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向您真诚地表示歉意。我根据一些来源不确切的消息写出了您看过的那篇文章。我错了！我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当时怎么会因为职业的狂热而铸下这桩大错……也许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记者，无论怎么写都无法损害您的荣誉和人们对您的敬仰。
请求您宽恕的费尔兰德·豪塞尔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界著名科学家的干预下，这件事在原则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报却不管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飞短流长，就是这种能刺激人想像力的桃色新闻，于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硬把这件新闻炒得越来越邪乎，越来越离谱。看来，居里夫人是在劫难逃了。
正好在这时，11月7日，居里夫人收到一封电报：
您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信随后寄来。
欧利维理乌斯这时，居里夫人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已经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决定这次一定要按时到斯德哥尔摩去受奖和做诺贝尔演讲。
1911年12月上旬，居里夫人由姐姐布罗妮娅陪同，带上大女儿伊伦娜再次来到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和科学院再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表示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12月10日，授奖仪式按时在音乐厅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达尔格伦博士在授奖辞中尊敬地指出：
“镭和钋的发现……扩展了我们的化学知识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物质的了解……导致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诞生——即放射学的诞生。
“镭的发现，首先对于化学，接着对人类知识的许多其他分支和人类活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皇家科学院有理由认为，应当将诺贝尔奖授予两位发现者中的惟一幸存者——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夫人……“……今年，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化学奖，以表示对您为这门新学科付出巨大劳动的赞赏。您发现了镭和钋，您描述了镭的特性和它的分离，您研究了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1个年头里，这是第一次将此殊荣赐给以前的获奖者……”
许多国外科学家对居里夫人在法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位创建了一个科学分支的“镭之母”，竟然连一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当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极！
居里夫人当然也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赋予她的无上荣光。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词中，她除了对瑞典科学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以外，还赞扬了贝克勒尔和卢瑟福的贡献。提到卢瑟福时，居里夫人以尊敬的语气说：
“……一大批一往无前的科学家献身于放射性的研究，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过准确的判断，想像力丰富的假说，和他与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许多研究，已经不仅成功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对它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类。他通过一个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研究的十分精确的理论形式，为这门新科学提供了一个主干……”
她“提及”的正是卢瑟福。卢瑟福1908年就“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演讲中，居里夫人为了驳斥法国科学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说她把皮埃的功劳据为已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单独做出的贡献明确地指出来。演讲一开始，她就说：
“大约在15年前，铀的射线被贝克勒尔发现了，两年后，首先是由我，然后由皮埃·居里和我，将这个现象的研究扩展到其他物质上……”
下面她又多次提到“我的”、“我本人的”……贡献。
从普遍的理论观点来看，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一物质的发现与分离证实了我的假说，按这一假说，放射性是物质的一种原子特性，并且提供了一种寻找新元素的方法。
“离析纯镭盐以及把镭断定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来完成的……”
她还谈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许多“我应用这个方法测量了……”、“这样我发现……”、“我坚持认为”、“我测量了……”这种毫无歧义的提法。如果以为居里夫人这样过多地强调“我”、“我个人”似乎不够谦虚，那就大谬了！对于法国科学界不少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她个人的权利，她自当义无反顾地予以驳斥。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要知道，哪里有真正的勇敢，哪里就有真正的谦虚。如果一味在恶势力面前“谦虚”，那恐怕只能称为“虚伪”和“怯懦”。何况居里夫人还在演讲中声称：
“我应提及的是，镭和钋的发现是由皮埃·居里与我共同做出的。在放射性领域中，有几种基本研究要归功于皮埃·居里，其中有的是他独自完成的，有的是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离析纯镭盐以及断定它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完成的，但这与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可以确切地做这样的理解：科学院给我的这种崇高的荣誉，是由于这种共同工作的缘故，并且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居里的纪念。”
居里夫人的演讲，有理有礼有节，既驳斥了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中伤，又表示了她对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怀念。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居里夫人感到极度疲惫，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想隐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但她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原指望因为再次荣获诺贝尔奖会让法国人冷静一下，明白他们在做多么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事！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然可以绝对自由、毫无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去污水，他们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希望从中得到一种低级趣味的满足和轰动而刺激的效应，让那些空虚的灵魂获得短暂的“充实”。
小报上的语言越来越放肆、刁钻、刻薄，当然也绝对地无聊。有人在她家门口聚集闹事，要她滚出法国，甚至那位5年前压死皮埃的马车夫也开始为自己的过失翻案，丧心病狂地说皮埃是因家庭不和自己想钻进车轮下去寻死……呜呼，法国人的自由、法国的舆论自由竟然要以一位衰弱而高尚的女性为祭品！这种自由早该休矣！
居里夫人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她终于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居里夫人突然晕倒，人事不知地被抬进了医院。一位为法国争来巨大荣誉的女性，一位无上荣光的女性科学家，大有被污水脏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在医院里，居里夫人几乎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去。
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这是因为她的倒下终于惊动了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尤其是皮埃的哥哥雅克的安慰对玛丽来说至关重要。当污水不分东南西北地向她泼来时，她心中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在扩大，在残酷地折磨着她：由于她的“过失”，她给居里这个家族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她感到对不起公公、皮埃和雅克。但雅克的几句话干脆利落地卸下了她心头的重负，驱散了她心头那一片可怕的阴影。雅克到医院来对玛丽说：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忍着，我非常担心的是在这场完全是人格侮辱的中伤事件中，你怎样才能挺住！如果你因此而使身体遭到不测后果，我绝不答应！绝不！对那些卑鄙无耻之流，只能回击，不能一味地忍让……”
雅克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欣慰，病也似乎减轻了一大半。医院的医生也对她给予了善良的忠告：
“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应该想到它是属于全世界的。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的医生、职工，都是您的朋友，您尽管安心养病吧。”
居里夫人在这种亲切、善良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逐渐好转。1912年1月底，她虽然还不能站立起来，但可以出院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她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得了的。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好奇心，她从此心怀怵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