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他也纳闷，他怎么会对寻找杨莲英突然这样热衷和迫不及待。他不是第一回来石山了，来过两回。第一回不过是绕道看了看从前“华生裁缝店”的所在处，下车，对女秘书说：“十二年前我在这里开店，一间简易红砖房，屋后是黄河。”女秘书一惊一嗔地说：“尤董，很有意义哇！应该立个碑，很有意思哇！”第二次住了几天，来“故居”是顺道，从车窗向外瞥了一眼，心里掠过记忆，几分钟，同时想起那位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女秘书。时间久了，情感被岁月磨蚀冲淡——不过，也许有个感情时限规律，比如五年之前，新鲜的记忆，或是二十年之后，越是久远缅怀的情愫越会是浓烈？
这次是反常。
因为事业有成，他需要炫耀和炫耀带来的满足感？因为他在这里投入巨额资金而旧情泛起？因为年岁增长，对逝去的日子越发显得感伤？因为享受人格完美，一种补偿？因为习惯于成功，尤其是花了钱可以办成事，他已不能接受挫折？因为巨大的财富带来了无法充盈的空虚？
他需要在自己内心深处细细检索。
“对我尤……叔叔还有印象吗？”
尤华生拿不准该怎么称呼自己。十几岁对二十几岁，可以喊叔叔，三十几岁对四十几岁喊叔叔喊不出口。
“有，怎么没有！我一眼就认出叔叔！”
许红军随口就说。关明比他紧张。关明不相信他事隔二十三年会一眼认出当年小裁缝。这样的谎言无关大局。
“是吗？”尤华生也不相信，宽宏地笑了笑。“今年你是……”
“三十七了。”他有点得意。是因为和“小裁缝”对比？
陶会长觉得，他看上去比尤华生年纪大。
“那一年你十四岁。你记忆力很好，我记忆力也很好。你妈对你偏心，给你做了一件夹克衫，一件小马甲，还做了一个小书包，记得吗？”尤华生感到有趣。夹克、马甲是记的清楚的，小书包可能是给他刚上学的妹妹做的。这是特殊的记忆，重复多次的记忆，职业的记忆。记不起许红军，印象模糊飘忽。
“记得，记得。夹克后来让弟弟穿了，小书包破了。”
大家都笑了。笑声让许红军稍稍不安，看一眼关明。
“我是承诺终生免费缝补的。”尤华生高高兴兴，对杨秘书说：“我赔他一只。你下楼去买只包。”
一直站在身后的服务员，终于找到机会上前问：“请问现在可以点菜吗？”
关明拿过菜谱，双手递给尤华生。
尤华生：“经理在吗？请经理来一下。”
经理十分专业，他就站在门边。
尤华生把菜谱还给他：“我们5位，你安排一下。”
经理：“好的，马上。请问喝什么酒水？”
尤华生：“干红。有1992年的吗？”
经理：“对不起。最早是1994年。”
尤华生对关明说：“1992年的葡萄品质最好，1995年也是大年。”问经理：“有95年的吗？”
经理：“对不起，没有。”
关明厉声问：“其他酒店有没有？”
经理：“我马上联系。”
杨秘书小跑着回来。从帆布包装袋里拿出一个公文包，递给尤华生。尤华生按了按密码，放回布袋交给许红军。
“没有布书包，我也没有带针线，这个包赔你。”尤华生说说这种话很惬意，付几千元值。
许红军第一次进阳光国际大酒店。他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么火急火燎地把他从井下叫上来，送人的矿车载他一人，矿区区长在井口等着，区长变得不会说话了，只是“快、快”（平日训话一套一套的）。冲澡，换衣服，坐上市政府的轿车，这位只在电视见过的办公室主任站在大酒店门口恭迎，是他开的车门（许红军还真不知道怎么开车门），问：“你是许红军？”仔细盯着他，像是验明正身，说：“快，去洗手间，墙上挂的洗手液，按一下就流出来，把脸、脖子、指甲缝都洗干净，让服务员拿毛巾给你。”还是“快”。开初以为犯案了，一年前嫖过娼，矿上嫖娼的人多着呢，一发工资农村的女子排着队来。平日小偷小摸小赌，够不上犯罪。让他当证人？出什么大案了？见了和颜悦色的区长，他想是中央或自治区哪位领导要接见——接见他干什么？矿上挑一千个先进也轮不上他！要不，他的名字叫红军，要发扬革命传统了，说不定他爷爷是老红军——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好事？小姐站在洗手间门口，递给他洒香水的毛巾。穿大开叉的旗袍，这样漂亮的小姐只在电视里见过。小姐把他擦过的手巾扔在垃圾筒里，对他笑了笑：“请跟我来。”小姐比他高，跟在她后面是享受，饱眼福。这是间花园包厢，两层，第一层一张大餐桌，二层是棋牌室和按摩间，楼梯上摆满花。小姐把他引到沙发前，做了个手势，笑着说：“请稍候。”小姐过去打电话：“客人已到。”又对他笑（三次笑一次比一次甜蜜）：“需要服务请按铃。”他肯定是老红军后代！不过他爷爷肯定没有受用过这种待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理应如此。他不应该再嫖，那些营养不良或吃得太多的农村女人档次太低，卫生太差，也不应该没日没夜推牌九压双扣。
他没有美美的想够，“温州小裁缝”他们四人进来了。原来是这档子事。这档子事到底有多好？他心里没数。
……许红军从布袋里拿出皮包，上面贴着标价：5688元。他听见从前的小裁缝在说话：“算了，喝我们自己带的吧？”
杨秘书又离座了。世事真是说不明道不白，许红军这才坐不舒服了，眼前是尊真神！不过怎么说买包也是浪费，给他现金多来劲，五个月的工资！他在朋友中是见过世面的，这等世面没见过。皮包可以退钱的吧？
“你妈身体还好吗？她几时回老家的？”尤华生在问他。看得出来他走神了。
“爸爸去世后妈就回老家了。我顶爸的名额下井，她带小弟小妹回老家的。六十多岁的人，身子骨还算硬朗。”
菜上来了。装在木盒里的法国拉菲酒也打开了。
“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尤华生把手机递给许红军。
许红军拿着留有尤老板体温的新款彩频手机不知所措，心一慌乱，想不起他母亲的电话了，拿着发愣。
“先吃，吃。”尤华生很关照，很体贴。
许红军想起号码了，又忘了区号，自言自语着：“宁波，咋弄的，宁波、宁波……”
“0574。”杨秘书提醒。
“妈，你猜我身边是谁？我是红军呀，你猜猜，我跟谁吃饭？我在国际大酒店，不是吹，你走时还没有建起来的，我在阳光国际大酒店。陪大老板吃饭……”
尤华生从许红军手里拿过手机。
“杨大嫂，我是尤华生，温州小裁缝尤华生。想想，二十三年前，大雷雨，在垃圾箱边上快冻死的温州小裁缝，记得吧？温州华生缝纫店，离你家不远……”
对方只是“谁，谁”的应答着；宁波那边电视机声音很吵。
无奈。尤华生手心出汗了，只得把手机递给许红军。
“妈，你怎么不记得啦？人家……”他本来要说小裁缝的，咬住话，改口说，“人家是大老板了，温州人，那天在我们家住了一夜，你救了他一命，他很客气，今天送我一个皮包，5688元，真皮的……”
“你是杨莲英同志吗？”关明不能容忍他这么瞎扯下去，给石山人民丢脸，他甚至怀疑这位杨莲英是不是那位杨莲英，许红军是不是真杨莲英的真儿子。这种事在当今社会经常发生，假冒骗。
“是啊，是啊，你是谁？”对方开口了。
“我姓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我们找你几天了。你好好想想，23年前的事，3月里。”他还要提示什么，犹豫了一下，不说下去了。
“那天下雨，下很大的雨，我裤腿全湿了。是有个人，冻得说不出话，留小分头，个不高。”
记忆复活了，记忆战胜岁月了。一桌人都如释重负，关明动筷子夹了一片鹅肝，夹到嘴边才发觉违规了，放到碗里，说：“尤先生，请，请。”
许红军喝了一口酒，兴奋地说：“妈，急死人！想起来了吧？”
杨秘书打开手提电脑。
“杨大嫂，我在石山还有两天。明天等你来，后天中午我要回北京，星期日去巴黎，机票不能改期。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在这里见你特别有意义。一切都由我安排。明天一早，我宁波分公司派人接你去机场，你告诉身份证号码就行，其他的事你都不用管。你有空吗？”
杨秘书好几年没有见到尤董事长如此周到了。
“妈有空的。”许红军插嘴，他抢过手机：“妈，你一定在家等着，别去小香家打麻将。我求你了！”
下
杨莲英没有来。
事情是想起来了。她有点弄不明白。她是路过看见他的，他命大；不是她，别的人看见他也会帮他，那天时间还早，不一会儿雨也住了。她没有给他做饭吃，想过的，那个月粮票紧张，也就热一热剩下的面汤，捞得起有数的几叶面片。他睡桌子底下，给他铺了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睡了一滩水。被子，盖被子了吗？大概没有，他身上太脏了。不是没有被子，舍不得新被子。不盖被子盖什么了？第二天晚上下班回来，人不见了，桌子上有5元钱。住店才两元呀！老公骂她被“温州鬼”迷住了，缺心眼，少根筋。小裁缝虽然听不见，也亏了他，委屈了他。老公没完没了，把衣柜、抽屉，床下、天花板上，倒腾了一遍，锁着的箱子也打开了。分明是冤枉他，怀疑他偷了东西。她也没有想过他走哪里了，能去哪里。想了一下，也只想一下，早被老公骂糊涂了。老公反常，平日也不至于这样小心眼。第二天给人剃头时，听说抓了上百个盲流，关起来，挨打，还死人。她担心了一下，也只担心一下。要是现在，至少给买几个面包，送件干衣服。五元顶今天多少？一百元了吧？小裁缝是个有心人，当年就看得出。难得他今天还有这个心！
第二天醒来，窗外鸟叫。有鸟叫就是晴天。她忽然想起要接她去机场，急忙起床。天濛濛亮。她没有坐过飞机，坐在飞得那么高的东西里，想想都害怕。一辈子平平安安过来了，老了还飞那么高，上天，电视里的空难太吓人了，只看见黑袋子装尸体，一条一条整整齐齐码在地上。
杨莲英匆匆梳洗过，躲出门。早点铺老板说“杨奶奶起得早”。喝豆浆，吃糯米饭，眼睛往自家门口瞅。反正人来了也不认得她。她在菜市场消磨时间。每次她都会想，应该养几只鸡，本地鸡卖得起价，每斤贵2元钱。菜市场的人多了，女儿小香该起床了。下午打麻将，上午逗小外孙玩。陌生的逃跑的感觉。
尤华生第三天离开石山市。早上走的，提前半天。他在电话里训斥宁波分公司的经理不会办事，他不相信在一个小村里会找不到人。在机场，他托付陶会长在石山温州人企业里安置许红军，井下太苦太累太危险。陶会长说“一定”。
回到北京，去巴黎、米兰、伦敦、香港，天上转了一圈，二十七天落回北京。地方走多了，人见多了，世界大得很，石山情结就搁下了。本来已搁了二十三年。直到半年之后，三月的一天。
那天夜里，风暴雨骤，电闪雷鸣……
尤华生十七八岁的时候，很少想到死。离寿终正寝还早呢？他没有这样的远见和想象力。后来他想，如果他穿名牌衣服了，开名车了，吃得起大饭店招牌菜了，有个年轻性感的太太了，他会怕死的——死了多可惜！不过真的拥有这些了，死也没想的那样可怕。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和满街的人一样，有点怕，不是很怕；想想有点怕，不想就不感到怕。可是，几年前，他突然发现一个人睡着了和死去很相似，一个模样，同样的没有感觉，同样不由自主。于是，他忌惮睡觉，深怕睡着了。原来，当死成了现实景象，他是十分在乎的。一躺在床上，便惴惴不安，提防像死了一样；睡着了，也会惊醒。失眠，受死亡的恐惧煎熬。后来，也像许许多多念头，时间一长慢慢淡化了。只是，留下了大雷雨之夜的失态：做恶梦，惊叫。无论在国内什么地方，或者在国外，全是一个梦——被人追杀，有一张黑色的大网向他扑来。网有半个天空大，网绳很软，软得沾人，他挣不脱，扯不断。他喊叫，没有声音的喊叫。动弹不得，一身汗水网绳更粘人，更缠紧了。他提醒自己，这是做梦。解脱不了，这梦不做了，做不下去。于是睁开眼。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醒过来了。不久，又是网，铺天盖地。一次一次反复，他醒了。兀地坐起，下床，开车，冲进雨帘编织的红绿灯交替的沉沉夜色中，他在低吼，在喘气，在咆哮——他奇怪他的失态，这不应该是他。
（第二天，依旧是他。儒雅、谦和，稍稍腼腆，时时尴尬，思想者的做派，多疑，防范，却是行动者，精明，讲究效率，务实。）
这天深夜，他被炸雷电光惊醒。
他发觉自己平躺着，双手放在腹前，像是遗体告别躺在玻璃柜里的人（这比睡着了像死人更具体）。为什么不是呢？五十年后，三十年后，也许十年后，他不也是这样躺在玻璃柜里让亲戚朋友投过最后的注视。躺几天，选个吉日，然后，一盒灰。
汪全兴，在他去巴黎前还是生龙活虎，还向他频频劝酒，还约他春天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他在意大利米兰时不就是平躺在玻璃柜里？现在是一盒和别人毫无二致、活过没活过、辉煌过没辉煌过都一样的浅白色的灰。他比汪全兴年长五岁，已经比他多活了五年。
这是今年第一声春雷吧？汪全兴是听不见了（去年听见过）。雨下得很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砰砰作响。汪全兴也不会有知觉了。
怎么突然想起他？他去世半年了！
他没有起床，就这么遗体告别式地躺着。他感到很无助。
尤华生是在米兰时装周演示厅休息室里，无意中看到华文《欧洲时报》上汪全兴去世的报道。完全无意，离模特儿走台还有十分钟。这里有花花绿绿、装帧华美的时装刊物，可阅可取，这份报纸一定是他的同胞带来的，随手插在一只花瓶背后。这么多页码，他一翻开就见到这则新闻。第一个反应是他和汪老弟有缘，万里迢迢通知他几天前发生的事。第二个反应，是汪老弟没白活。报道不实，产值吹大了两倍，固定资产吹大了一倍半（企业家没有不吹的，一二倍算是正常）。不过他要是还呆在温州老家的村里，他死了连村里人也不会全知晓，他要是还在温州街上拉板车送啤酒，饭店老板花圈也舍不得送。尤华生是在进演示厅，模特儿在摇摆不定的灯光、撩拨挑逗的音乐中款款登场时，才袭来一股潮涌般的悲哀。见不着他了，电话拨不通了。他没有了。汪老弟对女人有品位，懂得享受女人。眼前，上帝造化的极致，为天下男人打造的精品，光润的脖子，灵动的腰肢，修长的大腿，征服者的矜持，汪老弟要是坐在他身旁，就会说出精彩的淫猥的话。没有他了。而这些鲜活的女人，也会起皱，也会干枯，也会是一盒灰。不要多久，时光过得很快，这台上的人，不也是行尸走肉？他看见的是明天的行尸走肉。他坐不住了！第二场发布会他没有参加，在装饰着古罗马塑像的酒店里给国内的朋友一一打电话。他们没有他那样深切的悲切的感受。也许，华侨最爱国（称“爱国华侨”），距离生发情感，在异国他乡，爱他的国人。他们只是彼此叮嘱：关注健康，死了白活。
那一夜他打了六个越洋电话。反正有时差，不睡的是他，国内已是白天。
周宣、叶济元、陈明新、王中，还有在监狱里的高宁，他们睡得安稳吗？他们还记得汪全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