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刺事件，成了60年代走向政治反动的转折点。1866年5月13日，沙皇下达御旨，加强了各省的权力。自此，反动势力向民主报刊发起了进攻。民主阵营的杂志《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先后遭到查封。高等学校和大学生也受到了更加严重的迫害。接踵而来的是改革发生倒退，特别是自治会的权利遭到了限制，城市自治机构改革的筹备工作也因此拖延了下来。
然而，历史是停不下脚步的。反动势力终究阻挡不了民主运动的发展。1868年秋到1869年春，彼得堡高校学生“不轨行动”的浪潮又翻腾了起来。从彼得堡大学到技术学院，再从这里到外科医学院，到处都是一片骚动。接着，大学生的学潮也掀动了莫斯科大学的校园。在这样的情势下，新的学生社团又在秘密酝酿中产生了。
在这期间，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一个是教堂附属学校教师、大学旁听生谢尔盖·涅恰耶夫，一个是年轻的新闻撰稿人彼得·特卡乔夫。他们在这期间因为积极参加学潮的机缘相知相识，在1868—186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又共同组织了一个彼得堡大学生地下社团。他们共同为该社团制订了一个《革命行动纲领》，规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对荒谬的、不公正的社会关系进行急进的改造”。该社团成员对其近期要实现的任务规定为，通过传播革命传单、举行集会和“抗议”的方式，也通过组织社团和建立互助会等途径，“尽快教育、培养一大批革命型人才”。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24页。他们计划在1869年5月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集中进行这项活动，随后，要把这项工作推展到各省的县级城市和在校学生当中，而到1869年秋季，要扩大到“民众”中去。涅恰耶夫坚信，农民起义正在临近，他预计起义爆发的时间，一定会是1870年的春天。
但是，涅恰耶夫小组在1869年3月被警方破获。涅恰耶夫本人侥幸逃脱，流亡到了国外。在日内瓦，他会见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并有幸结交了另一个革命家М.А.巴枯宁。涅恰耶夫在他们面前巧舌如簧，乔装打扮，把自己说成是俄国国内一个革命中心派遣出来的“密使”，其实这个革命中心纯系子虚乌有。但涅恰耶夫巧设的这个的骗局适逢其时，这时巴枯宁正想利用斯拉夫国家包括俄国国内兴起的解放运动，把运动同他自己在欧洲建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因此，他正需要一个代理人回到俄国国内，帮他发起革命暴动。这样，他便同涅恰耶夫一拍即合，共同携起手来。涅恰耶夫巧妙编造的有关他自己的故事，也迷惑住了奥加辽夫。这样，巴枯宁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奥加辽夫利用一个友人留给赫尔岑的一笔基金，将其中相当大一笔款项转交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于是，他们利用这笔款展开了积极的出版活动。1869年春夏，他们以“人民复仇社出版”的名义，发行了多种传单。由于巴枯宁长期远离俄国，对国内形势不甚了解，一听到涅恰耶夫绘声绘色、夸夸其谈的讲述，好像国内的起义真的就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所以在传单中便武断地号召农民，像斯捷潘·拉辛一样，揭竿而起。
就这样，巴枯宁和涅恰耶夫一手策划在俄国国内建立了秘密社团，并安排有关事宜，决定由涅恰耶夫全权具体领导。为此，他们起草了一系列传单，并用密码制订了一个文件，取名《革命者基本信条》，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文件是由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共同起草的。在其中规定了革命极端主义所特有的一些道德准则。
在《革命者基本信条》中说：“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门全部身心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所完完全全吞没。”又说：“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在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知识时，反对提倡和平无争的学问。他们只知道一种学问，就是破坏的科学。他们鄙视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们来说，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44页。由于遵循着“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一耶稣会会员的行为规则，涅恰耶夫并不回避欺骗、敲诈、恫吓和恐怖之类的不正当手段。然而，巴枯宁本人对采取这类方法和手段，则是持反对态度的。
涅恰耶夫多方乔装，赢得巴枯宁信任后，就经巴枯宁正式委任，担任了派往俄国国内的代表。巴枯宁还郑重其事，给他制作了一纸委任状，名之曰：“全世界革命联盟俄国支部”的“可信任代表”。1869年9月，涅恰耶夫带着这张委任状返回了俄国。他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建立了秘密组织“人民复仇”社。经过很短时间，他就在两地为这个组织吸纳数十人。组织方式是，成员五五分组，就是每五人组成一个小组，第一层级的五人小组为基干小组，基干小组的每个成员应在他最熟悉、最了解的一圈人中进行工作，以建立第二层级的五人小组。这样以此类推，建立第三、第四等等各层级的五人小组。А.乌斯宾斯卡雅：《六十年代人的回忆》（УспенскаяА.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шестидесятницы），载《往事》（《Былое》）1922年第18期，第32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5页。小组各自独立行动，不许横向联系，相互沟通，但全体听命于“中央”，实际上的中央就是涅恰耶夫。他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对他绝对服从，无条件地盲目服从。
涅恰耶夫的组织，并没有像样的行动纲领。总的目标，就是把“粗工和壮工”发动起来，“对国家实行无情的破坏”。——这是明确写在巴枯宁和涅洽耶夫在国外主持制定的文件上的。在他们出版的《人民复仇报》上，提出的任务也仅是消灭国家的仆从。不过，在《革命者基本信条》中也有这样的话：“‘同志会’除了人民（也就是做粗活的工人）的完全解放和幸福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要实现这个目的，“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民革命才能达到”，而他们所谓的“人民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即“从根本上消灭任何国家制度，并摧毁俄国的全部国家传统、秩序和阶级的革命”。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46—247页。
涅恰耶夫打算在1870年入夏之前，采取这样一个“破坏性行动”，就是说，要吸收一些类乎匪盗的人入伙，建立一支战斗队，以恐怖的方式消灭当局的代表，并没收“私人资本”。他还干了一桩在当时震动很大，甚而骇人听闻的事，这就是命令于1869年11月在莫斯科杀害了一位名叫И.И.伊万诺夫的大学生，此人还是“人民复仇”社的积极分子。采取这一行动的缘由，仅仅是伊万诺夫不愿意无条件听命于涅恰耶夫，并且怀疑他那个神秘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为此，伊万诺夫甚至想退出“人民复仇”社，另组自己的组织。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他就遭到了涅恰耶夫安排的凶杀。
这一凶杀事件败露后，“人民复仇”社遭到了严厉追究，被警方完全摧毁。80个人遭到逮捕，涅恰耶夫再次溜之大吉，逃到了国外。
为败坏革命运动的声誉，沙俄当局于1871年对“涅恰耶夫分子”举行了公审。审判材料广为散发，“涅恰耶夫案件”甚至为小说提供了情节和素材。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魔鬼》就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1872年，涅恰耶夫被瑞士当局抓获，作为刑事犯被引渡给了俄国政府。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关押期间，涅恰耶夫又表现出了他人格的另一面，与看守友好交往，成功地说服他为自己办事，并同外面取得了联系。他曾打算实施囚犯越狱行动，但当时的民意党人没有给他提供有力的援助，致使计划落空而遭到失败。他被判了20年苦役，但一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直到1882年得肺病去世。
三、“柴科夫派”和70年代初的其他社团
涅恰耶夫分子的冒险主义，和他们不顾一般社会道德准则的欺诈、恫吓和恐怖行为，被沙俄当局大肆利用，严重败坏了革命者和革命运动的声誉。涅恰耶夫的行为，在革命者和进步青年中也引起了极大义愤。革命运动的很多代表人物，纷纷起来谴责涅恰耶夫及其一伙的行为，同他们的方法和策略划清界限。1869年春，外科医学院学生马尔克·纳坦松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带有宣传教育性质的小组，最初提出的目标，就是“同涅恰耶夫的行为方式相对抗”。该小组由来自各高校的七个大学生组成，在1870至1871年的冬天制订了行动纲领，主张“传播有益的知识，为在俄国社会各阶层中实施自治原则提供条件”。Г.С.卡恩：《“民意党人”的意识形态和首领》（КанГ.С.“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идеология и лидеры），莫斯科1997年版，第33页。纳坦松小组的成员，建立了一个大学生自学小组网，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有关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
1869年秋，彼得堡又出现了彼罗夫斯卡雅领导的小组。该小组由13个人组成，成员都是女子培训班的学员，最初只是普通的自学小组，并不对社会政治问题抱主要兴趣。但到1870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主要成员在思想观点上接近了纳坦松小组，并参加了这个小组的活动。在1871年8月，两个小组实现了合并。
合并后的小组被称为“柴科夫小组”，共计19人。1873年，在莫斯科、基辅和奥得萨又出现了三个外省小组。这四个小组权利平等，采取联邦制管理形式，彼得堡小组仅仅因其首都位于和有较大权威性，在组织内发挥了较大作用。彼得堡小组后来发展到36人；整个“柴科夫小组”在1871—1875年间，总计有成员112人。小组全体成员权利平等，最重要的问题在小组全会上进行讨论，在一致同意情况下才能通过决议。
直到1874年春“到民间去”运动以前，“柴科夫小组”所从事的主要是出版活动，也在知识界传播革命书籍，同时，还在各类工厂的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1873年11月，彼得堡的“柴科夫小组”讨论了由П.А.克鲁泡特金起草的纲领草案。此草案本应作为基础，由外省小组进行补充修改后作为整个组织的纲领文件予以通过，但因一些成员遭到逮捕，这最后一个程序就没有完成。
1874年春夏，大多数未入狱的“柴科夫小组”成员，为动员农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都参加了著名的“到民间去”运动。但运动遭到了失败，整个运动有近4000人被捕，其中包括几乎全部“柴科夫小组”成员。尚存不多的小组成员，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转入其他小组，有的则退出了革命活动。这样，在1875年春天，“柴科夫小组”就结束了自己的活动。
根据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俄罗斯学者特罗伊茨基的统计，彼得堡“柴科夫小组”的成员，有四分之三是贵族出身，主要是小地产和中等产业的人家；在外省小组里，多数也是贵族。Н.А.特罗伊茨基：《耀眼群星中的先驱者》（троицкий Н.А. Первые из блестящей плеяды），萨拉托夫1991年版，第28页。此外，许多小组成员都在高等学校读过书，只是没有完成高等教育。
至于他们大多数人受到什么影响，出于什么动机参加了革命，历史文献表明，他们多数人最喜爱的读物有如下三种：一是《圣经》，绝大多数70年代的急进派在10—13岁的年龄上，就熟悉了这本书；二是Д.И.皮萨列夫的著作，几乎所有70年代的革命者，在青少年时代都受到这位作家的巨大影响；三是П.Л。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这部著作在1870年出了单行本后，很快就成了70年代革命者的“案头”读物。
70年代革命者参加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因，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的“负债”意识和“罪孽感”。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和付出血汗的代价“换来的”，而“多数”劳动的人则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代价。因此，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要进行积极的斗争，推翻人压迫人的旧世界；为此，就要拥有一些敢于冒一切艰难险阻、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这正是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中所表达的重要思想。
“柴科夫小组”所遵循的纲领和思想原则，基本上是由三方面奠定的，一是由拉甫罗夫提供的纲领，号召“有批判思维的人”，“通过在知识界发展科学社会学思想和在人民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在俄罗斯进行社会革命作准备”。——这是一个极为模糊而抽象的纲领。二是М.А.巴枯宁的纲领性文件——《增补文件“A”》，这一文件的思想较为明确；它认为，农民意识中存在着天然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土地应属于人民，村社拥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人民是仇视国家的。所以，巴枯宁的结论是，“任何地方的农村”，“无须发动”即可暴动；革命青年的任务，就是从事这一全民暴动的事业。
然而，无论是拉甫罗夫的纲领，还是巴枯宁的纲领，都不能令彼得堡“柴可夫小组”的多数成员感到满意，这些纲领似乎都有失片面而且显得不够具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又由П.А.克鲁泡特金执笔，以短论的形式起草了另一个纲领草案。
П.А.克鲁泡特金的短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由分量几乎相等的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组成。其理论部分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其社会经济任务是，把土地转变为全民所有，土地使用权归农民公社，工厂则由工人掌握。实践部分采取了介乎拉甫罗夫和巴枯宁纲领之间的折中的立场，承认在人民当中既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又发动农民起义是必需的，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但应当力求使二者相结合，避免拉甫罗夫和巴枯宁两人所固有的极端性和片面性。
但是，在“柴科夫小组”包括彼得堡小组成员当中，既有拉甫罗夫纲领的拥护者，也有巴枯宁的拥护者；克鲁泡特金本人就属于后者，他建议立即建立战斗的农民义勇队，尽快展开反对当局的武装斗争。但是，彼得堡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摈弃了克鲁泡特金的计划。总的来说，把整个“柴科夫小组”联结成一个整体的，并不是这一或那一纲领，而“首先是来自《历史信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源于这一思想的一定的道义责任和义务”。Г.С.卡恩：《‘民意党人’的意识形态和首领》（КанГ.С.“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идеология и лидеры），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42页。
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