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炳军
“元典”属于文化学范畴，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昭十二年《左传》：“上美为元。”《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诗·小雅·六月》毛《传》：“元，大也。”《尚书·虞书·大禹谟》伪孔《传》、《礼记·文王世子》郑《注》同。《说文·一部》：“元，始也。”可见，“元”不仅有万事万物肇始之义，更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与价值取向，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又，《书·夏书·五子之歌》伪孔《传》：“典谓经籍。”故我们所说先秦文学“元典”是指那些先秦时期写作并流传至今的、具有原创性意蕴的、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重要书籍。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因此，在当代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诸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他们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它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客观要求，也是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治学门径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才能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才能使学生“近乎道”而“知之至”（《礼记·大学》）。这种“知所先后”（《礼记·大学》）的学术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礼记·大学》）的探索之路是会大有裨益的。
一、先秦文学“元典”的基本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德］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熊、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页。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先秦两汉时期（公元220年以前），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尤其是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1.先秦文学“元典”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先秦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与文化“元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楚辞》等等。它们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后世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作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再如，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
可见，这些“元典”性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特质的未来走向，它们确定了中国文学的美学潮流和艺术型范。
2.先秦文学“元典”具有民族风格、民族魅力特质鲁卿叔孙穆子（叔孙豹）为晋卿范宣子（士匄）释“死而不朽”时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二十四年《左传》），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贵族文士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大多数作品含蕴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说详：邵炳军《关于〈春秋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思考》，《西北民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9—63页同时，先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也就是涵盖现代学科门类划分中所谓“文学”、“史学”、“哲学”融合为一的文学观念。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8页。如《周易》可以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但你很难说其中的四言体“爻辞”不是诗歌作品，你也不能否认“康侯用锡马蕃庶”（《易·晋》卦辞）的史料价值。说详：邵炳军《〈青蝇〉、〈宾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生平事迹考论》，《文史》，2000年，第2辑，第155—164页。又如，《左氏春秋》可以说是一部史学著作，但你很难否定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没有文学元素，你也不能否认其所载周王、诸侯国君、公卿、大夫、文士创作的成文原本就是独立成篇的散文作品。说详：邵炳军、梅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导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文史哲兼容的文学观念，才使这一时期的“元典”性作品具有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兼容的特质，它们中大多兼有文学“元典”与文化“元典”的双重身份。
所以，先秦文学“元典”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所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本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故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垂范久远的行动指南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冯天瑜《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第1页。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与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可见，先秦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影响，而且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它们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阅读先秦文学“元典”的现实意义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因此，他认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1.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先秦文学“元典”教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就目前高校的现状而言，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讲析“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对空疏的“文学史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失语症”；我们身处高等院校，常常会碰到一些以“大师”自居者，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又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的时代。
纵观现当代学术史，我们的前辈学者大多是从熟读先秦文学“元典”起步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的。这些“大师”们，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品德情操高洁，人文情怀浓郁，国学根底深厚，这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师”的最主要的原因。如笔者所供职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他原本是学习历史学的，后来才转而攻读力学。他不仅仅以“钱氏定理”闻名于世界力学界，而且以其深厚的人文修养为世人所敬仰。每当我们傍晚时分在由他创意设计的富于人文色彩的美丽校园里漫步时，每当我们在校园中心的文化广场领略大自然美好景色时，尤其是每当我们在“泮池”观鱼时，无不为钱老谙习中国古代诗歌“元典”性作品《诗经·鲁颂·泮宫》而叹服。从这个意义而言，钱老是上海大学当之无愧的“象征性文化符号”。
可令人十分愧疚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高校正规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们，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有不少人既不懂小学，又不通经学，他们也敢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许多学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自然科学界“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学者了。当然，笔者绝非厚古薄今之狂徒，更非妄自菲薄之小人。因为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故我们必须坚定一个信念：注重指导学生学习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生命基因的先秦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当然，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一种在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技巧，而是一种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与循序渐进的学术积累而形成的“底色素质”。只要真正拥有了这种“底色素质”，它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
2.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的重要手段世界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社会形象是：当“五四”运动后我们正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却早在上世纪初叶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进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问题，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重要来源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创造张力并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个培养博士的独特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兼论为什么要精读原典》，三联书店，1988年，第301—302页。
我们知道，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形成期孕育并生成广阔的知识视野、深邃的探究能力与敏捷的思维能力，而“元典”性作品往往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合乎时代要求、最富有个性特征的完美解答，它们可以常解常新，既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免在社会发展中造成人类文明的中断或解体。刘承华《原典阅读：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第28—31页。正是由于“元典”性作品的文化沉淀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支援意识”，所以，尽管在青年学子后来的学术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本科生、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元典”性作品，读者自然无法知道是哪些“元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后也不大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数目有限的“元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但“元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宽广的关照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们自身终生都受用不尽的。郭齐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第16页。然而，目前在中国的大学里，即使是在很多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引导学生研读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元典”为内容的课程。这种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3.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意识，其结果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等社会现象，自然会使阅读消费出现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自然会严重影响到新生代人口心理素质与文化素养。张俊《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重视文学经典阅读》，《语文学刊》，2004年，第4期，第38页。这种发展趋向，是每一位政府官员、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位学生家长所不愿看到的，更是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遏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