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琼林《〈离骚〉与巫风性文化》：“根据《离骚》的抒情程序，这三组性恋关系（怀王—屈原；屈原—女媭；怀王—宓妃、有娀氏女、二姚），在抒情诗中的艺术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突出的。自拟弃妇的性恋关系确立了《离骚》全篇最亲密、最近距离的、忧怨并生的悲剧式的抒情基点和性绪格调。……这样就出现了降神的性恋关系表演中巫现‘一身而二任’的情况，一会是男，一会是女，往返变幻于性恋关系的两极，一会是‘予’、‘余’、‘吾’第一人称，一会又是‘女’的第三人称。这种一人兼有两性的巫风假定性，在《离骚》中就是屈原忽男忽女、兼有两性（构成与楚王、与女媭的假定性恋关系）的原型了。”
范正声《〈离骚〉的男女意象与〈易经〉》：“屈原的创作也采用了《易经》表情达意的方法——设象喻意……《离骚》中的花鸟草木男女之意象皆为抒情说理所设，是屈原思想情感的形象外化，其意象寓意丰富深刻、奇妙莫测，言近而意远。……诗人用生动活泼的意象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深刻的社会、人生主题或审美意义。若将《离骚》中的男女情事视为真的男欢女爱或离愁别恨，那就大错特错了。”
杨义《〈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离骚》于此把心灵历程转换为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神话游行历程，堪称诗学绝笔。……求女是前面已论述过的‘两性喻’，但内涵已有根本性变异，不是指涉君臣关系，而是指涉与诗人相通相悦的美好心灵。它是诗人的心灵历程，在求高明之后的求沟通。……高丘之女是与下女相对而言的，因而这既是昆仑行的终结，又是求下女之行的起点。寻找美好心灵最要紧的是以心换心，因此在春宫‘折琼枝以继佩’，用比香草更高贵的琼枝隐喻自己异常高洁的心，准备鲜活水灵、荣华未落之时赠给值得赠给的‘下女’，即另一个美好的心灵。”
谨按：《离骚》中涉及诸多实存名物和虚拟想象之物，而对其性质之考察，亦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虽有学者曾尝试对其进行实证性质的考证，然今之学者，多从“意象”理论之视角对其进行考察，探寻《楚辞》作家运用这些“象”背后所潜藏的主体之“意”。
《九歌》
一、作者与作时
（一）作者
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以风谏。”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二：“《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屈原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二：“或云楚俗旧有辞，原更定之。未知其然否也。”
清戴震《屈原赋注》卷二：“《九歌》，迁于江南所作也。”
苏联E.A.谢列勃里雅科夫《屈原和楚辞》（《楚辞资料海外编》，页39）：“屈原写《九歌》时，是有意使用不同于北方方言的楚地方言。”
胡适《读楚辞》：“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
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232）：“《九歌》起初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才经过屈原写定或修改的。……因为《九歌》既是民间祭神的歌曲，祭祀的进行又是由巫来主持，所以它的原始形态的歌词要不是出于一般人民之手，就很可能由巫祝们所编造。这种歌词天真活泼和富于人民性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在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士大夫文人看来，当然是很粗糙的，而且会认为‘鄙陋’的。如果它一旦有机会被记录下来，必然会被文人大大地修改、大大地润色也是无疑的。这种修改润色之功属于谁的呢？传说把它属于屈原——当然最可能最恰当的就是屈原。”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页60）：“这几篇乃是楚国各地的民间祭歌，大约至汉初方搜集起来，加上‘九歌’一个总称。”
乂田《〈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与楚墓神系和刘邦所命祀神系比较，《九歌》所祭的十位神灵中，与屈原之实际情况不符的至少有五位，这说明《九歌》这一体系性祭歌并不是屈原的作品。《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二）作时
1.早年得志之作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页36）：“由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
陈子展《〈九歌〉解题》（《楚辞直解》，页457）：“我们相信屈原《九歌》是作在放逐之前，他居郢都，正在做着左徒的时候。这是他早期的作品，其中没有放逐的感情，没有特意讽谏的意思。”
2.怀王十七、八年作
马其昶《屈赋微》卷上：“《九歌》乃屈原承王命而作……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233—234）：“王逸说，《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之间所作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九歌》不但在内容上毫无放逐的情调，在文字上也找不出放逐的迹象，而且《九歌》的背景显然不限于沅、湘之间，它北至于黄河，西至于巫山，又包括天神、地祇、人鬼，范围很广泛，也很有组织。这样就必须事前经过搜集，事后经过整理。《九歌》的写定和修改大概就在……（楚）怀王十七、八年（纪元前312—前311）屈原还被信任的时候。”
3.见谗被疏后作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
4.放逐后作
汉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其词鄙陋，因之作《九歌》之曲。”
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清戴震《屈原赋注》卷二：“《九歌》迁于江南所作也。”
5.非一时之作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二：“《九歌》不知作于何时，其为数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时所作也。二《湘》言湖湘沅澧，与《东君》言扶桑、《河伯》言昆仑、《山鬼》言山阿同指，各就神所居次立言。《外传》谓《九歌》作于湘阴之玉笥山，亦臆说也。然《大司命》曰‘老冉冉兮既极’，《山鬼》曰‘岁既晏兮孰华予’，其亦暮年所为欤？”
聂石樵《屈原论稿》（页187）：“从《九歌》的内容看，它描写的方面很广，既有南方的沅湘，也有北方的黄河和西方的巫山，并且包括各种神祇。要描写、加工的素材这样广阔，必需经过一个搜集整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因此它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最后写定应是在顷襄王时被放逐到江南以后。”
二、题义与主旨
（一）题义
1.阳数之极
汉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岛，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唐张铣注《文选》：“九者，阳数之极也。自谓否极，取为歌名也。”
杨希枚《说神秘数字七十二》：“显然的，王逸认为：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人有九窍——九是经纬天地人伦之道的一条纲纪，且人原是‘与天地合度’的，因此赋颂之作也须与天地合度，从而以阳九命名。”
王泗原《楚辞校释》（页209）：“《九歌》本是古乐名，是组歌。数，阳极于九，所以组歌以九名。”
2.古歌旧题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九歌》十一篇，《九章》九首，皆以九为名者，取‘萧韶九成’、‘启《九辩》《九歌》’之义。《骚经》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即其义也。”
清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九歌》皆楚俗巫觋歌舞祀神之乐曲。”
陆侃如、龚克昌《楚辞选译》（页1）：“《九歌》包括十一篇祭歌，从《东皇太一》到《国殇》十篇，每篇祭一神，最后一篇（《礼魂》）大概是共同用的送神歌曲。这些祭歌早已在楚国南部民间流传，后来经过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加工修改才保存下来。”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页42）：“《九歌》之名，由来甚古，夏启曾用以为郊天祭祖的乐歌。夏时《九歌》，春秋时早已失传，故其时古籍解题颇多歧义。屈原的《九歌》，只是在祭神娱乐方面与其有渊源，故仍袭其名。”
金开诚《〈九歌〉研究》（《屈原辞研究》，页149、152）：“《九歌》本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歌之名。……它在屈原心目中，并不是庄严肃穆用来歌功颂德的，而是一种大规模的娱乐性歌舞。”
董运庭《〈九歌〉略论》：“‘九歌’本是上古时代传说中的一种歌谣或乐曲的名称，其源甚远。……在屈原创作《九歌》之前，就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它们是：夏《九歌》、周《九歌》、楚《九歌》。这三种《九歌》的基本性质并不相同，它们分别是神话的、礼乐的和宗教的，但又并不绝对，往往相互混淆。”
3.实数之九神
（1）合篇
合《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各为一篇说。
明周用《楚辞注略》：“《九歌》又合《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为二篇。”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二：“《九歌》共十一篇，《湘君》《湘夫人》，合庙分现，各歌其辞，《大司命》《少司命》亦然。祭之所有九，故谓之《九歌》。”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二：“《九歌》本十一篇，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与《湘夫人》，亦类也。神之同类者，所祭之时与地同，故其歌合言之。”
清吴世尚《楚辞疏》卷二：“《九歌》中如《湘君》、《湘夫人》及《大、少司命》虽各有乐章，而意相承顾，读者须细玩其血脉之暗相注处也。”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何独《九歌》而异之？当是《湘君》、《湘夫人》只作一歌，《大司命》、《少司命》只作一歌，则《九歌》仍是九篇耳。”
陈子展《〈九歌〉解题》（《楚辞直解》，页454）：“倘若有人拘泥于《九歌》之九这个数字，那就请他考虑这里周（用）、吴（世尚）、顾（成天）、王（邦采）四家之说好了，我就是采用这一说的。”
合《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说。
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卷二：“歌以九名，当止于《山鬼》。既增《国殇》《礼魂》共成十一，仍以九名者，殇魂皆鬼也，虽三仍一也。”
清林云铭《楚辞灯》卷二：“至于《九歌》之数，至《山鬼》已满，《国殇》《礼魂》似多二作。……盖《山鬼》与正神不同，《国殇》《礼魂》乃人之新死为鬼者，物以类聚，虽三篇，实止一篇，合前共得九，实出深文可也。”
合《湘君》《湘夫人》、《国殇》《礼魂》各为一篇说。
明贺贻孙《骚筏》：“《九歌》共十一首，或曰《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坛，《国殇》《礼魂》共祭一坛……每祭即有乐章，共九祭，故曰《九歌》。”
徐志啸《〈九歌〉应是九篇》：“《湘君》与《湘夫人》形式上是两篇，实际上按其内容与结构，应该说是一篇。理由是：其一，题目虽是两个，而实际所祭神是一个——湘水之神；其二，两篇诗章重复回环较多，句式与用语相似处也较多。……两篇诗在内容上紧相联系、不可分割。……《国殇》与《礼魂》当是一篇，后者是前者的乱辞；至于题目《礼魂》，兴许是为了醒目、突出而后加的。”
合《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礼魂》为乱辞说。
明汪瑗《楚辞集解》：“然《九章》之篇数皆合于九，而兹《九歌》乃有十一篇，何也？曰：‘末一篇故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谓一人也。……’或曰：‘二司即可为一篇，则二湘独不可谓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盖其职相同，犹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兼小，犹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谓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敌体也，而又有男女阴阳之别，岂可谓之一篇乎？若如此说，则《河伯》亦二湘之类，《国殇》亦《山鬼》之类也。其不然也审矣。篇数虽十一，而其实为九也较然矣，又可疑乎。’”
合《湘君》《湘夫人》为一篇，以《礼魂》为乱辞说。
潘啸龙《九歌六论》：“《礼魂》确如汪瑗所说‘固前十篇之乱辞’；而《九歌》之所以题名为‘九’当如王逸所揭示的其‘祠祀’对象乃为‘九神’的缘故。《九歌》前十篇所祀对象，实际上正是‘九神’：上皇、颛顼、日神、云神、生死寿夭之神、子嗣之神、河神、山神、国殇和湘神。湘君、湘夫人均居湘为神，且为夫妇，当为共祀之一神。”
（2）去篇
去《国殇》《礼魂》二篇说。
明陆时雍《楚辞疏》卷二：“按《汉书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起《离骚经》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凡十八，则原赋所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于《九歌》之末。”
清李光地《九歌解义》：“《九歌》止九篇，则《九歌》疑亦当尽于此（《东皇太一》至《山鬼》），其辞所寄托，皆感遇抒怀，信一时之作也。后两篇或无所寄属，而以附之者。”
去《河伯》《山鬼》二篇说。
明钱澄之《屈诂》：“河非楚所及，而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故无赞神之语，歌舞之事。则祀神正得九章。”
去《国殇》而以《礼魂》为乱辞说。
清王闿运《楚辞释》卷二：“此《九歌》十一篇，每篇之乱辞也。……盖迎神之词，十词之所用。……《国殇》旧祀所无，兵兴以来新增之，故不在数。”
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页91）：“此篇（《国殇》）无歌舞致神之辞，但叙其死事之烈，岂屈子招为国战死之魂之辞，即太史公当日所见之《招魂》欤？昭明不取，或所见《楚辞》，本无此篇耳。应列于九篇之外。”
去《东皇太一》、《礼魂》，不计入总篇数说。
闻一多《什么是〈九歌〉》（《闻一多全集》，卷5，页341—342）：“迎神送神本是祭歌的传统形式，在《宋书·乐志》里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再看唐代多数宗庙乐章，及一部分文人作品，如王维《祠渔山神女歌》等，则祭歌不但必须具有迎送神曲，而且有时只有迎送神曲。迎送的仪式在祭礼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了。本篇既是一种祭歌，就必须含有迎送神的歌曲在内，既有迎送神曲，当然是首尾两章。这是常识的判断，但也不缺少历史证例。以内容论，汉《郊祀歌》的首尾两章——《练时日》与《赤蛟》相当于《九歌》的《东皇太一》与《礼魂》（参看原歌便知），谢庄又仿《练时日》与《赤蛟》作宋《明堂歌》的首尾二章，（《宋书·乐志》：‘迎送神歌，依汉《郊祀》三言四句一转韵。’）而直题作《迎神歌》、《送神歌》。由《明堂歌》上推《九歌》，《东皇太一》《礼魂》是迎送神曲，是不成问题的。或疑《九歌》中间九章也有带迎送意味，甚至明出迎送字样的（《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河伯》‘送美人兮南浦’），怎见九章不也有迎送作用呢？答：九章中的迎送是歌中人物自相迎送，或对假想的对象迎送，与二章为致祭者对神的迎送迥乎不同，换言之，前者是粉墨登场式的表演迎送的故事，后者是实质的迎送的祭典。前人浊为一谈，所以纠缠不清。除去首尾两章迎送神曲，中间所余九章大概即《楚辞》所谓《九歌》。”
郑振铎《诗经与楚辞》（《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页60）：“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