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漫《〈离骚〉“求女”与怀王丧后——灵均“求小君”新说》：“屈原之所以上下求索，一求天女而无门，二求宓妃而放弃，三求简狄费尽心思而无成，四求二姚而无信心，关键在于楚王身边同时有五位美人，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在她们五人中寻找自己的代表。屈原由于是罪臣被疏且从远方‘苍梧’赶回，时间、人际关系等条件都不如别人优越，因此，他并不能与其中哪一位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都能一一对应于楚怀王宠女众多、立后态度暧昧、各派政治力量各有追求目标并力阻他人染指，以及楚怀王时各种会见制度极为严格这些特定的史实。”
9.寻求政治同盟说
刘士林《离骚“求女”意象勾沉》：“由婚姻在上古政治活动的这层功能可见，在‘哲王不寤’的前提下，屈原求诸‘闺中’，绝非为了取得情感安慰，而是想效仿史乘，结成一种政治血缘同盟，以此来实现美政。因此，他才肯花那么多精力来上下求索。只是在文学史家的价值观中，囿于文学的永恒主题——爱情，而无法看到其现实功利性的一面。而史家则冷静得多，通过他们的历史叙述，才使我们能看到历史的真相。也正是‘求女’所具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功能，所以在《离骚》中它才能与‘求王’相提并论。‘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这才逼得三闾大夫最后只好‘从彭咸之所居’。”
10.追求美好境界说
鲍红《〈离骚〉“求女”喻意五说得失辨》：“‘求女’并不是喻指求现实中的某人，而是追求一种美好的精神和境界。屈原多次抒写‘求女’，充分表达了诗人不断追求美好理想但又屡屡失败的坚贞、执着、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11.复合蕴含说
金开诚《〈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求女’是比喻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是寻求君主以外的贤人的了解和支持。……到了写《离骚》的时候，为国求贤已经没他的份了，所以他所追求的，主要是有人能赞同他的理想和主张，能为他剖诉辨冤，或至少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兼与“求君”说商榷》：“《离骚》‘求女’喻指前后有所不同。前四次‘求女’喻求贤，但每次所求之贤又有区别；后一次‘求女’喻求君。其前后喻指的转变，则由于诗人所处地位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国内——为国求贤，而后者立足于国外——为己求主，转变的契机在去国远逝。”
12.艺术虚构说
赵沛霖《〈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古今以求女寓意求理想、求明君、求贤臣的各家之说或多或少地各有根据，但从根本上说，皆涉穿凿附会而不得其神理。……南方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和以巫史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屈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又最有激发力量的表达手段，即通过求女与之婚媾所具有的传统观念意义来寄托其追求国势强盛、民族兴隆的内心情怀和愿望。”
梅琼林《〈离骚〉：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兼与赵逵夫等先生商榷》：“抒情主人公与楚王、与女媭的关系，三次求女都具有明显的艺术假定性质，与原始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没有必然的形式联系……不能将这种意态化的性恋关系与客观形态的历史等同起来。……性恋虚拟在《离骚》诗篇中既起着艺术情景的关联，思想感情的外化，结构上的过渡等整体上的作用，同时又具体地形成了各种性恋关系的特殊功能：求女（楚王——宓妃、佚女、二姚）的结构功能，抒情主人公与女媭关系的心理揭示功能。”
（三）抒情主人公性别问题
1.抒情主人公乃作者自拟之女性
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151—161）：“文学用‘女人’来做‘比兴’的材料，最早是《楚辞》。他的‘比兴’材料虽不限于‘女人’，但‘女人’至少是其中重要材料之一。所以我国文学首先与‘女人’发生关系的是《楚辞》，而在表现技巧上崭新的一大步的文学也是《楚辞》。真是谈‘女人’的，有乐府古辞的《艳歌罗敷行》、《陇西行》……一切寄托于妇人女子以抒写作者情意的诗篇都是屈原这种关心并重视妇人的作风的承继。”
曹大中《屈原的女性癖与恋君情结》：“他同时也是一个处处表现出女子气的怪人，在他的人格中，竟有很大一部分不符合男子的特性，而是十分符合女子的特性的。……屈原人格中充分的女性成分，不仅已发展为以女性自居，而且进一步发展为以怀王的配偶自居，受到挫折以后，又进一步以怀王的弃妇自居了。这已经不是一般人格中的女性成分问题，而已发展成为一种变态心理的女性癖了。”
卞文《〈离骚〉抒情主人公性别辨》：“其实诗人自喻女性（即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并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以女求男喻臣求君，借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更是匠心独具。”
2.抒情主人公为男性
易重廉《关于〈离骚〉整体结构的思考》：“下面这些话更能说明抒情主人公的男性身份。……无论是现实中的求婚，还是幻想中的求婚，我们的主人公始终是男性。”
3.抒情主人公之性别随文转换
清李陈玉《楚辞笺注》卷一：“‘求女’是比喻变迁，倏忽无端，此《离骚》之情也。”
钱锺书《管锥编》（册二，页592）：“夫不论所喻为谁，此句取以为喻之‘美好之人’称‘余’者，乃女也……不论其指臣皇皇欲得君，或君汲汲欲求贤，而词气则君子之求淑女，乃男也。不然，则人疴矣。后之称‘自’与前之称‘余’，盖一人耳；扑朔迷离，自违失照。”
夏太生《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中心说”》：“以《离骚》为例，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非完全以‘女人’的面目出现的，经常也以男子的本来面目出现。……在诗人的笔下，有时是君夫臣妇，有时又变为臣夫君妇。”
戴志钧《〈离骚〉的组织结构与构思艺术》：“全篇主要艺术形象的塑造，‘直陈’与象征的关系，是经过精心艺术构思的，既是统一的，又是变化有规律的。上半篇写‘人境’，故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男女为喻，男君女臣；虚实一体，正奇相合。下半篇写‘神境’，故以虚为主，以实为辅……全部形象亦真亦幻，真幻结合，恍惚迷离。”
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在《离骚》的前半篇，诗人的‘自我’形象，在比兴中其实是以女子形象出现的。……到了前半篇的结尾处……摇身一变成男子了。……在《离骚》的前半篇中，诗人将楚王变为‘美人’（男子），而赋予了‘自我’以女子的形貌特征；后半篇中，则又使‘自我’变成了男子。”
潘啸龙《〈离骚〉的抒情结构与意象表现》：“主人公（‘自我’）带有了双重性：‘自我’适应于幻境之展开而幻化，变为忽女忽男，可以上天下地的神性人物，而呈现出某种不稳定性；同时又常常从幻境中‘回返’到现实，而造成情感张扬中的急剧‘跌转’，化作现实之我的悲怆哨叹和呼号。《离骚》主人公外在形貌的前后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它正是抒情艺术中借助幻境表现，可能会造成某种‘变形’的结果。这种幻化、变形方式并非是‘现代’艺术才有的，它其实是神话时代和巫风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种‘古老’方式。”
（四）意象研究
1.花草树木意象
汉王逸《楚辞章句》：“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周建忠《“椒兰辩”——兼论〈离骚〉之香草》：“离骚》涉及的香草大致有：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秋菊、木根、薛荔、菌桂、茝、蕙、胡绳、芰荷、茹、幽兰、留夷、揭车、杜蘅、芳芷、荃、椒、申椒，虽有一物而异名者，异物而同类者，但还是品种繁多，丰富多彩的。……她们不全用作诗人的佩饰、求爱的信物，而且具有丰富的生活内涵，直接或间接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是屈原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具体体现，因而不能把她们与现实中的香草等量齐观。她们有的来自天国，有的出于诗人的虚构，有的生于奇僻之地，即使一般的香草，也赋有神奇、瑰丽、浓郁的色彩，凝聚着诗人想象、夸张的成份。但又必须看到浪漫主义艺术的现实基础，她们大都有生活原型……大多是楚国所产，与屈子贵族生活、楚国民间习俗密切相关的。……她们或用来描述自己的好修美质，或用来揭露楚国政治的黑暗，或用来痛惜所树人才的变质，或用来表现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但她们又不是互相割裂、各不相关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显示出非凡的美感与惊人的魅力。”
曹大中《花草树木与屈赋的文学魅力》：“据我统计，涉及天宫地府、陆上水中的花草树木共有二百三十五次左右。大多数是专有名词，如兰蕙等。有的是普通名词，如众芳、百草等。……这些花草树木，有的固然是就花草树木本身而作的描述，然而大多数都具有比象与特殊意义。”
周行易《〈离骚〉异质同构说》：“《离骚》中屈原用以修饰的花草与《九歌》中巫觋娱神时所用的花草是一样的，显然，屈原此举是源于对巫风巫俗的模仿。”
周禾《〈九章〉意象探微——兼论〈九章〉与〈离骚〉之关系》：“花草意象是屈原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了，这在《离骚》中自然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香花美草更确切地说是象征贤人及其美好品德的，因为诗人认为理想中的先王时代是重德的时代。”
潘啸龙《〈离骚〉的抒情结构及其意象表现》：“它们（草木意象）在诗中不再表现为一种‘随文设喻’，而是有着意象延续、寓意联系的象征系统，而贯串了《离骚》全诗。‘草木’意象象征着诗人品性之芳洁或党人操守之鄙贱，它们的交汇和冲突，正适宜形象动人地外化诗人在与党人斗争中所激荡的怨愤、震惊和苍楚不平之情。……所以，朱熹概括《离骚》意象表现的一大特征——‘寓情草木’，无疑是合理和精当的。”
张崇琛《博大、和谐、深邃、持久——〈离骚〉象征探微》：“《离骚》提到植物共二十三种。其中香草占绝大多数，计有江离、芷、兰（含秋兰）、木兰（树）、宿莽、椒、菌桂、蕙、荃、留夷、揭车、杜衡、秋菊、薛荔、胡绳、荷、琼茅等十七种；恶草仅六种，即施、茅、萧艾等。……使诗篇贯穿了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冲突，并最终为读者树立起了一个光辉峻洁的正面人物形象。……而屈原以自然物的美来象征人的道德的善，并将自然物及人的内美、外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这又是多么高明的美学见解、多么成功的美学实践啊！”
黄震云《〈离骚〉若干兴象说》：“原描写大量的香草，特别是他自疏至待放之前，意在表明了循礼义、知养生、好修洁，塑造一个有别于世俗的‘自我’。这自我实际上还是楚国时代进步正义的象征。……在《离骚》中，屈原还常常提到芳草变质和恶秽之草，与香草相对。……由上述可知，屈原作品中大量的香草描写，主要是用来塑造诗人明礼、明辨、养生、修能、忠贞的高贵品质，为腥秽渐起的晚楚政坛唱了一曲悲哀的挽歌。”
杨义《〈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诗中的‘花草’意象是异彩纷呈的比喻，可总结为‘芳草喻’，它以荆楚大地清美的自然物隐喻较抽象的人之本质。‘芳草喻’是荆楚诗人创造出来的一种诗学机制，它使荆楚大地清美的自然风光和充满灵性的诗性感悟带入了中国诗史。”
苏联E.A.谢列勃里雅科夫《屈原和楚辞》（《楚辞资料海外编》，页21）：“《诗经》里有许多各种动植物的名称：‘《诗》……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所以屈原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前人已辟出的路，不过，他也许在《离骚》里树立了系统地运用植物形象来表述自己的社会观念的唯一典范，而且，他用的形象还都带着鲜明清晰的美学意义。”
2.鸩与鸠意象
颜翔林《〈离骚〉‘鸟媒’民俗解》：“由神话及民俗来看，借以鸟为媒断为借鸟婚配，显然缺少证据。更为重要的是，鸩鸟是丑陋、凶猛的毒鸟，而有娀氏这佚女却美貌漂亮，若以此求彼，岂不谬悖？鸩鸟为男女之媒难以言诠。……‘鸟媒’之猎事被借喻为现实的‘美政’之事，‘鸟媒’无果也曲折反映了屈子从政的失败……《离骚》‘鸟媒’这四句，是远古狩猎生活的缩影，是诗人借‘鸟媒’这一个富有民俗色彩的劳动实践发抒情志，诗人以事言情，避免直露，以形象之物而述抽象之念，这正是屈赋‘香草美人’各具意象的美学方法，同时也可见出屈赋多方面描绘生活的特色。”
柯伦《〈离骚〉鸩、鸠新说》：“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是生硬地搬用历史典制、传说和楚风楚物，而是把三者融为一体，经过分析、概括、加工和提炼，塑造出三个不同的崭新形象——鸩雉诚实、雄鸠佻巧、凤凰德高老成，通过对它们不同行为、性格的描写与揭示，透视出诗人求贤失败的经过、心态及原因，其中有希望，有失望，有憎恶，有审思，也有忧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3.女媭意象
蒋方《女媭之角色及其意义》：“《离骚》中的女媭，由于时间的久远，资料的匮乏，虽然不能确切地知道她的来历，但她享用‘女媒’这样的名号，则与上述女性是同类。她应与重华、灵氛、巫咸一样，是在楚人中享有尊重地位的一位具有神性的人，但她是一位具有神性的女人。……这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既权威地指出楚国的现实与屈原的追求是严重的对立，又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表达方式，在肯定屈原的同时而指出他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危险，因而推动着诗人的感情从痛苦的现实中升腾，去寻求历史的支持，去寻找现实与历史契合的可能性。屈原的寻求注定是失败的。但正是在这种悖谬中的寻求中，表达了屈原执著其信念与价值的真诚。”
杨义《〈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女媭的责怪，隐喻着家庭责任对政治情操的质疑。它实际上是在幻想中‘借体代言’，进行两个分裂了的‘自我’的对话，以揭示诗人潜在意识中家庭责任与政治追求难以两全的矛盾。……诗人借女媭代言，推心置腹地以众人门户来反衬自己门户的孤独。”
4.男女意象
周禾《〈九章〉意象探微——兼论〈九章〉与〈离骚〉之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男女关系意象群，这在《离骚》里已远远不是单纯比喻诗人与楚王的关系了。《离骚》里的这一意象群已经自成一个复杂系统，充分发挥了多重比喻的功能。首先，诗人以女子自比，接着以男女相约比喻君臣关系，由此又将媒人比作政治上的传话人，进而以女子失恋比喻自己被谗见疏，最后还用众女妒美来比喻群小害能，就是这样，男女关系意象进入《离骚》后不仅意蕴更为丰富，而且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
潘啸龙《〈离骚〉的抒情结构及其意象表现》：“‘男女意象’在《离骚》前半篇已被运用，并与芳草异卉的意象交织在一起，以象征诗人、党人与楚王间的现实关系及其斗争。……《离骚》后半篇的‘男女意象’，其实正是上承前半篇的‘男女君臣之喻’而展开的，文中多处指示了‘求女’失败的喻意，乃是诗人寻求君主信用努力的失败；……所以，朱熹概括《离骚》意象表现的一大特征——‘托意男女’，无疑是合理和精当的。”
黄震云《〈离骚〉若干兴象说》：“《离骚》与楚辞中的美人一般指君王，有时也泛指国家或统治集团。佳人蛾眉往往自况，或借指贤臣。女，以况媒人，不太确定，众女指小人和党人，下女指贱恶世俗之人。在《楚辞》作品中确实存在着以男女比君臣的系统，而美则是一个集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