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民粹主义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时期。如果说这个世纪40—50年代是俄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产生、形成的时期，那么，60—70年代则是它由思潮发展为运动，作为社会运动产生、形成的时期。但过去苏联时期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学术著作，大多把60年代初期的革命运动估计过高，也不适当地高估了60—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随之也过高估计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错误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已从俄国民主主义的总潮流中分离出来，同民粹主义分道扬镳，这样就低估了民粹主义在70年代的启蒙进步作用。一方面，是人为低估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欲高度评价列宁的思想先驱者、民粹主义创始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崇高地位。为了摆脱这一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只好拔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体系，仿佛这位革命家的思想是高出于民粹主义思想体系之上的。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思想理论体系当然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苏联时期对60年代初革命形势、对70年代工人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等一系列的“高估”，同对民粹主义在当时的启蒙作用的“低估”，就影响到对60—70年代许多史实的描述和评价，使这些史实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我们在这一章中，就将尽量廓清这些烟雾，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民粹主义运动
一、改革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
（一）改革前后的社会政治局势
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最后时期（1848—1855），在史书上被称为“黑暗的七年”。这个时期，俄国国内饥荒不断，霍乱流行，因此而加剧的人民不满和反抗浪潮，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在1848年一年，俄国就发生了超过160起的农民暴动。在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和乌克兰，到处有人散发传单，号召推翻沙皇制度。1848—1849年，加上欧洲各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更加剧了俄国国内的危机。尼古拉一世被这种革命震荡所吓倒，他把国内事态看作是西欧影响所造成的，因此，极力在西欧和俄国之间筑起一道高堤大坝，以期成为阻挡欧洲革命火焰的“防火墙”。
他采取的“防火”措施是，严厉强化书报检查制度，并加强对教育的监管。为有效查禁进步书刊，先是在1848年2月建立了对书报检查部门实施检查的“秘密临时委员会”。在由该委员会推荐成员和制定细则的基础上，又在同年4月建立了“道德精神和国内出版物最高监督委员会”，由军事历史学家Д.П.布图尔林主持其事。该委员会对已经事前检查的出版物实施再审查；所有印刷品，甚至包括广告、请帖和通知书，都要一律由它实施检查。尼古拉一世给布图尔林及其部属下达的任务是：“朕无暇审阅国内所有作品，你们就替朕去干此事，并向朕呈报意见。尔后，朕的事情就是惩治罪犯。”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151页。
这是一个“书报检查”的恐怖时代。在1848—1854年间，该委员会总计查禁了超过10万册的图书，9500印张的印刷品，和成千上万期的报章杂志。同上。该委员会还秘密对书报检查机构的活动实施检查，有权对失察的检查官进行处罚。
这个时期，书报检查的目标不仅是对准左翼民主派，就连自由派报刊和人物也在打击之列。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就曾受到追究；自由主义作家И.С.屠格涅夫，因1852年发表赞扬果戈理的悼词也蹲了警察局，而后又被遣送回他的庄园，交警察看管；甚至连斯拉夫派的Ю。Ф.萨马林也因其对行政当局有激烈言辞，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关了数日。当时对思想言论禁锢之严酷，用霍米亚科夫的话说就是，“书报检查制度变成了闻所未闻的高悬的皮鞭，思想和思想运动现在无论属于什么流派，处处都受到怀疑”。同上。
这个时期，沙俄也采取了同西欧断绝交往的政策。禁止为外国人发放入境签证，对俄罗斯人则禁止出境。境外的俄国臣民，则被勒令回国，否则，将面临剥夺国籍和没收庄园的危险。
对高等教育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首先是取消大学自治制度，并一扫这种制度的所有遗迹。接着，又大大缩减大学招生名额，加强对学生和教授的监督。一切讲稿和教学大纲都受到严厉审查，责成系主任从学生手里检查教授的讲义。还从课程中取消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国际法，并发布命令，每所大学不得超过300人。
当时甚至盛传有可能关闭大学。尼古拉一世的确认真考虑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没敢迈出这一步。过去曾提出专制制度等“三位一体”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为使大学免遭关闭的厄运，曾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诉诸舆论，但受到主子申斥，被迫递呈辞职。接替教育大臣职务的，是一个更加顽固的反动黑帮分子。
“黑暗的七年”，实际上积聚了人们对专制农奴制的无比仇恨和愤懑，造成了进步知识界的忍无可忍，客观上蓄积了一股相当强大的革命势能。加上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和农奴制的落后，引起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这又进一步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更加激化了专制农奴制的危机，使统治上层不可能继续照旧统治下去。正当此时，尼古拉一世死去，这标志着一个反动黑暗时代的结束。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和他在形势压力下对改革的许诺，激发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改革和解放农民的期待。1857年，沙皇发布了改革诏令，书报检查制度一度放松，这样，改革和农民问题便成了报刊和社会舆论热烈讨论的中心议题。
当时的俄国，面临着严重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占全俄居民5/6的农民中，农奴占将近一半左右。俄国的农奴与美国的奴隶在生活条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几乎可以被俄国农奴主任意驱使，甚至包括买卖、流放和处死，而农奴却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多数农奴在地主的份地上耕作；为此，农奴必须以劳役地租或代役地租的形式向地主缴纳地租。地租甚重，尤其是劳役地租，农民甚至每礼拜得用三天或三天以上的时间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而其余的时间才能干自己田上的活儿。
当时多数农奴和农民还被束缚在具有宗法制传统的村社（或称公社）中。实际上，村社及其管事人是替贵族和地主管理着土地；贵族、地主允许村社用劳役地租或代役地租的形式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或其管家一般并不直接同个别农奴打交道，而只和村社做交涉，由村社中各家各户家长选举出来的管事人（村长），按不同标准向各家分配土地，并摊派和收取地租，同时管理着村社的各种事务。
俄国这种农奴制度之下，实际上是由地主贵族控制着绝大部分土地。据资料统计，19世纪上半期，欧俄部分10万个地主占有1亿多俄亩的土地，其中只有3570万俄亩归1070万农奴做份地耕种，每个农奴平均只有35俄亩的份地，而每个地主却平均占有700俄亩的土地。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4页。这种高度集中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加上通过人身依附关系采取超经济强制剥削农民的方式，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激起农民不断反抗，引起沙俄各种危机的最深社会根源。
面对这种社会经济和农村状况，如何改革，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如何解放农民，不同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期待。当时，俄国存在着代表三种不同阶级利益的三大派政治势力，它们分别是代表地主—农奴主利益的顽固保守派，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和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派。顽固保守派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反对对现行农奴制的任何改变，他们对农奴制改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提到改革，他们就惊恐万状，坐立不安。自由派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要求废除农奴制，但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因此，他们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他们维护的实际上是一条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即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只有急进民主派主张铲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连带土地解放农民，因此他们主张动员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期望以农民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
各个派别都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要求，在为即将来到的改革进行着各自的准备。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于形势，以自由派的姿态进行农民改革的各项准备。他发布改革诏书后，指示成立省级贵族代表会议，草拟改革方案。其方案的基本原则，不外是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给农民以人身自由。1858年初，把以前筹备改革的秘密委员会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作为集中领导改革的机关；同时在各省成立贵族委员会，分别制定草案。不带土地解放农民，几乎是各地贵族委员会的共识。即使这样，农奴主和顽固派贵族获悉消息后，也如遭五雷轰顶，惊慌失措。而自由派则对改革的消息表示热烈欢迎。
看到贵族主持并包揽一切改革的准备事宜，急进民主派就已预测到，改革不可能有好的结局。利用亚历山大二世在50年代后半期放松书报检查和稍微宽松了的环境，急进民主派针对贵族提出的有利于地主的改革方案，提出了连带土地解放农民的主张，并为此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宣传。
（二）平民知识分子及其急进民主主义思潮
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和激发急进主义情绪方面，民主主义报刊发挥了特有的作用。这里既有合法的报刊，也有非法的报刊；既有俄国国内的报刊，也有境外的报刊。这个时期，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平民知识分子走上了俄国政治生活舞台。随着40—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育进一步向平民阶层扩展；加上国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和进步，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冲毁着各个社会等级间的壁障，这就引起了等级制度的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平民知识分子，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已经涌现出来，并已跻身于先前的社会结构之中。受教育的平民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神职阶层、没落的贵族（往往多是破落贵族，但也有很富有的贵族）、商人、小市民，间或也有农民。他们这些人由于选择了不同于父祖辈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割断了来自祖辈的传统，而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这部分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被称为“新人”，他们多数对在国家机关任职感到格格不入，因而对自由职业产生兴趣。启蒙思想观点的传播，和由此而在社会上引发的宗教信仰的衰退，造成神职阶层出身者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占显著地位。来自中下层居民的社会地位，使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对社会压迫和不公正待遇感同身受，激发起他们把人民的事业视同自己本身的事业，因而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们为之热情献身的事情。同时，来自上层的那些“忏悔贵族”，也是很具思想特色的一个群体。他们出于思想和人道的动机，反对特权和等级制度。广大民众屈辱的地位，千百万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在他们心灵里激起了正义的愤慨；而反观他们自身，养尊处优，靠人民血汗生活，益发引起他们的不安和忏悔。于是，他们决定为自己的行为“赎罪”，因而就下了为人民献身的决心。
这些平民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平民还是“忏悔贵族”，他们既对人民的痛苦和屈辱有切肤之痛，也对国家所受专制农奴制度之苦痛心疾首。这种情况，使他们极易受到急进主义的感染。平民知识分子这时多集中在受教育的青年中，包括大学生、年轻文学家、教师和其他知识型行业中的人，因此，急进民主主义思想最为他们所神往。他们之中，最大部分是在学校读书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前不久在尼古拉一世黑暗统治下，他们受到了种种压制和禁锢；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政治气候的变暖，让他们立刻感到一种独自立身社会的能力，于是有了一种参与解决国家大事的使命感；但是获得解放的时代氛围，也使这群年轻人飘飘然，显露出了些头脑膨胀的症状。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那个时代对现存事物特有的否定精神，以及人们对青年一代抱有的希望，激使他们对一己之力信心百倍，不自觉地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做得到。因此，超越现实的最高纲领主义，坚持己见时的不容异见性，成了这一代人的典型特征。一个同时代人谈到这种情况时说：“那个时候，调和思想观点方面的分歧是不可能的。青年人往往都激烈得可怕，那句话——‘要是你不同我站在一起，你就是混蛋’，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口号。”Н.В.舍尔古诺夫、Л。П.舍尔古诺娃、М.Л。米哈伊洛夫：《回忆录》（两卷本）（Шелгунов Н.В.，Шелгунова Л。П.，Михайлов М.Л。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х тт），第2卷，莫斯科1967年俄文版，第116页； 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5页。在他们看来，实现国家的根本改造，仿佛是并非遥远的事情，只要有他们这批人对人民的忠贞，有他们的知识和刚强毅力，只要以他们这批青年人为首领，人民本身就能实现对这一切的改造。那个时代，大学生群体成了全俄民主运动的鲜明表征。而这一运动的思想中心，就是急进思想出版物的两个编辑出版机构：一是赫尔岑在伦敦开办的俄罗斯自由印刷所，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领导的《现代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