群众过年连口稀汤都喝不上，你叫我这个当县委第一书记的回家吃饺子，吃得下吗？！也怪了，群众连塞牙缝的东西也没有了，咱家却有饺子吃，这叫和群众共患难吗？滚，快滚！”
妻子顿时泪如雨下，哽咽道：“扫干净几条面袋子，才包了21个饺子，一大家子人啊。你以为跟你这个县太爷沾多大光吗？过了今晚就是大年初一，我先告诉你，大年初一孩子们也没啥吃的了。”
杨守绩抱头闭目对天长叹：“好一个‘欢欢喜喜过大年’啊……”
妻子捂着脸离开了，杨守绩抱着电话机一阵狂摇，接通了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路书记呵，这个年，老百姓真要扶着棺材过了，我想不通，真想不通啊……”
听到杨守绩如泣如诉的悲吟，路宪文许久无语。这个年，路宪文同样为老百姓感到悲切，同样对省委的无动于衷悲愤填膺。可能说什么？该说什么？他实在不知道啊。
路宪文终于颤抖着声音对杨守绩说，整个大年夜，他一直在不停地给省委打电话，摇电话摇得手都疼了，可是没人理，他快急疯了，“年夜饭”一口也咽不下。
路宪文的话充满无助与无奈，杨守绩心里也明白，这位地委第一书记无力解救一方。
从年三十夜到大年初一，杨守绩守在办公室，寸步不离。他焦躁不安地等待“好消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可最终一粒粮食也没等来，等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各公社报来的坏消息：死亡人数急速增加。杨守绩粗略统计下，仅年三十夜到大年初一，短短的一天一夜间，全县又增加4000多个亡灵。
没有一个拜年的电话，接到的都是“报丧”消息；没有听到一声欢歌笑语，只有千家万户的哭声萦绕耳边。这个“新春佳节”，感受不到一丝省委要求的“欢天喜地”的气氛，倒让杨守绩过得撕心裂肺。
原准备春节期间“与民同乐”的杨守绩，没敢离开县城一步，因为他未能给百姓要到粮食，未能让百姓吃到饺子，实在没有勇气面对百姓，实在想不到任何一句能够宽慰安抚民心的话。
春节期间，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向党中央写信、进京告状之事迅速传遍全省，也传到杨守绩这里。杨守绩觉得总算等来个“好消息”，他认为只要张富告状之举成功，就一定会引起中央重视，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杨守绩暗暗佩服张富的勇气，因为之前没人敢于和省委领导公开叫板，张富这个“小人物”却开了个先例。
但接下来的消息让杨守绩有些失望：张富被“看住了”，停职反省。杨守绩觉得，如此事属实，意味着省委是铁了心要“捂盖子”，粮食问题短期内仍不可能得到解决，百姓的苦难仍将继续加重。
杨守绩没料到，几天后形势却出现一丝转机，他接到通知，做好参加省扩干会的准备，据说会议将研究粮食问题。
这一转机来之不易，应该说与张富告状有关，也是各地的地委第一书记纷纷向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逼宫”的结果。元旦过后，各个地委第一书记轮番要求吴芝圃亲自出马了解灾情，而吴芝圃寸步不离省城。他不敢下去，因为他明白地委第一书记们的用意，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无法再在铁的事实面前指鹿为马，他一再维护的“疫情说”将不攻自破。他或许更明白，到了地委第一书记们对自己“群起而攻之”的地步时，再无任何“表示”恐难过关了。
2月初，众人期盼的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各地区强烈要求省委放粮救人，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
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自然感受到了人们的情绪。他在会上说：“省里粮食不多，这次可以分一些，以后再没有了。苏联在逼债，国家很困难，河南要为国分忧，有困难自己解决，不能向国家伸手。要告诉群众树立国家观念，毛主席连肉、鸡蛋都不吃了，咱们再勒下裤腰带，少吃几口有啥不应该？要大挖潜力，搞‘替代食品’，包谷心、草根都能吃嘛。”
这次会议，吴芝圃没再讲“阶级斗争”，也未再提“反右倾思想”，与会者感到轻松了许多。
省里计划下拨的粮食数量极为有限，参加会议的人都在计算，除了按省委要求留够种子，到老百姓嘴里也不过每人斤把粮，杯水车薪。
杨守绩在省里参加会议的第十天，县里报告死亡人数又增加一万多。他急忙向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情况，路宪文愁眉苦脸，说：“这几天听的净是死亡数字，粗算一下，全区死亡快20万了，我已经愁得几天睡不着。最新情况已经及时向省委报告了，等指示吧。”
杨守绩说：“死20万？截至目前，如果全区被饿死的群众少于50万，我杨守绩先砍下自己的脑袋补个数！省里这次下拨的粮食不够塞牙缝，还得提意见，让省委增加下拨粮。”
河南省五级干部会议从2月5日开到25日，这期间正是大批饥民死亡的高峰期。而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会议期间仍然强调死人与“疫情”有关，不是粮食问题。
杨守绩刚回固始，就碰到刚刚从省城赶来的一个解剖组。解剖组专家对杨守绩说，他们是根据省委领导指示匆匆赶来的，任务是解剖尸体，进一步“调查疫情”。
杨守绩对天长叹：“看来是不弄出个‘疫情’绝不罢休啊，‘疫情’究竟是啥好东西，对这些当大官的这么重要！各位专家，别折腾了，你们就按省委领导的意思下个结论算了，别再对死人动刀子了。”
一位专家对杨守绩说：“杨书记，您别灰心呀，我们这些专家只对科学和生命负责，动不动刀子结果都一样，我们只是要做到让他们无话可说，剩下的事就看你们这些当官的了。”
解剖尸体的工作最初遇到极大的阻力，几乎所有死者的家属都坚决反对。这天，杨集公社卫生院门口聚集起手持棍棒、铁锹的群众，他们把杨守绩和省解剖组的专家堵在里面不让出门，现场气氛异常紧张。
一位老汉指着杨守绩破口大骂：“老百姓天天盼共产党放粮救命，可是你们倒拿着刀来了，人死了还要被你们开膛破肚。狗官，拍拍心口，你敢说人不是饿死的？为啥非要往‘疫情’生拉硬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