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杂剧的作者们为甚么要把梁山英雄们形容成对女人有成见的人物？凡是有不伶俐勾当的女人被梁山好汉抓到手，下场都是极为悲惨的：郭念儿被李逵斩首后，头被带回梁山示众；王腊梅被燕青捉上梁山，“背绑绳缠，拿上山去，缚在花标树上，杀坏了者”；萧娥被“剖腹剜心”；另外一个王腊梅被“碎尸万段”；贾氏被卢俊义亲手刺杀后，被“碎剁尸骸”，都遭受极刑。她们与人通奸，陷害丈夫，死有余辜，但以如此残忍的刑法来处死她们，反映出梁山好汉极端憎恨坏女人的态度。
———《元人水浒杂剧研究》第十四章结论“梁山好汉”之所以“极端憎恨”女人，第四十五回杨雄在杀死潘氏时实际上已作了回答：“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因为担心被她“害了性命”，更因为她会“坏了兄弟情分”。兄弟母题的这层意义内涵在《乌龙院》的改编过程中也得到了类似的表达，在改编本的第三场，阎惜姣对张文远说道：“要做长久夫妻，除非把宋江给害了。闻听人言，宋江私通梁山；你在外面访，我在家里访，访出此事，将他送到官府问罪，你我不就是长久夫妻了吗”。尽管阎惜姣主观上只是想和张文远“做长久夫妻”，但她的图谋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对宋江与梁山交往关系的威胁，当宋江与梁山交往的凭证——书信——也是他们兄弟情义的纽带，落到她的手上时，这种威胁立即转化为现实性的破坏力量，她“开言骂宋江，私通那梁山上。你要我还你的书信哪！哼哼！随我到公堂”。应该指出，阎惜姣对宋江与梁山关系的破坏在旧本中即已存在，但只有当兄弟母题进入改编过程，阎惜姣的这种破坏性才真正得到审美表现，改编本正是在这个母题的意义框架内才真正形成对于阎惜姣的批判力量，当宋江和梁山好汉凭藉其兄弟情谊获得审美认同并被提升为阶级的英雄时，处于其对立面的阎惜姣随即填补“封建统治阶级”的空位——恰好符合戏改阐释系统想要建立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式。
然而，兄弟母题只是为改编者的意识形态意图提供了有效的审美资源，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的结论，何况剧中同时存在的“难婚”母题也在不断限制和干扰上述政治主题的形成。这就使得改编本《乌龙院》表现为由两种母题建构而成的民间生活世界的语义系统，它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男女自由交往的同情、理解和憧憬，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对于“兄弟情义”的向往与追求。然而这大致相似的生命理想和生存诉求却孕育了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体现在《乌龙院》的改编过程中，就形成了“难婚”与“兄弟”两种母题的张力关系，它既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必须在诸如“英雄气”和“儿女情”之类的交往情境作出两难抉择的生命处境，也是以审美的形式对处于这种困境中的人们的抚慰与关怀，从而使文本获得了超越单纯政治理念的更深刻的意义内涵和更广阔的美学空间，这同时即构成了改编本《乌龙院》由两种民间母题所带来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启悟”与“驱邪”
在中国当代戏曲发展史上，恐怕没有哪一出传统剧目像《四郎探母》那样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与争议，正像有人所说，“关于《四郎探母》的论争，是当代戏曲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几乎是每次政治运动，在戏剧界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四郎探母》都会成为核心话题，并且波及到擅演和爱演这出戏的演员，以及为这部戏的上演辩护的批评家。这出戏是否被允许上演就因此成为中国近几十年戏剧和文艺政策的风向标，可以用来很方便地衡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戏剧政策的严厉程度”。这实际上就指出了《四郎探母》与“政治运动”、“文艺政策”等意识形态话语规范、意义及其作用过程的伴生状态和表征关系。一方面，它似乎总难避免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与惩罚，早在1949年的四、五月份，北平军管会曾经有过一份关于五十五出戏的禁令，《四郎探母》名列其中，差不多与此同时，东北解放区也将其列入禁戏名录。但所有这些政治的意图与力量并不能改变它是一出“流传悠久、被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传统剧目”，从1950年到1952年，文化部通令禁演了二十六出传统剧目，对《四郎探母》仅作“重大修改”要求，1956年，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为了丰富上演剧目，认为《四郎探母》只需“稍加修改”即可演出，同年九月一日与三日，北京市梨园界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了阵容“空前绝后”的大合作戏《四郎探母》的演出，甚至到了1962年，仍然有剧团上演此剧。正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二十几年来，一到形势紧张的时候，《四郎探母》就成了被批判的典型，形势缓和了又拿出来演。演员愿意演，观众喜欢看，可是偏偏却又出现了这种局面，原因是什么？很值得我们认真讨论讨论”。笔者正是想从“民间”的理论视野进入这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民间的传统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受任何政治条律的约束，是以“在野”、“他者”的性质、地位，凭籍官/民、士/民的相对关系式才获得自己的身份特征和存在价值。显然，《四郎探母》在“十七年”时期的生存样态和遭遇命运，正透露出了这样的民间性特征，同时也指引了一种研究前景和路向，即可以通过对于《四郎探母》的个案研究，探索在当时“改戏”背景下民间文化因素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它如何突破意识形态的遮蔽并使自身得到呈现的路径、功能和力量。从而既澄清了那种认为“民间性”在十七年“改戏”过程中“因其简陋（这与整体的‘混乱’并不矛盾）、盲目、强烈而易为意识形态所统摄，乃至直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的观点，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民间文化形态在十七年历史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并不仅仅是以“隐性结构”的方式为包括戏曲在内的文学现象和过程提供审美的形式或资源，它原本可以不假借任何外在的媒介发出自己虽然卑微却不失响亮的声音。
一
《四郎探母》是京剧传统剧目，又名《四盘山》、《北天门》、《探母回令》，其它剧种也有类似剧目，如川剧的《盗令斩辉》、湘剧的《四郎回国》、河北梆子的《探母别家》等。其中叙述的杨四郎的故事，最早可见于《孤本元明杂剧》的《八大王开诏救忠臣》，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了话本小说《杨家将演义》，已经有了杨四郎战败被俘、改名木易以及在辽国招亲当驸马的情节，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又出现了演绎杨家将事迹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据李希凡研究，“京剧《雁门关》和《四郎探母》，实际上就是《昭代箫韶》中的《埋名婿苦情漫述》、《恩爱重夫唱妇随》（第七本第九出）、《心向宋二女劝降》（第十本第十八出）三出戏综合发展的新产品”。然而同《杨家将演义》一样，剧中也没有出现“探母”和“回令”的情节，因此有人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确实来自民间。尽管作者是谁，谁是第一个创演者已无从查对，但最早演出的剧种是陕西梆子（秦腔），则不容怀疑……这出戏很可能就是在秦腔戏的基础上，随着京剧形式的发展逐步演变而成”。
这样看来，《四郎探母》应该属于清代以来在民间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序列，它没有像以往的杨家将故事那样演绎忠孝节义的思想内容和英雄们轰轰烈烈的非凡业绩，而是叙述流落在辽国当了驸马的杨四郎所经历的一桩生命中的艰难抉择：杨四郎与铁镜公主共同生活十五年并且育有一子，当他听说母亲佘太君与六弟杨延昭奉宋王旨意挂帅北征来到雁门关下时，有意过营探母，并在公主的帮助下盗令成行。一夜之间，杨四郎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的难舍亲情，最终还是又回到了辽国，萧太后得知欲降其斩首，公主苦苦求情方才使他得到赦免。从故事情节来看，杨四郎的遭遇颇为奇特曲折，他始终处在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个家庭的夹缝之间，围绕着他的命运与抉择所构成的戏剧冲突也只是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种种人之常情，这恐怕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长达一个世纪里，这个戏竟能使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观众都喜爱，甚至至今难以忘怀”，其奥秘的探寻显然必须突破故事表层的叙事结构而深入到某种更具普遍性的文化和心理内蕴。正像已经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四郎探母》等地方戏曲中，杨家将“旧故事里那些‘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非英雄化”的英雄已是凡人或曰再次“成人”，这种转变过程往往见证了“启悟”仪式的发生。“启悟”（initiation）是一个人类学名词，按照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地（Mircea Eliade）的说法，它“泛指一系列的仪式和口头训导，目的在于使被启导者的宗教和社会地位，产生决定性的转变”，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人们所说的“成年礼”（puberty rite），它的作用“在于使幼年或青少年得以过渡而成为成人；同时，对一个社会里的所有成员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并且在仪式的进行过程中，“为了获准进入成人社会，青少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启悟考验，凭着这些仪式，以及这些仪式所带来的启示，使他被承认为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启悟仪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化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参加仪式的成员通常必须经受种种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由此所传达的人生启示，以澳大利亚人的原始部落为例，“施之于儿童的所谓成年仪式，历时最久，而且最为严峻。这种仪式往往持续数年；在此期间，须接受系统的训练，主要为狩猎技能的传授，并接受严峻的培训和体魄的磨砺。领受此礼者须恪守严格的禁忌和斋戒；……同部落妇女成员完全隔绝；被晓以部落的道德规范，授以部落的仪俗和传说。他们尚须经受种种十分独特的严酷考验；至于其方式，澳大利亚各地区则不尽相同，无非是：切痕（伤痕留存终生）、毁门齿、薅发、施行割礼、置于簧火之上熏炙。凡此诸般磨砺，其目的无非是赋予少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并使之尊顺长者，唯氏族和部落头人之命是从”。在古代朝鲜的成年仪式中，常常在年轻人后背的皮肤上穿上绳子，让他们拉着沉重的石头爬坡，“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上过去甚至还可以看到让年轻人从筑在丘陵上的高达数十米的望楼上摔下山坡”，所有这些仪式安排和残酷考验都“显示了由该社会的祖先创造的通往理想的‘神圣世界’的哲学和世界观”，其目的是想让即将步入成人社会的年轻人在心理和生理上作好调整和准备，获得和展示与其新的身份与地位相适应的智慧、勇气、体力、技能、知识以及对于文化传统的承继，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被不断强调并薪火相传。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成年礼，如男子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女子到了十五岁要举行及笄礼，据日本学者伊藤清司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包括“尧舜禅让传说”等多个中国民间故事存在“成人仪式”的残酷考验，类似的仪式母题也呈现于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