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农民书》，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规定“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告农民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明确断言：“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随后，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详细阐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重要地位问题。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指出：“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他强调：“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故他号召说：“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处于农村底层的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着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认识到乡村及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的革命行为进行赞美：“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页。农民历来的命运是任人宰割，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显示出伟大的力量，“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农民中的下层——贫农的革命性给予高度肯定，得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结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贫农描述成农村革命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党的领导。”他们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对这些被人视为“痞子”的贫农的革命行为给予热情讴歌，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说：“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0页、21页、17页、15—16页。
农民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国农民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国民革命必须极端重视农民，紧紧依靠农民。毛泽东强调贫雇农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贫苦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他们的首创精神，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所得出的这些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的确有“左”的过火行为，存在着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1926年5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说：“发现本省各地农民运动多不免左稚之病。其所提口号，如打倒地主以及关于干涉政治等，在目前都失之过高。”为此，它强调：“本省农民运动，除尽力组织穷苦农民群众并拥护其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之改善外，还应引导中小地主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大地主除开最小部分之难同情革命者外，也要设法使之在革命运动中能守中立。”《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85页。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贫农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对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者的高度赞扬，显然是不恰当的，带有比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李维汉指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存在着某些不足：“（1）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同时，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民众基础，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赋予了农民，过分强调对贫苦农民的绝对顺从，存在着过分崇拜农民和尾巴主义的倾向。这种崇拜农民，特别是推崇贫农的倾向，与民粹主义有相似之处。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区别于民粹主义农民观的根本所在。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替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因此，在重视农民和肯定农民革命性的同时，必须警惕过分重视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
农民阶级与小生产相联系，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更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度地肯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有可能导向民粹主义倾向。列宁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治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第144页。实际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建立其上的农村社会是民粹主义天然的深厚的社会土壤，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天生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明显带有“左”倾民粹主义倾向。在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这种“左”倾民粹主义倾向还是很严重的，以致于毛泽东于1926年12月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演说时也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1927年初，湖南省《省会近郊区农民协会整顿纪律的布告》明确规定：不准借款、捐款、罚款；不准笼统地阻禁谷米及猪牛羊出境；不准以农协名义吃是非饭；不准私开联席会议；不准私擅逮捕；不准多收入会金及月费；不准私自举行游乡大会；不准土豪劣绅及流氓地痞加入农协等。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69页。从这些纠正“左”倾行为的布告中，可以窥见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民粹主义倾向的严重性。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重视农民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区分开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对此作了精辟阐述。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305页。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必须与农民分清界限，不能沾染上农民的民粹主义思想观念。他说：“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318页。
（三）土地革命中的绝对平均主义
以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使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侵袭。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农民有着浓厚的“均平”观念。对于农民意识中自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之初便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页。农民及党内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就是自发的民粹主义思想，具体体现为“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曾经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利害”，其表现为：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不平等制度。分东西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从群众头脑根本的去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极端民主化一样，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方面罢了。”毛泽东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并提出的纠正方法是：“在理论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在红军中，物质的分配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饷平均等，因为这是现时环境红军斗争的需要。但必须反对一切无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807页。
可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反对的主要是红军和党内严重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和实行的是“大体平均”。这显然是照顾到农民占多数、平均主义思想深厚而做出的变通之策。在此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大都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并非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因为在物质条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很难做到“绝对平均”。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再次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993年版，第409页。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