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在华的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外国传教士在华开展考古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华北地区和今甘肃、宁夏一带。“关外一望无垠的疆域，成了世界考察家的工作园地，也成了教士们研究的对象。”“最近三十年，对中国荒古时代学，教士们在内蒙努力研究，掘得许多实物。内蒙是中国地区，为研究中国荒古期，极为重要。但我们该承认，这种专门的研究，实是教士们发起的；因了他们在这荒凉地带，发现不少实证，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才有专家们来考察。”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30页，上智编译馆，1947年。1914—1919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黄河流域、白河沿岸、内蒙古的林西和赤峰等地先后开展了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活动。1919年，传教士费品璋在甘肃庆阳发现了第三期化石层并报告与桑志华，次年桑志华赴庆阳开展发掘工作，掘得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及各类化石1700余斤，运往天津北疆博物院陈列。1922年6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在内蒙发掘了辽兴宗帝陵，掘获帝后哀册等文物，同时也使契丹文字实物始为学术界所知。《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中载被发掘的为辽道宗陵。1922—1923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宁夏边界相继发现了萨拉乌苏、水东（洞）沟等遗址，在水东（洞）沟遗址发现原始人骨一具，是为第一个出现的“华北人”。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31页，上智编译馆，1947年。数年后，在三边雷龙湾附近，王守礼主教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化石富源。“其他如三边之北，无定河畔，由教士考察而得的化石层，亦很丰富。由教士们搜集的标本与考证，给予专家不少研究的材料，为此桑志华、德日进两位知名的地质学家曾数次声明，教士们给予他们的考证，是他们研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132页，上智编译馆，1947年。
上述中外学者进行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诞生的先声。平心而论，其中大部分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有的仅满足于获取出土文物，虽然较之传统的金石学和古器物学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发掘目的、发掘技术、研究方法等方面尚不足以与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相提并论，其学术价值虽很有限，但也为中国考古学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料。这一时期，宣告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特别是田野考古学诞生的事件当属安特生和李济之考古活动。
（一）安特生的考古活动与成绩
安特生（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早年曾两次参加南极考察活动，1914年受聘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5年回国，1926年于斯德哥尔摩创立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自任馆长，专门收藏经允许运回瑞典的中国文物标本。曾多次返回中国进行考察活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局势稳定，安特生也许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一名卓有成绩的矿业专家，但命运将安特生带向另外一条道路，使他注定要作为考古学家永载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事业发展的史册。从1918年开始，由于客观形势和个人兴趣，他的工作重点由找矿逐步转向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和研究。他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关注任何科学现象，因此在初期他的发现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还是考古学的发现。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4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在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区采集了许多石器。1920年，他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的论文。安特生的考古调查活动还促成了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下章述及）。1921年后，他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新石器时代和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91页，三联书店，1997年。1921年6月，安特生和美国人葛兰阶、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布达生等调查发掘了位于辽宁锦西的沙锅屯洞穴遗址，是为他在中国境内的首次史前考古发掘活动，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但真正奠定他在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史上地位的还是仰韶遗址的发掘与仰韶文化的发现。
1920年秋，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采集到了600余件磨制石器，安特生由此推断在仰韶村可能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他亲赴仰韶村实地考察并确认了自己的推断，同年10月至12月实施了发掘。与此同时，安特生等人还对仰韶村周围的不招寨、秦王寨、池沟寨、牛口峪等史前遗址进行了发掘，安特生将这些遗址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统一命名为仰韶文化，并根据出土文物将此前发掘的沙锅屯洞穴遗址也归入仰韶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可能的联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89页，三联书店，1997年。关于仰韶遗址的发掘，李济也称赞道：“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使中国历史学家和古物学家中的守旧派认识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国古物的关键”。
安特生在华考古工作的另一重点区域是当时在考古学上几乎无人关注的甘肃（青海1928年分设建省，宁夏1929年分设建省，此前均隶属于甘肃省行政区划，此处所指的甘肃包括今天的甘青宁三省区）。为了验证萦绕自己心头已久的彩陶文化西来说，安特生决定沿着今天甘肃和青海两省间的河谷地带寻找史前文化遗迹。1923年6月，安特生率袁复礼等人自西安抵达兰州，随即沿湟水谷地向西宁进发，在西宁以东的十里堡村进行了一周的发掘，发现了石器、骨器和彩陶碎片，随后又在青海湖沿岸发现了史前的陶器遗存。1923年夏秋之际，安特生贵德县发现并发掘了罗汉堂遗址，9月，他又发掘了西宁附近的朱家寨遗址，揭露了大量居址和墓葬，在墓葬区发掘了43具人骨及随葬物品。同年，安特生在朱家寨以北发掘了卡约文化遗址。1923年冬至1924年春，安特生等留驻兰州并收购了大量的陶器。1924年4月至7月，安特生一行在甘肃洮河流域继续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先后在今临洮、广河等县境内发掘了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和半山墓葬群，发现了寺洼文化遗存。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在天水、礼县等地也发现并采集了一批石器和彩陶片。同年7月至10月，安特生一行兵分两路，一路由其助手再赴青海，在民和县发现并发掘了马厂文化墓葬，安特生本人则北上河西走廊地区，在民勤县发现并发掘了沙井文化遗存，在柳湖、沙井等处发掘了40余座墓葬，此外还调查了附近的三角城遗址。1925年，安特生出版了《甘肃考古记》，详细记录了他在甘肃的考古活动，并在该书中首次对甘肃史前文化进行了分期，他以地层叠压关系和类型学理论为主要依据，将甘肃史前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六期，其中前三期为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为早期青铜时代，此即著名的甘肃史前文化“六期说”。
1921年至1924年期间，安特生在华进行了近30次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史前考古活动为主，无论数量还是学术成就相对于这一时期开展考古活动的中外学者来说无人可出其右。我们可以称安特生为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播火者，这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而且在这些科学调查中，“伴随着他的常是训练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虽未经过训练但却很有才智的工人。他的学生忠实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学到了他的工作方法”（李济语），从而为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培养出了一批专业人才。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安特生在华之考古活动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在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中国的（典籍）材料，调查与发掘工作有走马观花之嫌，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出土文物标本，特别是一旦发掘未果，则就地收购相关文物用于研究，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等等。傅斯年曾指出“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它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而且这种（收购）行动还意外地引起了对于甘肃、青海等地对于史前文化遗存的盗掘之风，客观上对文物安全造成了威胁，“安特生对于（中国）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但是它对于甘肃一带的古物，因发掘时的不细心而毁坏去的，却也是不少”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载《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第1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二）李济与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早年留学美国，以动物学和遗传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和人体测量学写出了成名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鉴于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兴起阶段人类学对于考古学的深刻影响，1925年李济同意美国福利尔艺术馆的邀请与之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也就不足为奇了。1925年冬至1926年春，李济和袁复礼赴山西汾河流域考察了多处史前遗迹，后由福利尔艺术馆收集员毕士博与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协商，确定了双方进行合作发掘的条件，主要包括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所需经费大部分由福利尔艺术馆承担；考古发掘报告以中英双语撰写，分归中美双方；发掘所得古物归中国博物馆所有或暂存清华国学研究院，待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后移交入藏，等等。之所以选择西阴村作为发掘地点，主要是因为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不会引起地方官绅、黑恶势力和古玩商人的觊觎或阻挠；在当时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山西是阎锡山治下的所谓模范省，社会大环境相对适于开展考古挖掘工作。可见当时中国学者在自己国土上开展考古发掘仍需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发掘工作从1926年10月15日起至12月初结束，主要出土物以陶片为主，约有十万片，此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等，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还发现了半个蚕茧壳，虽然按李济的话来说，“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鼓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未免近于‘妄’了”，但是亦“开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连续过程，其上限可以追溯到鸟居龙藏19世纪末期在满蒙考察中对中国东北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它以20世纪初期中外学者（不包括某些冒险家）的考古活动为时代背景和诞生基础，安特生发掘沙锅屯和仰韶村史前遗址，宣告了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文化的诞生，而李济主持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则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和田野考古工作，在发掘过程中采取了科学的布方发掘方法，其发掘报告的框架与叙事模式对于后世的田野发掘和报告整理产生了深远的示范影响，特别是发掘前与美方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协议体现了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鲜明原则立场，李济本人也因此项工作逐渐由人类学家转化为近代中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规模固然不大，我们却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诞生的标志。这一系列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演进，逐渐步入正轨并不断向成熟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身处媒体相对活跃的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经过各种专业或通俗媒体的广泛报道，而广为人知，许多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学著作成为畅销书，如安特生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考古的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甚至引起了对考古学没有研究的人的注意。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国人对于任何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都抱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考古学与大众文化联系相对紧密，进而在客观上为考古工作营造了相对适宜的社会氛围。
三、考古学术研究
（一）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
北京政府时期，在考古学术研究方面并无专门的官方机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由个别学术机关分担，如1916年农商部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其初衷为找矿，此后该所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古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的考古学研究室也在考古学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26年，日本京都大学滨田耕作与北京大学蒋梦麟商定成立“东方考古学协会”，其研究和工作重点是在中国开展考古发掘，但不久即因日方的独断专行，中方委员陆续退出。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甲骨学和敦煌学领域，而综合性考古论著则相对稀少。随着清末民初刻字甲骨的大量出土和甲骨学的兴起，关于甲骨学的论著大量涌现，据董作宾不完全统计，1928年9月之前，中外学者以多种语言发表或出版了关于甲骨学研究方面的专著、论文等计有110种之多，其中专著36部，可见当时甲骨学研究之热及其深度之广。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中中国学者占绝大多数，如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以甲骨文字实例证明了《史记》中关于殷代帝王世系的真实性，等等。此外，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汉学学者亦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