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虎雄《支那文学史》。是书收有《论骚赋的生成》一章，首论骚赋为工诵之遗风；作者详引先秦时期，尤其战国之前的殷商周朝史料记载中有关赋诵箴谏的实例，以及《诗经》的“颂”与舞的关系及区别，诵与赋的关系等，说明《楚辞》早期的诵读与诵和赋有着一定的关系。其次论述骚赋的形式；在肯定骚赋是工诵遗风的事实基础上，作者分别论述了《诗经》的四言和三言体句式，并从《诗经》三一言体式联系到了《楚辞》的骚体句法，认为其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与此同时，作者还述及了楚地的歌谣，指出它们与《楚辞》体式的关系，然后详论了骚体诗的形式类别——《橘颂》、《大招》的四二言体，《天问》、《招魂》的四言体和四三言体并用，《怀沙》的四言体和四三言体，《离骚》与《九章》的特色句法及六字句，以及《九歌》的句法，《九歌》与《离骚》的句法之比较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专门论述了楚骚特有句法生成的路径以及楚骚诵读的各个不同场合。再次，着重论述赋的生成，内容涉及荀子的赋与隐语，屈原《卜居》、《渔父》的赋体，以及赋的影响，宋玉的赋（及作为汉赋的先声）等。文章最后，作者作了楚骚与汉赋的专门比较，并列出了骚赋在文学史上位置的图表。作者认为，楚骚与汉赋相比，有明显的四方面差异：一、句式差异，楚骚多三言和四二言，汉赋则不同；二、比起楚骚，汉赋的虚字助字显然减少，而以实字为多；三、楚骚押韵严于汉赋；四、楚骚偏于抒情，汉赋侧重记载（物或事）。至于骚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作者的图表显示，它位于周诗与汉赋之间，即：周诗——楚骚——汉赋——辞（骈体文）——齐梁四六文，其中，汉赋与辞（骈体文）处于并列位置，两者同趋于齐梁四六文。
白川静《中国的古代文学》第八章《楚辞文学》，论述了《九歌》、《离骚》、《九章》以及巫祝者的文学和屈原之徒等。其《中国古代民俗》书中列“《楚辞》文学的发展”节特别提出《楚辞》文学是由巫俗诞生的。他认为：《天问》取材于楚王陵墓的壁画；《九歌》是楚王室进行祭祀的舞乐曲，歌曲中所祭之神非楚地原有，而是北方诸国传来；《离骚》中的“灵均”大概是巫祝之名，这首诗是在保守的巫祝者政治参与遭到拒绝，其集团组织陷入崩坏的危机时，向神所作的陈辞诉说；《楚辞》之辞，是向神诉说的讽诵文学。辞体文学是向神诉说自己的心情，具有主观倾向，赋体文学是以外部描写为主，具有客观倾向；《九章》的《橘颂》与巫祝集团无关，这一篇是为了凑“九”之数而加上去的，它可称作振魂文学，以赞颂橘的美而赞颂国家，其多流于外表的描绘，含义及表现手法近于赋。
4.单篇论文
至于发表在各杂志、学报上的单篇论文，虽然在系统性上不如上述专门著作，但在问题的探讨的新颖性和深刻性上，往往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桑山龙平的一些论文，对于中国历代楚辞注家，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洪兴祖《楚辞补注》等分别有深入论考和中肯评论。此外，桥川时雄、藤原尚、吹野安、浅野通有，藤野岩友、繁原央等都有楚辞研究方面的较有质量的论文。
总的来看，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有这样的特色：
其一、选题比较翔实。日本学者之研究，很少高谈名理道义的倾向，他们大多对一些实际性、具体性较强的问题感兴趣，如《离骚——梦幻式叙事诗》这样一个比较抽象概括的题目，也没有多从意义方面去做文章，而是重在对作品的各段落性质与组合方式作分析，从而得出《离骚》的手法是叙事诗式的结论。至于像《王逸注楚辞中的‘兴’》、《“美人”语义考》、《关于〈天问〉的提问形式》等，从题目一看便知它们的论证是控制在一个很具体切实的范围内。
其二、研究方法细致，抉微探隐，不遗佘力，往往能在某些问题上发人所末发。如《楚辞的二段式结构》文对楚辞各篇的结构分析非常细密，特别是对“乱”、“重”、“少歌”、“叹”等，收集了它们在不同篇章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归纳它们从内容到形式的种种变化特点，最后指出它们的各自性质和作用。
其三、在论述方式上比较注重论据。日本学者围绕所论证的问题，一般都尽可能多地掌握和引征有关资料，这就使他们的论文考据的成分显得相当重，能够持之有据，但文章写得比较冗长，有时甚至有些繁琐。
（二）欧美《楚辞》研究
西方的《楚辞》研究起步较晚。由于中西语言差别很大，《楚辞》文字又很艰深，学者们不得不首先克服这些障碍，《楚辞》的翻译因此就显得十分重要。《离骚》西译为最多，甚至同一文种不止一种译文。最早的译文是德国费兹曼的德译，题为《〈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于1825年问世。后来又有法国学者德理文的法译《公元前三世纪的诗歌——〈离骚〉》，译文前附有《屈原贾生列传》节译。英译《离骚》，上世纪有巴克、理雅各等人，本世纪有班恩、杰拉·约翰逊等人。班恩的译文收在《白驹集》一书内，约翰逊的译文题为《离骚——一首抒解忧愁的诗》，1959年于迈阿密单行本出版。《离骚》之外，《天问》西译较多见。其中有德国学者孔好古的全译，并附考证，书名为《中国艺术史上最古的文献——天问》，由他的学生爱吉士整理（后来他又作补订），1931年于莱比锡出版，《九歌》、《九章》的西译，有费兹曼、翟理斯、韦利、鲍润生等人的译文。鲍润生在1928至1936年间完成了《九章》全译。《远游》、《招魂》、《卜居》、《渔父》等作品的译文，亦有所见。楚辞西译规模最大者，是英国学者霍克思的《〈楚辞〉——南方的歌》一书。它包括屈原、宋玉，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在国际汉学界影响较大。
大量的翻译为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方的楚辞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专著尤少，但已初见成果。在上述译本之中，译者一般有“序言”之类的文字牟于卷首，或多或少作些探讨。六七十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写出了几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匈牙利著名学者托凯的《中国悲歌的起源》一书，它在1959年由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后来作者亲自译成法文，日本学者又据法文本译成日文，分别于1967年、1972年在法国、日本出版。
欧美学者对楚辞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的分析与国内有不同：
1.关于屈原的真实性
美国学者海陶玮在《屈原研究》一文中说，关于屈原其人是否存在，他倾向于实有其人的看法。但他认为，司马迁所记录的史料不多，又把屈原的传记写得象传奇，屈原也就不是历史型人物而成为文学型人物了。历史上可能有一个关于屈原的动人的传说，它是与传统的龙舟节结合在一起的。
2.关于《楚辞》与巫术活动的联系
英国学者韦利的《九歌》英译，副题即为“古代中国的巫术研究”。它的序言及每首诗后的评注，主要介绍诗中所反映的有关巫术的情况。霍克思讨论《湘君》的文章《求宓妃之所在》更以较长的篇幅分析了两者的关联。他认为，诗人投祭物入水、作法遨游等描述与巫者的祭礼仪式十分相象。而且，这种遨游一味地指点所游之地、列举宇宙方位，不具现实性，只有象征性。
3.关于《楚辞》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
霍克思《求宓妃之所在》认为“楚辞”是一个文艺传统的总称，并不代表一种文学体裁，因为《离骚》、《九歌》、《天问》、《卜居》、《招魂》诸篇在形式上迥然不同。“楚辞”应该视为记“楚事”的“楚记”，类似西方的“不列颠记”。托凯的专著如书名所示是论述悲歌的起源的。他说，在史诗（客观地描绘外部世界即社会及其风俗）和抒情诗（纯属个人尤其是诗人的感情抒发）之间，有一个很宽广的过渡阶段，这里便是悲歌。中国当时社会的特殊条件是悲歌产生的温床：古代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的发展，而反对家长制的伟人诗人既要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不放弃创作史诗的宏伟愿望，因此形成了悲歌这样的体裁。《离骚》是一部杰出的悲歌作品，标志着一种独立的体裁的诞生。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的《“诗的时间”之诞生》则专门分析《离骚》中关于“时间”词语的运用。他发现屈原笔下的时间概念，不同于庄、孟，也不同于古代西方。这是一种转瞬即逝、变动不居并给人以紧迫感的时间，它那种个人的、活跃的特点，很好地烘托了屈原上下求索人生真谛的形象。附带地说，香港学者陈炳良的《〈离骚〉的悲剧主题》对《离骚》体裁的看法也较新颖。他认为诗人的道德标准和个人的人格同君主所代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悲剧冲突，而诗人不避艰险、知难而进所招致的失败，是悲剧的结局。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多以西方文艺理论为绳墨，以西方作品为参照，因此他们的论文带有程度不等的比较文学的性质。法国学者戴密微和德国学者卫德明都将《天问》与印度甚至欧洲国家的文学相比较，指出初民关于宇宙起源的疑问普遍地反映在文学里。美国学者王靖献《衣饰与追求——〈离骚〉〈仙后〉比较研究》专门比较《离骚》与《仙后》的寓意手法，已是地道的比较研究。
从《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看赵逵夫先生《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本节是邵炳军先生2002年楚辞年会宣读论文，原题为《从广博会通到突破创新，由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从〈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看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发表于《中国楚辞学》第4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50—170页。
赵逵夫师学术研究的成就首先表现在《楚辞》与屈原研究领域。他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二十多年，先后发表《楚辞》与屈原研究的论文47篇，其中有34篇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和《屈骚探幽》赵逵夫师《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之中。赵逵夫师认为，“学术上要有新的推进、有突破，一靠材料，二靠新方法，三靠新的角度”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第12页。足见他对研究方法的重视。本文拟从对西汉以来《楚辞》研究方法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阶段的回顾，探讨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以探求其在《楚辞》研究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之所以得出“不少颠扑不破的结论”汤炳正《屈原与他的时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的原因，从而总结其在当代《楚辞》研究领域里所到之处做出的突出贡献和重要的学术地位。
一、《楚辞》研究方法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阶段两千多年来，《楚辞》研究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构成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较低级阶段走向较高级阶段的逻辑发展过程。这就是：章句训释层次、义理探求层次和整体研究三个层次或曰三个阶段。
1.在受经学为主导影响的汉代至北宋，主要表现为章句训释的方法所谓章句训释，主要工作是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对文学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订。从汉代至北宋，“章句训释”的方法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章句训释”方法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对《楚辞》的“章句训释”，以西汉时的刘安、朱买臣、司马迁、刘向、王褒、扬雄和东汉时贾逵、班固、马融等人为代表，其特点是在解经、注经风气影响下，对《楚辞》部分作品作简要的说解与注释。但上述注释只限于《离骚》的《天问》，对楚辞的其他作品均“阙而不说”，而且它们均已亡佚。
二是“章句训释”方法的形成期。就现存的历史文献看，最早的完整的《楚辞》注释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它代表着系统而全面地进行《楚辞》研究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全书把文义阐释建立在扎实的训诂考据之上，能够做到言之有据、旁征博引，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发扬汉代经学的朴实学风，具有博采众说的特点；联系楚国的地方文化特色来解释作品，把依经释义的方式和细致的审美体悟结合起来。
三是“章句训释”方法的成熟期。宋代洪兴祖是《楚辞》“章句训释”方法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楚辞补注》。其特点是：荟萃众本，广征博引，训诂名物，校正文字，补释语意，驳正旧注；保存文献，载录遗说。由于洪兴祖曾因忤秦桧而遭贬，与屈原有着相似的境遇，所以他的《补注》虽以名物训诂为主，但在涉及屈原等人的创作思想旨意时，也寄托了现实感慨。
可见，从汉代至宋代的一千二百多年来，《楚辞》研究者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章句训释，而这种研究方法直线地机械地去达到对《楚辞》各篇义理把握的目的，是此阶段最基本也是最典型的研究方法。
2.在受理学为主导影响的南宋至清代，主要表现为义理探求的方法南宋朱熹在肯定章句训释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致命弱点，即“强附于其事之已然”。于是，他号召研究者要注意义理探求：以义理阐发的方法来反拨具有牵强附会弊病的章句训释方法，将义理探求方法当作扫清《楚辞》研究领域中先儒旧说的武器和工具，把义理探求方法作为建立理学义理对《楚辞》研究的统治的武器和工具。
为了弥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之不足，朱熹在注释儒家经典之馀，又以极大的热情投注于《楚辞》的研究。朱熹通过注《楚辞》，重新塑造了屈原作为忠臣义子的形象。朱熹一改魏晋名士唯以人生之情为重的理解方式，批驳了汉儒依据儒家经典贬斥屈原的态度。为此，朱熹还特别选曾失节于王莽的扬雄的《反离骚》作为批判对象，指扬雄为“屈原之罪人”，《反离骚》为“《离骚》之谗贼”以上朱熹语均引自《楚辞后语·序》……经过朱熹的这番努力，屈原作为伟大爱国诗人的地位从此愈发不可动摇。
由章句训释到义理探求的跃进，标志着《楚辞》研究逻辑由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发展。然而，倡义理探求方法却不能把握义理探求方法。可见，无论章句训释还是义理探求，都不可能解决研究主体方面解释的历史性和研究客体方面语言的社会性这两个理论难题。
3.受现代哲学思潮影响的“五四”时期至现在，主要表现为整体研究的方法《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再次转换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即由义理探求方法到整体结构研究方法的跃进。
“五四”时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用矛盾的法则进行研究。梁启超论屈原其人，最先提出矛盾境界一说。梁启超《屈原研究》，见《饮冰室文集》之三十，1991年。梁启超已初步将屈原作为一个灵魂充满矛盾斗争，并在这种矛盾的拼搏和斗争中铸造了自己的多面性格的“圆形人物”来把握和研究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文学及其评论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服从于斗争需要而强调屈原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冲淡乃至取代了屈原人格矛盾与作品内涵多样性的分析。
到了建国初期，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内涵的研究比战争年代有所拓宽，除了对爱国主义的强调，还更加强调屈原诗歌的“人民性”方面。然而，这种本应得到发展的倾向却因“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而重新狭化，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始终是单一的政治视角，适应教化要求，忽略了多角度的视角以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的审美功能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