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遏制上述不良的社会现象，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途径与举措，譬如立法机构制定法律加以限制，执法机构制定法规加以规范，等等。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种社会现象到了“法不责众”的时候，往日具有社会秩序强制规范力的法律法规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因为，法律法规告诉人们的是什么事情你不能去做，而不可能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它可以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却不可能去约束人们的思想。可见，法律法规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教育作用是表层的、有限的，而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幼接受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的培养，其约束作用、教育作用才是深层的、无限的。上文我们已经谈到，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都是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的价值功效。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这不仅仅只是个培养青年学生的问题，而是个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素质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更是关系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都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消费的精英与脊梁。因此，引导他们阅读“元典”性作品应该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而加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先秦文学“元典”教育则更加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说详：邵炳军、张静、路艳艳《文学“元典”教学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2期，第54—56页。
当然，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同时，在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是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其中包括“《诗》、《骚》文献研读”、“诸子文献研读”等先秦文学“元典”研读的教学内容。
三、研究先秦文学“元典”的学术史价值
由于先秦文学“元典”具有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所以自它们产生的时候起就成为当时社会之“显学”，而研究先秦文学“元典”则一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之“显学”，尤其是先秦文学“元典”中的经学文献更是在历代学术研究中处于统领学术研究的地位。
1.先秦文学“元典”自身具有“显学”特质
《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可见，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墨子的弟子遍布各诸侯国，儒、墨之学传授十分兴盛，且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由于孔子、墨子及其弟子在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里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儒、墨之学自然成为“世之显学”。
至战国中期，不同学派有了更加进一步的发展，百家争鸣盛况空前。“世之显学”由最初的儒、墨两家发展成为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家，进而发展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这些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迥异，自然形成了各自显著的学术特色：“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尔雅·释诂》邢《疏》引《尸子·广泽篇》）；“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篇》）。当然，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他们的治学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救时之弊”（《孟子·离娄下》邢《疏》）。正因为诸子百家都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注重政治问题，各家都着力于治世，其争鸣的内容都在于如何治国，故他们的见解大多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往往直接影响当时政治家的思想行为，这使他们的学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之显学”。譬如，法家的宗教观念在战国变法时期对宗教活动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阴阳家则在“五德终始”（《汉书·艺文志》）说的影响下逐渐以五帝崇拜取代了传统的上帝崇拜。
尤其是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较大学派的儒家学派，尽管在秦朝“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篇》）、汉初“崇尚黄老”（清胡渭《易图明辨》卷六）之后曾一度消沉，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后直至“五四”运动前的二千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延续与文化心理的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学术流派。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不仅自产生之时起在它们所处的社会里成为那个时代之“显学”，而且以其博大精深在后世一直延续着它们自身的“显学”魅力。
2.研究先秦文学“元典”一直为中国文学学术史之“显学”
可以说从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问世以后，就有了对它们的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如《诗·周颂》、《鲁颂》、《商颂》在祭祀活动中的应用，西周春秋时期礼仪活动中的赋《诗》言志活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散文创作中引《诗》、《书》、《易》行为，吴公子札观乐论《诗》，孔子“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都可以说是原生态的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文献整理与研究，应该说肇始于西汉。
西汉儒学作为经学一统天下之后，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首推刘向、刘歆父子。刘向在对《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关尹子》、《子华子》、《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如刘向《管子叙录》指出：“《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又如其《列子叙录》指出：“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同时，刘向还在其所著《说苑》、《新序》中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在其所作《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引）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文·艺文志》引）。在刘歆看来，只有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才能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宋代学者开创了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其中，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东坡全集·别集》卷三十四《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所谓“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这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学”的一大特征。如欧阳修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就是“宋学”的早期代表作。苏轼所谓“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如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改新，都属于“救时行道”的实践活动。苏轼所谓“嘉祐末，号称多士”，这一时期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明末清初顾炎武毕生倡导“实学”的主张与“通经学古”、“经世致用”的思潮相契合，并由此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虽然清代学人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脱离开来，但是他们在博稽经史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朴实的考经证史的治学特征，则大大有别于宋明理学空疏务虚的路子。在这一点上，顾炎武“实学”主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淹贯经史，博通群书，研究领域极为广泛，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经世致用”思想再度崛起，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
可见，无论是汉唐朴学，还是宋明理学，尽管治学理念不同，治学方法相异，但它们大多是遵循以小学通经学、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研究先秦文学“元典”成为当之无愧的“显学”。
四、研究先秦文学“元典”的方法论原则
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这一时期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研究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从而开创了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家们，往往都有宏阔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大胆的魄力、渊博的学识和活泼的思维。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三十年中，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学者们思想空前活跃，使先秦文学“元典”研究进入了一个成果卓著的新时期。但是，毋庸置疑，先秦文学“元典”研究仍存在许多缺憾之处，比如疑古派对春秋文学史料研究的影响，片面强调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局限，对进一步发掘先秦文学“元典”史料重视不够，架空立说，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先秦文学“元典”的方法论原则。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认为，“科研既是一种联系，一要求掌握大量的材料，二须熟悉各种理论、原理（此为联系的路径，探求新的联系的手段），并在不断实践中达到运用自如”，“学术上的突破，无论来自逐渐摸索还是来自顿悟，都是思维联系的结果，都是学问会通的结果”。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第10—18页。我们认为，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但方法论原则只有一条，即从广博会通到突破创新，由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说详：邵炳军《从广博会通到突破创新，由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从〈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看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楚辞学》，第4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50—170页。
1.广博会通是突破创新的前提，经验实证是理性思辨的基础所谓经验实证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指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对文学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订。特别是乾嘉学派，发扬汉代经学的朴实学风，在名物训诂中博采众说，在文献整理中集其大成，钩沉拨误而新见迭出，将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了极致。郁贤皓师《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指出：“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郁贤皓师《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收刘进宝、施和金主编《历史文献学从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当然，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不等于史料学，但史料的研究无疑应当构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学术史研究赖以建立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承乾嘉考据学派之余风，扬注重史料的“实学”之精神，在研究中自觉运用钩沉索隐、训诂考证的研究方法，成果卓著。然而，就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而言，我们更有必要呼吁和提倡坐冷板凳、搞真学问和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大力开展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扎扎实实地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理论研究构筑坚实的学术根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演进作出宏观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在先秦文学“元典”研究过程中，如何继承与发展经验实证的方法，笔者以为起码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通走向学术的突破。任何事物的共性均寓于其个性之中。因此，要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必须尽可能多地观察该文学现象所涵盖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与发掘现有原始文献，从材料的会通走向学术的突破。
二是及时了解新出土的文献信息，并将其与有关典籍中的史料联系起来。孔子壁中书、汲冢书、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之汉晋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长沙马王堆之汉简帛书、郭店楚简等的出土与发现，对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古文经学、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许多新兴的专门学科，对学术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倡导“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不仅应注重发现传世文献中的新史料与新价值，更应注重发现地下出土、馆藏尘封、散落民间的新史料。
三是充分分析与综合利用已知条件，用刨根究底的办法以引出新的研究课题。科学研究就是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这便需要人们去寻找诸多事物之间的联系。它必然要求人们去掌握大量的已知材料作为探求新的联系的起点，也必然要求人们去掌握各种已知的理论和原理作为探求新的联系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注重综合运用已知条件——已发现的先秦原始资料和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引出新的研究课题，使自己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