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撞见了张兆和那同样惊讶的目光，张兆和就此闯进了沈从文的心中，他放不下她了。木讷于言的沈从文，提起自己那支如椽大笔，给张兆和写起了情书，一发不可收。沈从文对友人说：“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而当时年龄还小、心里还没有过爱的影像的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这种“狂轰滥炸”颇有些反感。但沈从文1930年7月写给张兆和的那封六纸长函，却深深打动了她。张兆和在日记中写道：“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也许，爱，就从此时在张兆和的心中悄悄萌芽了吧？
幸有兆和二姐允和的热情相帮，幸有兆和父亲的开明通达，沈从文固执的进攻终于有了结果。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从那时起，到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他们相依相偎，相扶相携，共同走过了55年的坎坷岁月，张兆和把一生的情爱，献给了她的“二哥”。
捧读《从文家书》，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们仍可以听到兆和思念的心跳。
1934年1月，沈从文远别新婚妻子返乡。在1月9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张兆和这样写道：“亲爱的二哥，你走了两天，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天气不好。你走后，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这时候，夜间十点钟，听着树枝干间的怪声，想到你也许正下车，也许正过江，也许正紧随着一个挑行李的脚夫，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一个多么细腻、设身处地心疼夫君的新娘！
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作伴，化装逃出日军侵占下的北平，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他和张兆和也写下了大量的家书。是年9月9日，兆和在信中说道：“二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在仆仆风尘中，不知还记得这个日子否。早晨下了极大的雨，雷击震耳惊人，我哄着小弟弟，看到外面廊下积水成湖，猛的想到九月九日，心里转觉凄凉。”信的落款是：三妹。九月九日，整整四年了。当沈从文收到这封带着凄婉深情的信，想到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一定会想到当初在征得父亲对婚事的同意后，兆和给他发的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想到新婚的缱绻，思及今日的离别，心头会涌起怎样柔美而酸涩的潮水？
张兆和曾感激而又自豪地在一封信中说：“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而在战火中读着兆和情深意切的文字，沈从文必也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吧。
真正的爱，不仅是情语呢喃，也是对爱人精神品格、事业发展的由衷关切。这种关切，就应当是张兆和这样的直言相谏。在家书中，张兆和劝戒沈从文生活要从简，一切无谓的虚糜应酬都可省略；一个写作的人，精神不应该浪费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不要图眼前安逸，要把眼光放射得远一点；看事情要替人着想，不要只见别人之短，看不到一己之病。在1937年10月25日的信末，兆和写道：“我原想同你亲亲热热说点体己话的，不知不觉就来了这一套，像说教的老太婆，带住了，下次谈好一点的，原谅我。”我想，以沈从文的理性，一定能理解，只有一个一心一意想伴你走一生的人，才会不管你嫌不嫌烦，唠唠叨叨地把这些真心话说给你听——虽然这在做丈夫的，脸面上有些难堪。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不期而遇，沈从文的精神失常了，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这期间，他仍有一些片断的文字材料留下，兆和也时常给他写信。她劝沈从文说“多休息，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你值得为朋友、为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一些！这种身心两方面健康的恢复，别人无能为力，只有你自己的意志力才能恢复他。”她更是坚定地表示：“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这种患难中的真情，病情稍好转一些的沈从文自然是了然于心的，他在一封简短的信中写道：“小妈妈：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即使是处于呓语状态的沈从文，也不会忘记这个生命里为他停留、为他守候的女人啊！而1969年冬天，即将下放的前夜，在凌乱得难以下脚的屋中，年已七旬的沈从文找出了珍藏的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把它放在怀中温热许久，又小心地放进衣兜里，口中喃喃着：“这是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他是多么珍惜他的兆和！
张兆和就这样与沈从文携手度过了一生，她为爱人甘愿牺牲了自己。她出身名门，小说、散文皆有成就，发表过《费家的二小》、《湖畔》等小说，书法极佳，喜爱昆曲。她的体肤特征，她的名字都被沈从文写进了小说。因为兆和皮肤黝黑，所以，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都是皮肤黑黑的，而小说《三三》就是以兆和的小名“三三”为题的。苦追张兆和的过程，则直接催生出沈从文那一组《月下小景》。沈从文自己也曾经在《湘行书简》中真诚地表白：“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的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然而，张兆和却是情愿做沈从文的“绿叶”。同是才女和名门之后，林徽因有建筑家、诗人、文学家、舞台美术家的称誉，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有著名的“太太客厅”，她作为梁太太的身份从未彰显。而张兆和呢，人们只知道，她是沈从文的太太，如此而已。
一生隐没在沈从文巨大声名的幕后，她悔吗？当听到有人责怪她一辈子没有理解沈从文，她怒吗？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她写了这样一段质朴的文字：“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一个妻子追忆“斯人可贵”的平静中寄寓着哀怨的文字，却被好事者以“幸福还是不幸”的片言只语，来指责她配不上沈从文，从未理解沈从文。是的，他们的性格固然相异，婚姻生活中也有过暗礁，但是，以他们共有的真诚善良和质实素朴，他们不是相依相伴着走完了漫长而艰难的人生旅程了么？即便是那多少年咆哮滔天的狂风黑浪，都没有令他们的感情之舟覆没。要知道，1949年以后，沉浸在文物、服饰世界里的沈从文，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生活，而1949年兆和还不到40岁。在照料、担忧和焦虑中度过几十年的张兆和，要有怎样的定力啊！没有对丈夫的爱和理解，这种定力从哪里来？张兆和问道：“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难道我们在这样的文字中，读不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老人平静语气中的怨愤？这怨愤，是对从文的么？
不知怎么的，读着《从文家书》，尤其是读着张兆和这篇简短而朴质无华的后记，我的耳边会响起电影《小花》的主题歌：“万语千言挂心头，妹愿随哥脚印走。”常常，挚爱的人之间，会有一江一海的话要倾诉，而当感情的潮水奔涌到嘴边，也许只会化作“妹愿随哥脚印走”这样朴素而坚定的表白。面对着爱人的遗稿，张兆和“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她一定是有万语千言要说的。她说把这本家书献给热爱从文的读者，并表明她的一点点心迹。这心迹，不正是“妹愿随哥脚印走”的忠贞誓言么？而如果，她的二哥在地下有知，回答兆和的，一定仍是七十多年前苦恋着她时说过的那句话——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从文家书》，沈从文、张兆和著，沈虎雏编选、张兆和审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