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从青岛回到天津不久，来了两位冯姓表哥。爸请他们一起吃晚饭，家人都很高兴，因为有将近两年没见面了。
妈在厨房忙开了。她知道两位表哥口味高，得让他们吃好、喝好。
“张妈，洗酒杯了吗？老爷可不许酒里掺水。一滴都不成。”
“记着哪。”张妈说，“我看这酒不够喝的。莲花白还剩一点儿，双溪陈酿也只半瓶，大表少爷又那么能喝，还得再打一坛子陈酿和虎骨酒。”
妈让张妈从地窖里拿一坛子陈酿，她说虎骨酒冬天喝好，这会儿都打春了。虎骨酒由黄榅桲和几种草药酿成，能舒筋活血，强身健体。
张妈拿了两大坛陈酿。酒坛用竹网包着，上面有两个竹提手，拎起来像个大篮子。坛口封了几层纸，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据说这种泥是精心调合的，专用来封酒，可使酒香不跑。
双溪陈酿有股特殊的香味，介于水果香与花香之间。我爱看他们先洗了手，然后小心地揭去封泥，刚一拿开盖子，屋里便溢满一股沁人的奇妙酒香。每当我嗅闻着山上浓郁的野花香和阳光送来各种植物的馨香时，总不禁联想起这种奇特的香味。
“我先尝尝。”妈接过一小杯酒。我见她的嘴唇红润好看，知道酒一定很香。妈把杯子递给我，说：“你着急了是不是？去搞些‘笑兰’的嫩花苞，撒在上面。等明儿早晨，就会香味扑鼻。若放在枕头底下，准保你梦着酒仙。”
妈说话常能丰富我们的想像。
妈耐心地看张妈把坛子里的酒倒进瓶子。这种酒瓶多由白镴或白银制成。中国黄酒用大米酿造，味似葡萄酒，喝前先放在热水里温一会儿。它常用来佐餐，能喝酒的人一顿饭就能喝上五六十杯。
两位表哥是大妈的侄子，都很有才华。我们在北京住时，他们常来。大表哥康贤比二表哥康光年长两三岁。他当过驻欧洲几个国家的总领事，通晓数国语言，回国时才三十五岁。虽然他常穿中山装，可他留的胡子和油亮的分头总让我们觉得他是个洋人。而且，他还爱拄着根文明棍，说话时横在手里，好像随时要打谁，有时令人讨厌。他进屋便脱了帽子，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倒使我们有机会戴着它玩。不过，我有点替他的秃头顶感到难过。
康光当时只有三十岁，个子比康贤矮些，讲话很快，与论敌争辩，言辞犀利，诙谐睿智。他虽年纪尚轻，可资历不浅，在北京上层社会很有地位。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而后因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相交甚厚，曾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特使到南方与革命党人谈判。后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他是签名印在中国银行票据上的第一人。而且，他还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配过戏。两位表哥天资聪颖，学识渊博，深得亲朋好友的敬重。
康光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已经功成名遂。但待人谦逊，从不倨傲。对孩子总是亲切和蔼，每次来我家，都问我们晚上去不去看戏。如果去，他便去买票。
两位表哥到的那天晚上，爸还没回来。妈在客厅里招待他俩，她已盼了好久。他们把妈看成是自己的姨妈，因为他们知道，妈同大妈是好友。而且，抚养妈的潘家与他们冯家是亲戚。妈有什么问题决定不下来，都要问他们。她常对我们说：“这事得等你们表哥来了再定，他们见过大世面。”
“表妹，来跟我们说说话。”两位表哥热情招呼我们，“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你们俩都坐我边上。”康贤表哥说，“都三年了，我记得上次见你时，你还梳着两条小辫，像个小娃娃。时间过得真快，现在都成大姑娘了。我听说，你还是个学生运动的头头。我是老了，从欧洲回到北京那天，去看姨妈，你在摇篮里睡得正香呢。”
“你们男人还那么怕老？”妈问。
“西方人不爱说出自己的年龄。”康贤说，“如果跟中国人似的，头一次见面，问一位英国或法国小姐多大了，非露怯不可。即便是个男人，第一次见面就问岁数，人家也不高兴。”
“西方人可真有意思。”妈叹了口气，“他们一定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听说你们都在为学生运动出力。”康光转向妈，说，“姨妈，真该祝贺您，眼下要想超过别人，除了学习，还得干点实事。竞争比我们年轻时重要多了，男女都一样。”
“梅表妹，听说你想上洛克菲勒医学院，这主意不错。”康贤打断话头说，“我前天去东城，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北京协和医院，翠绿的琉璃瓦，大理石的柱子和台阶，门窗漆得鲜艳猩红，华美壮观。我要是年轻十岁，变着法儿也得进去享享福。你想，从外面看，辉煌如皇宫，里面都是现代化的设备，热澡、冷浴、空调、电气炉子，中餐、西餐，随你吃。”
我和梅姐听得入了迷。妈一直在想孩子的入学问题。
“看不出你这么喜欢协和医院。”康光开玩笑说，“干脆你假装生病，我把你送进去享清福。”
“只怕你嫂子不干。”康贤打趣说，“你没听说，那儿的护士都很漂亮，她们全是大家闺秀，风韵迷人，思想开放，会讲外语，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姑娘。”
“你对协和医院这么了解，好像跟那儿呆过。你不怕我们把你说的告诉太太？”妈说。
“我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去过一两次，是看一位病友。只能呆一刻钟。就这些。”
我们都笑了。这时，爸进来了。
“什么事这么开心？”爸把帽子和外衣交给妈说。“接着说，我就爱跟家里听你们说笑话，整个下午跟那帮诗人在一起，无聊透了。”
爸躺在长沙发上，这是他从以前天津德国租界的家具店买来的。他想躺着舒舒服服地听我们聊天。
“哪来的那些无聊的诗人？是银行家还是军阀？”康光问。
“都有。他们以前只想赚钱，钱赚多了，就来买名誉。他们觉得写诗不错，可以扬名，还以为自己写诗同赚钱一样有天分。”
“我敢说那些人的诗乏味之极，真庆幸回家能摆脱那帮所谓的诗人。”康贤说。
“够扫兴的，瞧这一包都是他们的诗。”爸说。
“姑父，我要是你，就把这包扔到火炉里。”康光叹了口气。
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饭厅。
在我们家，吃晚饭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爸常说：“吃饭是一种极好的享受，劳累了一天，干嘛不好好松松心。”因此，他不论多忙，总惦记着晚饭吃什么。我和梅姐下午一放学，他便问我们晚上想吃什么。有时为做菜，他能不厌其烦地跟妈唠叨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梅姐说干嘛跟吃饭上花那么多时间，真是瞎耽误工夫。
妈马上说：“俗话说‘当官为嘴，做贼为饱’，谁不想吃好点。怎么是瞎耽误工夫？”
中国有句古话：“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我们家找的广东厨师有二十多年了，我记得都叫他宋师傅。他做的都是家常菜，但样样鲜美可口，色香俱全。他善烹调，最拿手的是做肉、鱼和鸡，不失原味，还飘散出不同的植物香。我们都喜欢看他做鸡时的忙乎劲儿，他将雏鸡切成小块，用酱油调浸一个小时再放到油锅里煎炒十分钟，放上蒜末、洋葱、青椒和辣椒，那味闻着特香，吃起来真是味道好极了。看上去倒不难做，他只是摇着油锅，鸡的颜色稍稍变黄，就算成了。这便是烹调。他在酱油里加了许多种调料，尝起来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他炒的菜家里人都爱吃，有一种特有的风味。
我最爱吃他做的清蒸鲜鱼和油炖糖醋鱼。梅姐爱吃他做的油爆羊肉，里面放了蘑菇、胡桃、竹笋和青蒜。她老让他给做爆羊肉和烙饼。有了这，她别的什么都不吃了。
妈做的几样菜，我们也都爱吃。除了招待贵客，她很少做。这天晚上，她做了两个菜招待表哥，一个是野鸡肉，放上米酒、生姜、干蘑、干笋，用微火炖一整天，一揭盖，肉香飘溢。另一个菜是鱼丸子汤。鱼丸子用鱼肉、火腿、洋葱加蛋清调制，再洒上盐和胡椒粉，放入汤中。那丸子看上去清亮透明，吃起来味道鲜美。汤中再撒上香菜和水芹。奶白的丸子与青菜相配，真是好看。
两位表哥都夸菜做得好吃。康贤对我们说：“表妹，生在这个家，你们可真有福气。你们的妈妈结婚前就做得一手好菜，你们的爸爸又那么会点菜。”
“你们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还能看上我做的菜？”妈谦恭地说。
“是真的好吃，我有许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康贤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太谦虚了，姨妈。人家西方人可不这样说。给你们说个笑话，去年在巴黎，中国的总领事在一家大饭店设宴请客。他按中国的习惯致辞时说，准备的饭菜不好，请多海涵。第二天，饭店经理对那位领事提出控告，说他侮辱了饭店的名誉，影响了生意。”
我们都笑了。
“这是真的，还是你编的？”妈问。
“这是真事，如果你们想听，我还能讲好多。”康贤说。
“就是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事。”康光说。“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去东京，跟新认识的一个日本人打招呼，问人：‘吃了吗？’那日本人很惊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没回答，但显得很尴尬。他们也没再谈什么，分手时人家说再见，我那朋友说‘明儿见。’跟北京，这话听起来多亲切，道声别而已。可那日本人又误会了，他第二天给我的朋友拍了封电报，说很抱歉，今天不能见。”
“有位英国朋友跟我讲，他有一次对一个温柔的日本女人发了通脾气。”康贤说，“他到东京访友，朋友不在。他有急事，就问朋友是否留了条。给他开门的女人什么也不答，只是按日本的礼节连声说：‘是，是。’但她越说‘是’，英国人越恼火。他最后不耐烦地问：‘你傻了？’那女人还说：‘是。’”
我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爸说：“你们知道，李鸿章老早就清楚东、西方礼仪上的差异，打手势都有不同，西方人叫你来时，手指向上，手掌对着自己，而中国人手指是冲上，手掌却对着你。”
吃过晚饭，我们都来到客厅。康光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他问我女子师范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我告诉他想教书。我觉得教育在中国最为重要，它可以多种方式救国。
“我看你教书不好，你还没老到要做一个女教员。”康光说，“为什么不画画呢？缪素筠老师对你寄予了厚望，希望你将来成为大画家。除了你，她可从来没夸过自己的学生。她常给在北京的侄儿写信，问及你的情况。”
第一次去访缪素筠师，就是康光带我去的，现已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与缪师作画，多么令我沉醉，幼小的心灵充满抱负，生活特别富有诱惑力。可我不想告诉表哥我正在想什么。
“我觉得画画对中国的困难一点用没有，它只是和平时期的职业。”
“我不同意。”表哥说，“我认为每个人都该充分发挥天赋才能，画画也并非没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美的事物表现出来。它对我们以及社会改革家都是有帮助的。我要是你，就不放弃画画。当然，除了画画，还可以学别的，例如文学，你不是也很喜欢，努力吧。”
“孩子，表哥说的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妈说，“一跟生人说话脸就红，哪当得了什么社会改革家和教员。”
“你的那些姐妹们上的什么学校？”
“九姐去年跟三妈去了上海，上了个特别时髦的学校。那个学校还教英语、法语，每年都培养出一大批时髦小姐，能歌善舞，有的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这种学校是专为时髦女孩开的。”表哥说。“重复你的话，对国家一点用没有，对九妹也没好处。”他转向妈说：“我看让梅表妹去学医，她将来准是个好医生。”
康光的判断十年之后得到证实。九姐成了交际花，与丈夫、孩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梅姐成了著名医生，同一位知名科学家结婚。我真为她骄傲。
康贤回北京前，又来看我们。那是个下雪的星期天，除了爸，我们都在家。花园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硕大的假山石看去好似北极的一个小岛。家里的两条蒙古黑犬那天可着劲儿地撒欢，在花园里串上跳下，雪地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狗爪印。我爱看狗在一起戏闹，更爱看它们厮咬。客厅里飘散着梅花、水仙和菊花的香气。猫咪躺在俄式大火炉旁，沉沉地打着鼾。妈正在竹绷子上绣着花，绣针穿过绷子的声音正好与猫的鼾声合拍。这种静谧的和谐，常使我想起北京。
突然，我们听到火车驶过。我们家离车站只有二里地。妈放下绷子，叹了口气，“我就是受不了这汽笛声。”
“那干嘛不回北京？”康贤从屏风后面转出来说。他先进了爸的书房，爸不在。“她们该在北京上学，你和姑父也都没必要住这儿，尤其是姑父，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能受得了？他们现在正想拉他入伙，对他没好处。我劝劝他，跟你们一起回北京。”
“就怕小六从南方回来不让他走，她儿子跟这儿上学。”妈说。
“我看姑父对那孩子根本不上心，不爱搭理他。那孩子太笨，考试两次不及格了。让他们娘俩待在天津，甭管他们。”
听康贤这么说，我特别高兴。但看的出，他对爸感到惋惜。
爸回来以后，康贤跟他谈了好长时间，爸听得很专心，并说来年(1929年)回北京。他让康贤在我们回去前跟北京找一处小点的房宅。
我和梅姐听到爸的决定高兴坏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俩跑到花园，跟那两条大狗可着假山石上下追着玩。花园里装上了电灯，照得通明。小树、山石、花坛和西式台阶、阳台上，披着一层白雪，银装素裹，晶莹皎洁，真是迷人。我以前竟从未注意过。
“住在北京，能去西山看雪景了。”我说。
“下雪天，我们去长城吧。”梅姐说。
“看那无垠的山峦披着白雪，天放晴了，还能看到野鹿奔逐跳跃。白鹤、金鹰从紫禁城飞到郊外。”
“春天来时，御花园里有美丽的孔雀伴行漫步。”
“怎么会呢？”我问。
“你不知道御花园已经开放了？”
我在脑子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地毯，上面有辉煌的宫殿，富丽的园林，到处是鲜花、孔雀、白鹤、金鹰。金鱼在荷塘戏水，牡丹花色彩艳丽，雍容华贵，芳香怡人。在戏院、茶馆、寺庙和各种市集，都能见到一张张亲切和蔼的笑脸。环绕京城北部的西山、长城，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是春天的画卷。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