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屈原赋注》只收屈作二十五篇﹙自《离骚》至《渔父》﹚。《通释》含“屈原故宅”、“羽山”等百余辞条，逐一考论。《音义》则音读详明，校勘精审，多有可取。全书以大义贯文旨，以训诂明大义，旨博辞约，义勤理确。然正因戴氏偏重考据，不尚空谈，故于作品思想内容论述未足。
陈本礼《屈辞精义》六卷，全书分段笺注，笺讲大义，颇能理清屈作文气，注为训诂，博采众说。此外尚有眉批，亦以就论章法为主。此书虽称精详，亦有不足之处。如其谓《离骚》有赋序，自“帝高阳之苗裔”至“夫惟灵修之故也”为序，更誉之为“《三都》《两京》赋序之祖”。
马其昶《屈赋微》分上、下两卷。马氏注《骚》，甚为注重发挥微言大义。此外，马氏在论述时，往往引《诗经》作比较，所论新颖融洽。
纵观由宋至清的《楚辞》研究，不难看出：义理探求之研究也是平面的，和章句训释一样不能完全解释《楚辞》内涵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不同的义理探求者，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如林云铭即将历代的研究成果一笔勾销，认为读者困惑于旧注之间“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唯《楚辞灯》如明灯一盏，能使读者“洞如观火”。可就在《楚辞灯》面世一年，朱冀撰《离骚辨》，对林氏及其作品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宋明以来的旧注错误，已由《楚辞灯》指出，而《楚辞灯》的错误，则应由他来指出。随后，王邦采对朱冀的大言武断、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进行了尖刻的讽刺，认为朱冀持论荒谬，“其误后学，尤非浅浅”。义理探索者在见解不一的情况下，往往自以为是，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辨护。他们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楚辞》，其解说最接近作者之本意，进而排斥他人成果，这种局面有碍于研究的深化。
《楚辞》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在现当代研究中逐步展开的。围绕着“屈原否定论”和“屈原是否为文学弄臣”问题，进行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争论。
怀疑屈原其人的真实存在思潮是从晚清末年开始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廖平、胡适、何天行、卫聚贤、丁迪豪等。他们无视《史记》等典籍之记录，却试图通过寻找一些材料予以别解以否定屈原之存在，进而自建学说。对于他们的做法，姜亮夫《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序》（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以为“都是些心中无‘主’，欲邀时宠者。其攀援廖、胡，欲成大国，实在无甚价值，徒使异国学人迷罔而欲在中国文化史上消除此一代大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一些日本研究者对二三十年代否定屈原之观点的介绍，遂使有无屈原其人其文的问题在《楚辞》研究界重新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稻畑耕一郎、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冈村繁等。与二三十年代否屈学者不同的是，他们一般承认屈原实有其人，但却将其与《楚辞》分割开来，否定《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作品为屈原所作，进而对屈原的偶像性予以消解。他们的观点遭到学者的全面批驳，目前已基本被完全否定而沉寂下去。
关于“屈原是否为文学弄臣”问题关系到《楚辞》所反映出来的屈原的人格精神之价值。自汉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宗奉儒家思想，故而，学者们在评判屈子人格精神之时，多围绕“是否忠君”、“能否怨君”、“可否去国”等问题而争论不休。“五四”以后，学者们在思想观念上批判了儒家的立场，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人物，对其性格的分析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如梁启超即以“矛盾境界”（《屈原研究》）之说评析屈原其人，认为屈原脑中有两种矛盾因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在理想与情感之间存在着矛盾纠葛，使得主体产生精神困境。显然，梁氏已抛弃那种单纯将屈原视为单一性格之人物并对其作全忠全孝之推崇的传统做法，将屈原视作为在矛盾拼搏和斗争中完成自我的人物形象，其持论就更显妥帖。到了抗战时期，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背景下，文学评论的价值标准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强调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观逐渐取代了屈原人格矛盾的分析。抗战即将胜利之时，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对屈原个性之研究又更多地侧重于性格分析层面。孙次舟认为“屈原和宋玉便是楚国的一种‘文学弄臣’”（《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1944年9月6、7、8日重庆《中央日报·中央副刊》），而“弄臣”只是“陪伴着君王们开心寻乐”的男妾。这种观点或许有将屈原由被人崇拜的偶象降为一个实在的人的意向，然而他本身歪曲了历史事实，超越了《楚辞》作品语言所包容的内涵，因而是不可取的。解放后，一部分学者认为屈原的高尚人格主要表现在“人民性”和“爱国主义”方面。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之《楚辞研究论文集》所刊载的以郭沫若、唐弢、陆侃如等为代表的文章就持此种观点，如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即认为“屈原不仅热爱祖国，同时也热爱楚国的人民，他的爱憎就是人民的爱僧”，屈原“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亦有学者表述出不同意见，如詹安泰《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则认为屈原“并不是一个什么超时代、超阶段的人物，他始终是以贵族中一个最进步分子的姿态出现的。在政治舞台上，在文章作品里，他始终带着浓厚的贵族气氛。”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无对于屈原人格精神的高尚与否是极为重要的，故而，在曹大中于1983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否定屈原爱国主义的论文后，此种争论进入高潮。曹氏的基本观点是先秦无爱国观，屈原作为一般王臣，至死不离本国，并不证明他具有爱国思想。这就将人们心目中具有高尚人格的屈原仅视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消解了其崇高性。嗣后，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将屈原不愿出走并不归因于爱国，而归因于重感情的诗人气质。潘啸龙《屈原：历史的改塑和发现——对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楚辞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屈原存在着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两种精神：“忠贞精神”与“抗争精神”。而汉至清的《楚辞》研究历史，对屈原的双重精神作出单向的选择和改塑：即怨君、忿懑的抗争精神逐渐被贬斥、否定，对君王、故国的忠贞精神被推崇赞扬，成为“忠君”的楷模。他还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屈原的评价，还会将屈原纯粹作为一个往昔的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刘毓庆《屈原人格及“屈原现象”》（《楚辞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屈原人格结构是政治家的精神与诗人灵魂的纠结、互补的结果，是政治家的理论与诗人命运的矛盾冲突、运动的表现。这些研究都将屈原人格的研究由单面性恢复为多面性，把屈原作为传统的具有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的平面人物恢复为作为活生生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立体人物。
由是观之，现当代学者对于屈原人格精神的研究与先前之《楚辞》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从汉初到清末，对于屈原人格的研究“几乎都是用历史与神话的双重素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以塑造丰富屈原亦人亦神的形象”（张啸虎《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译校前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而五四以来，学界更多地是将屈原视为一个内在丰富、充满矛盾的人来研究，充分考察其思想的多样性与作品蕴含的丰富性。而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带来研究方法的转换。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学界采取的主要是章句训释之法；在理学思潮的支配下，学者更多地去探求《楚辞》之义理；而五四以来，《楚辞》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它拓宽了传统的章句训释研究和义理探求研究所归属的点面研究结构之范畴，进入一个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立体研究结构之领域。这些方法涵盖哲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层面。同任何历史文化研究一样，《楚辞》研究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过程。
二、海外《楚辞》研究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楚辞》研究已成为世界学者所共同从事的一项工作。由于文明形式、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之不同，海外学者的《楚辞》研究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特立之处，其论亦多有可观之处。今参稽尹锡康、周发祥《楚辞资料海外编》、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诸材料，撷要浅述之。
（一）日本《楚辞》研究
在海外各国中，日本学者最早接受《楚辞》。据竹治贞夫研究，楚辞最初是随《文选》在奈良时代（710—784）传入的。这样看来，《楚辞》在日本已流传一千多年矣。尽管接触《楚辞》的历史很早，但日本人由学习而进入研究之进程却较为迟缓。据学者考证，日本学界正式开展《楚辞》研究基本只能从十八世纪算起。其时之学者对某些《楚辞》注本进行校读、训解、诠释，对《楚辞》之篇章进行调整，并发表一些个人见解，这可视为研究之开端。主要著作有秦鼎（1761—1831）《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1773—1836）《楚辞玦》、冈松瓮谷（1820—1895）《楚辞考》、西村硕园（1865—1924）《屈原赋说》等。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相关著述大量出现，据《楚辞资料海外编》、《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统计，专门著作有40种以上，论文则有300篇以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如下数种类型：
1.《楚辞》注译
冈田正之《楚辞校订》。此书辑录王逸、朱熹二家之《楚辞》注释，酌加眉注，附有《楚辞后语》《楚辞辨证》，持论较为客观，给读者综合了解《楚辞》的几种古注提供方便。
西村硕园《楚辞纂说》。此书从古籍中抄录言及《楚辞》之文字为己见作注，涉及面甚广。
桥本循《译注楚辞》。此书注释简明，属普及本。
2.《楚辞》综合研究
竹治贞夫《忧国诗人屈原》。此书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叙述与评价。其包括七个专题：“楚国和屈氏”，“修学时代”，“宫廷时代”，“失脚退隐”，“汉北配流”，“江南流谪”，“忧愤的最期”。作者将屈原创作的作品全部穿插进传记之中，按其个人的理解，分别在书中的不同时期出现，并作诠解：《天问》、《橘颂》在“修学时期”，《九歌》在“宫廷时期”，《离骚》在“失脚退隐时期”，《抽思》在“汉北配流时期”，《哀郢》、《涉江》在“江南流谪时期”，《怀沙》在“忧愤的最期”。本书后有附录，包括：“楚王世系表”、“屈氏世系表”、“屈原年谱”、“屈原关系地图”等。
竹治贞夫《楚辞研究》。此书分“序说”、“《楚辞》的书物”、“《楚辞》的文学——它的诗的形态的考察”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包括上、下篇，上篇为“《楚辞》的叙述形式”，下篇为“《楚辞》的构想与主题”；此外还有“绪言”、“结语”、“跋”和“索引”。全书先辨析“楚辞”的名分与概念，这包括“辞”的意义、《楚辞》的文学样式、《楚辞》与祝史之辞、《楚辞》与赋、赋的意义、诵与赋、诵读与铺陈等。继之，作者叙及了屈氏的祖先与屈原，包括屈氏的世系人物及职掌、屈原的官职以及《史记·屈原列传》等屈原的生平资料，这方面内容与《忧国诗人屈原》大致类同。而对“《楚辞》书物”的阐述，不仅涉及了中国古代《楚辞》学著作的编集与章句，还对中国历代代表性《楚辞》注本，如《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灯》等作了系统的介绍评述，包括它们的版本、音义、校勘、考异、逸文、异文以及撰者等，而且还着重介绍评述了这些中国注本的和刻本（日译本）与“和训”情况，以及日本研究《楚辞》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
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此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专谈巫的问题——巫与《楚辞》，巫的起源，巫的神政，巫与祝、宗、史的关系，巫与楚国等；后一部分，由巫系文学大框架看《楚辞》，着重对《楚辞》作品作与众不同的巫系范畴内的认识和定位，具体论述为：设问文学（卜问系文学）——《天问》（制作动因、作者、原型及类型等），自序文学（祝辞系文学）——《离骚》（形式、内容等）、《九章》、《远游》，问答文学（占卜系文学）——《卜居》、《渔父》，神舞剧文学——《九歌》（作者、制作年代、神祇、歌舞等），招魂文学——《招魂》、《大招》。这就是说，作者将屈原作品全部按巫系的眼光加以分类，定为五大类——设问、自序、问答、神舞、招魂，所有的作品均划归在这五大类内。
赤塚忠《赤塚忠著作集·楚辞研究》。此卷收录七篇论文：《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离骚〉为中心》、《悲剧〈离骚〉的意味》、《关于〈离骚〉的样式》、《神神的游戏——楚辞〈九歌〉的构成及其文学史上的位置》、《历史与文学——楚辞〈天问〉篇的文学史意义》、《楚辞〈天问〉篇的新解释》、《楚辞〈九章〉的研究——从抒情到剧曲》；书末附录伊藤正文、小尾郊一、直野德三位教授撰写的纪念赤塚忠先生兼评其研究的文章，以及由横须贺司久与大地武雄合写的关于《楚辞研究》一书编纂的《后记》。
星川清孝《楚辞之研究》。此书除“序”与“后记”外，分前篇、后篇（附结语与主要参考书目），及附录“屈辞译注”（对《招魂》、《大招》以外的全部屈原作品作译注）三部分，另有图版二则（敦煌出唐写本隋僧道骞《楚辞音》残卷，楚辞关系地图）。前篇与后篇着重探讨的是：关于“楚辞”的名义——楚方言在诗篇中的采用，“楚辞”之“辞”作为歌谣的名称，有关楚歌与《楚辞》诸说，《楚辞》是从祝史之辞起始的楚国文学；关于《楚辞》之赋——赋是直叙之诗，赋是为诵读的诗，由《左传》所见“赋诗”，《楚辞》的诗篇作为赋的理由；关于《楚辞》的诗句形式——《诗经》中的“兮”字，《诗经》“兮”字的性质，《楚辞》的“兮”字与诗句形式，《楚辞》的“兮”字与一般助字，诔、哀、辞、哀赞、灵表、碑铭与《楚辞》的句法，《天问》、《招魂》与《大招》的句法，《卜居》及《渔父》的句法，《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等的句法，荀子的赋《诗》及《成相》的句法，关于“乱”、“少歌”、“小歌”、“反辞”、“唱”及“重”，《楚辞》以前的诸种“辞”的句法，《楚辞》的句法与散文，《楚辞》由战国时代散文发源；《楚辞》文学的特色——《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的思想特质；关于祝、史、巫——祝、史、巫与《楚辞》，周代的祝、史、巫、巫祝与工祝；关于《楚辞》其书——书名及其编成，《离骚》与《离骚经》，关于“屈原赋二十五篇”；《离骚》、《九章》研究——《史记·屈原列传》考，屈原的身世（屈原生卒年代考，有关屈原乡里与姐的传说），屈原的履历与作品（《离骚》著作期，彭咸为何人，屈原的流谪与《离骚》），《离骚》的内容，《九章》的篇次与制作时期，《九章》九篇的内容批评；《天问》篇研究——《天问》的成立动机及其性质，《天问》疑问句的解释，《天问》的作者与作品内容；《九歌》的研究——《九歌》的性质及其编成，“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与《九歌》的篇数，“河伯”与“山鬼”，“东皇太一”及其他诸篇；关于其他所谓的屈原赋——“远游”、“卜居”与“渔父”，“招魂”、“大招”与“九辩”；《楚辞》的传统——《楚辞》与汉魏六朝文学，《楚辞》与唐宋诗文。
3.文学史中的《楚辞》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