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有两种倾向，就是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列宁1911年在纪念“农民改革50周年”的文章《关于纪念日》中说：“民粹主义的这两种倾向”，“在1861年改革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但是，这些倾向在当时“是非常微弱的”，在1861年“只是初露轮廓”。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民粹主义逐渐发展成了自由民粹主义和革命民粹主义两大流派。但无论是自由民粹主义还是革命民粹主义，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农民民主主义，它们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列宁对自由民粹主义采取的是批判其“反动方面”，肯定其“进步方面”，对于革命民粹主义，对于它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性，则多持相当的肯定态度。而且，在革命民粹主义中，列宁又特别区别出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将他们视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直接先驱，这样在苏联史学中，历来是重视革命民粹主义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研究的，而相应地，对自由民粹主义则研究得比较少，由于这个缘故，有关自由民粹主义的资料也相对缺乏一些。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学术界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了对自由民粹主义的研究。
由于革命民粹主义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就俄国革命思想传统来说，19世纪同20世纪存在着更加密切的继承性，因此，我们课题的重点也同样放在革命民粹主义的研究上，这是一种选题重心的需要，也是思想倾向的需要。
俄国革命民粹主义发展到70年代，开始形成三个派别，这就是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动派”，以彼·拉·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和以彼·尼·特卡乔夫为首的“夺权派”。现在分别对这三个派别及其活动加以介绍。
一、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动派”
在涉及“俄国民粹主义者巴枯宁”这一题目时，对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应将其同“第一国际中的巴枯宁”加以某种区分。中国学者了解颇多的是第一国际中的巴枯宁，而对作为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巴枯宁，了解得却相对较少。
由于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搞分裂，同马克思闹对立，中国读者对他是基本否定的。他的所谓“无政府主义”也被一些人做了与其说是通俗，毋宁说是庸俗的理解，好像“无政府主义”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要政府。实际上“无政府主义”的经济目标，是土地归全民所有、由公社支配使用，工厂由工人掌握管理，因此也被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文献，译作“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从最基层的公社和公社联盟，到各级自治机构及其自治机构的联邦，这其实这也是政府，不过这政府不是中央集权，而是一种联邦制。像巴枯宁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在革命过程所建立的革命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在组织内部有极为严格的集中制。
作为无政府主义创始人的巴枯宁，是一个热情、勇敢和顽强不屈的革命家。他不仅在俄国，也曾在西欧一些国家多次参加并领导革命起义。但他以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第一国际，曾对西欧革命运动起过破坏作用。他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对俄国革命运动也有一定消极影响，但由于俄国和西欧在上世纪60—70年代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巴枯宁主义在俄国主要反对的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因此，在俄国国内受到革命青年的欢迎。“对于遭受农奴制苦难更甚于资本主义的农民群众来说，巴枯宁主义实际上是他们进行反抗斗争的思想表现形式之一。这一点，决定着巴枯宁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思潮之一，作为农民民主主义的思想形态，从整体上说，对俄国有着客观的进步意义。”《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4年第10期，第83页。所以，我们对第一国际中的巴枯宁和作为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巴枯宁，是必须加以严格区别的。
在这里，我们着重介绍的是作为民粹主义者的巴枯宁。
从上一节有关涅恰耶夫的活动和“柴科夫小组”的思想纲领，可以看出，巴枯宁从60年代末就开始对民粹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这就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巴枯宁主义构成了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出生在特维尔一个有教养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10个兄弟姐妹中居长，自幼就是家里的造反派，也是善于影响姐妹、掌控同辈思想的有威望者。他把这种造反倾向和善于影响别人的特点，也带到了社会交往中。青年时代，他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深受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结交了别林斯基等人，在交往圈子中发生着重要影响。1840年出国以后，在柏林曾与作家И.С.屠格涅夫交往密切，在国外报刊上发表带有革命民主主义色彩的政论文章。1844年因拒绝返回俄国，被沙皇法庭缺席判处苦役，并被剥夺一切权利。在1844—1847年侨居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来往密切，并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投身西欧革命，在革命起义被镇压后，巴枯宁被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1851年，巴枯宁被奥地利当局引渡给沙皇政府，在彼得保罗要塞渡过了6个年头。巴枯宁为从监禁变为流放，曾向沙皇政府写过“悔过书”，交代了在西欧参加革命的情况。这样，1857年就从监禁转为流放西伯利亚。4年后，他从流放地逃出，途经日本、美国，抵达伦敦。在那里参与了赫尔岑《钟声》的工作，建立了同欧洲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的联系。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1868年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国际联盟”。因从事分裂第一国际的活动，宣扬无政府主义，1872年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被公认是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原则和思想纲领在《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和对该书的几个补充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巴枯宁认为，“我们所说的人民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的学者、半学者利用闲暇时间，“作为未来制度结构的必要条件”，向愚昧无知的群氓提出的“种种社会政治模式、公式和理论，是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06页。他说，“我们对这些理论毫不相信，即使其中最好的部分，在我们看来，对于容纳人民广无际涯、浩瀚壮阔的生活而言，也仿佛普罗克鲁斯提斯床，显得过分狭窄和短小”。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06页。他认为，即使是最合理、最深邃的科学，也无法预测未来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只能从对现存社会的严格批判中逻辑地得出否定的条件并对其加以说明。因此，在巴枯宁看来，社会经济科学靠着这种批判达到了对私人财产继承权的否定，因而也达到了对集体所有制这一未来社会制度必要条件之肯定，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否定，是一种抽象的、对旧制度的否定。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学也就走向了对国家思想和国家制度本身的否定，这就是说，达到了对社会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的否定。由此得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因而也是否定的原理——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说，“所有单位或组成公社的各部分都可以独立自由地组织起来，并使它们相互之间自下而上，不是什么长官命令，也不遵循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完全出于生活本身需要的自然发展，相互结合而成一个自由联邦体”。同上。
所以，巴枯宁不相信科学，尤其是不相信社会科学；他不相信人们能用什么知识教育人民，他只相信实践，相信只有实践经验能够提高人民。
巴枯宁在某种意义上是崇尚人民的。他认为，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这表现在他的观念和理想上，即认为全部土地应归抛洒血汗、辛苦劳动的人民所有，而土地的使用权，则不应属于个人，而应属于公社，由公社定期给个人分配土地；与上述同样重要地，他们还认为，应实行一种自治制度，即公社实行自我管理，因为公社是敌视国家的。这样，巴枯宁就将他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成了一体。
在人们主张的两种革命道路和方法中，巴枯宁主张的是“纯粹革命的”、“直接组织全民的暴动”，反对“比较和平的”、“缓慢地却是彻底地改变人民经济生活的办法”。他认为，这条“经济改造的道路”，即通过“建立工人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西方，这已被近20年各国的经验所证明；“在俄国比在西方更不可能”，因为俄国各方面更加落后，外部条件也不存在，反动派更不允许这样做。
那么，俄国的出路何在呢？巴枯宁认为，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最广泛地存在着构成全民暴动的两大因素——这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一是，由于极端贫困和无法忍受的被奴役的境况，他们蓄积着双倍的象拉辛和普加乔夫暴动那样的能量；二是，俄罗斯人民本身就有实现人民革命的理想。因此他认为，“人民当中活跃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来实现”。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09页。人民无须任何人教育，不需要宣传，不必发动即可揭竿而起。问题仅在于，只要能把各地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以把各地零散的起义组织成一场总暴动。所以，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被称为“暴动派”。
从这一估计出发，巴枯宁认为，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迫切任务，是“到民间去”，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块生活，但不是充当旁观者，不是以教师的资格去做教育、宣传工作，而是成为民众的自己人，把他们当中最积极的分子联合起来，将分散的个别的农民发动起来，汇聚成一场全俄的人民革命。
巴枯宁在策略上是反对宣传人民、教育人民，主张走积蓄革命力量的缓慢的革命道路的。他的致命弱点，是不能清醒地估量起义的时机，不懂得国家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他反对任何国家政权，号召破坏一切形式的国家结构，主张在未来建立自治的村社的联邦。
巴枯宁的上述思想纲领，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上半期，对当时的革命小组和“到民间去”运动曾发生重大影响。巴枯宁主义所以能深深吸引一代俄国革命青年的思想，首先是因为它与民粹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急进主义思潮相联系。一些不愿革命缓慢发展的青年，“不同意等待下去的人们，紧紧抓住了巴枯宁主义”。这句话很可以说明巴枯宁主义在当时俄国青年中迅速传播的原因。巴枯宁关于立即组织暴动的主张，很切合这一部分急进青年的心理和愿望；况且，巴枯宁极富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也提高了这位革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助长了巴枯宁思想在他们中间的传播和影响。
其次，巴枯宁主义之所以在革命青年中有广大市场，还应该从巴枯宁思想的本质特征中来寻找。正像苏联史学家所说：“巴枯宁主义是农民大众反对农奴专制斗争的思想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农民在农奴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苦难更加深重。这决定了巴枯宁主义是民粹主义这一农民民主主义思潮之一，也决定了它客观上在俄国所具有的整个进步意义。”Н.Ю。科尔平斯基、В.А.特瓦尔多夫斯卡娅：《俄国和国际解放运动中的巴枯宁》（Н.Ю。Колпинский，В.А.Твардовская。 Вакунин в русско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见《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4年第10期，第83页。这一论断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
第三，巴枯宁反对国家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是同反对沙俄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并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他的思想对革命青年有巨大吸引力之所在。
巴枯宁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和附于该书后面的《补充（一）》，刚好发表在1873年8月，即在“到民间去”运动前夕。这对于需要理论指导的革命民粹主义者来说，刚好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反对国家制度，主张基层组织以联邦的形式，“自下而上”进行联合，实行“自治”或者自我管理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了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在巴枯宁看来，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反动的堡垒，是欧洲反动派的首领，它在镇压本国和其他各国革命中起着主要作用。在评估俄国革命的前景时，巴枯宁认为，俄国革命者应当力求彻底摧毁国家，因为只要存在俄国国家制度，俄国人民就将仍处于赤贫和被奴役的地位。巴枯宁没有评估未来无产阶级需要不需要国家，而仅仅看到了俄国和当时欧洲的情况。他认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摧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将来临得最快，因为这些国家干粗活的工人阶层最庞大，赤贫的无产者占优势；在巴枯宁看来，这些人是革命的最基本力量。
巴枯宁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参加“到民间去”运动的实际工作者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问题。巴枯宁在其著作中断定，斯拉夫人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国家，他们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俄罗斯国家只是由于鞑靼蒙古的压迫、拜占庭和德意志的影响方才出现的。俄罗斯国家的沉重压迫，窒息了所有的进步和革命，它是当时进步青年建立梦寐以求的公正社会制度的主要障碍。鉴于此，巴枯宁激烈反对国家制度的理论主张，自然就使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革命者感到亲切，并被深深吸引了。巴枯宁主义正是在这个方面极大地吸引了民粹派革命家。维亚特卡的民粹主义小组成员П.А.库德里亚夫采夫，就此对巴枯宁著作所作的摘录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当目前这个严重时刻，强大国家所能拥有的只能是一个牢固的基础——军事官僚集中制。在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国之间，只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前者是官僚对人民进行压榨和掠夺，他们为的是政府和有产阶级的更大利益，也是为了自己的口袋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以君主的名义；在共和国，官僚们对人民也同样是这样做，他们同样是为了自己的口袋和这样的阶级，只不过他们是以人民意志的名义。在共和国里，被臆造出来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合法的，仿佛是由国家所代表的，但是这个人民却窒息着、压迫着活生生的真正的人民。人民在这里并不轻快，如果是用来痛打他们的棍子，那就会被称作是人民的棍子。”ЦГАОР СССР，Ф.ОППС，оП. 1 1874，Д.235，л。44；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版，第222—223页。П.А.库德里亚夫采夫接着又摘引道，任何国家，“哪怕它是红色共和国也好”，它也不可能把按“自下而上”原则构建起来的“自由组织”所能提供的东西给予人民。ЦГАОР СССР，Ф.ОППС，оП. 1 1874，Д.235，л。44；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版，第222—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