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原罪”与生俱来
李：民营企业“原罪”说主要是指企业初创时期利用了部分社会或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在我国有些民营企业家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又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因非法经营而入狱或出事。很多人指责民营企业带有“原罪”。甚至连那些在社会上受尊敬的著名企业家也承认有“原罪”。柳传志说过联想集团早年曾经赖过账，走过私；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承认自己赚过昧心钱；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坦言，自己对普通工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那么，万通集团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获得的呢？是否也带有某些“原罪”的成分呢？
冯：万通集团1991年在海南岛成立，当时的全称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所谓的“农业开发”不过是房地产开发的一个代名词。万通的第一桶金是否带有“原罪”的成分，还真是不好说。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拿捏得不准，如果讲得不适当，通过媒体可能会放大我们的错误；如果讲一些创业中折射出来的理性思考，又会留下一些仿佛是思想性的误导。万通是在海南岛的房地产热中刨出“第一桶金”的，然后带着资金到北京来搞房地产开发，第一个开发项目万通新世界商城，奠定了企业发展的基础。
李：你与张维迎曾经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张维迎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对中国房地产界有段精彩评论。张维迎有个从海外回来的朋友，问他应不应该买房子？张维迎说，不应该。因为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的骗子，还有10%是好的，但是，却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你对中国的房地产界有什么看法？
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要讲一个相反的故事，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1993年，海南岛泡沫经济太热，当时房地产市场十分混乱，但是，我们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已经卖出去了，收回了5500万元钱。然而，在清理三角债时，这个卖掉的项目出了些问题，对方采用江湖手段，在一个夜总会的包厢里，逼着我们推翻了原来的合同，让我们退钱。那时我们刚下海不久，没有经验，只好签了字，并按照24%的利率还了利息。这个项目，使企业的债务达到近一亿元，但是，我们一分钱的账也没有赖，全部还清了。一年之后，那几个人因非法经营被抓了起来，供出了把我们的退款私分的情况。于是，我们找到海南省政府，但钱始终没要回来，虽然我们里里外外搭进了一亿元，但却没有因此而拖欠银行的贷款。
李：其实，“原罪”不仅仅是民营企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有。如有些国有上市公司为了在股市上圈钱，都编造了部分虚假信息，从而欺骗了股民，这显然违反了证券法规。
2004年初，河北省出台了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司法机关将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原则上不再追究民营企业的“原罪”。虽然这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文件，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政府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宽松政策环境的一个信号。
冯：政府与企业之间应该是君子之交，按规矩办事，民营企业也应该怀有一种“阳光心态”过日子。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积累原始财富的初级阶段，寄希望于凭借非商业手段牟取暴利，做过一些非法经营的事情。可以这样说，有些民营企业家的心态有点“小偷心态”。
高效率的企业模式应该是市场与道德的结合体，因为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由于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就有人受骗上当。解决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将交易对方欺骗交易的信息公之于众，让社会引以为戒；二是借助法律的强制规范力，剔除任何不当交易行为。相反，道德则可以使人明白“赚钱不是惟一目的”的道理，诚信是经商超越金钱之上的基本行为准则，诚信可以有效地摒弃交易中的欺骗行为，使交易获得应有的安全与秩序。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原罪”是与生俱来的，即企业创立伊始就存在着“原罪”的根源。西方国家投资成立企业的前提往往是拥有资金，即办企业“是有钱人的事”，资本家才能实施投资。中国民营企业家通常是由于缺钱才经商，于是，投资的资金来源只能求助于借贷，这本身就成为一个悖论。企业借贷一分钱，其财务报表的负债率即为百分之百，负债结构即标志着“原罪”，并直接导致企业经营中的一系列问题。
民营企业经营者有追求暴利的倾向。经营者通常会把个人偶然的成功当做一种必然的逻辑，甚至认为赚钱是个人的能力所致。企业经营者极少有怀疑自己经营能力的，只是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去牟取暴利。
企业的内部体制也有问题。股东普遍缺乏资金投入，“排座次”就会引发“没出钱凭什么当董事长”的质问，缺乏企业组织结构只能是“江湖组织”，结果必然是“拥兵自重”，凭借个人资源分割控制企业，进而导致加速扩张，而对企业的债务问题却鲜有问津。利润分配关联着企业内部的权力与股份划分，股东均非资金实际投入者，股份的划分通常变动无期，争斗就成为永恒主题，直至走上石达开式的“出走单干”的老路。民营企业多是非契约化组织，其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退出机制，退出就意味着“背叛”，背叛是道德尺度和情感标准，并非价值判断。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的不稳定性。
资本金不足和高负债。民营企业无一例外地奉行“多元化”发展战略，比如全方位涉足房地产、证券回购、零售业、保健品等行业。谋求暴利导致债务上扬，往往又求助于更大的暴利，甚至引发欺骗等非法经营事件，于是，企业为了“赎罪”，往往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
民营企业生存需要有健康基因
李：你是经济学学士、法律学博士，做过国家干部，当过老师，还出版过学术专著，从一个学者变成了拥有几十亿元资产的集团老总。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对做企业有什么感想？
冯：万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13年了，它是一个时代民营企业的缩影。我的感想是，做企业真是不容易。多年来经历了许多风雨坎坷，企业总算生存下来，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我十分欣慰的。
世上95%的人是在讨生活过日子，只有5%的人是在创造生活，挑战日子，而95%的人无非是5%的人的看客；世界上的公司也是如此，95%的公司只是活着，只有5%的杰出公司在挑战现状，创造未来。万通也在5%以外，我们正在努力跻身于5%的公司行列。
李：你在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上既有研究又有实践，有些企业家更像学者而不像企业家，那么，万通是怎么解决自身企业“原罪”问题的呢？
冯：我想，万通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有企业的健康基因。当时我们在海南岛，资金和关系都不如其他公司多，就是因为企业有承受委屈、对社会负责、诚实经营的健康基因，万通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我在万通立下了一系列规矩，如正派执著，责任感强，追求理想，倡导牺牲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等，这些企业文化都增加了企业的健康基因。
每年的9月13日是我们企业“法定”的“反省日”。1996年，万通集团对企业发展愈发感到困惑，诸如公司治理结构、产业多元化、高负债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自企业创立伊始就已存在。1997年以后，万通开始尝试对“原罪”进行根治，例如逐步缩小企业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将资产规模由50亿元缩小至18亿元。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战胜自己的虚荣心，以“常识”而非“常情”作为评判标准，清醒认识企业的状况以及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位置，认真解决企业的资产负债问题，使企业处于正常的规模。
第二，改造企业治理结构，把“水浒模式”的企业组织，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民营企业应当改造江湖与家族式的企业管理模式，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实事求是地用现代企业管理常识来战胜初创时期的传奇色彩。
第三，民营企业应抓住时机，借助外部力量来发展完善自己，比如并购和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人才等。
第四，企业的“原罪”并非是中国特有的，像东南亚一些国家曾实行过“一刀切”的政策，即划定一个基准年，此前非规范行为不予追究，此后的行为严格按规定办事，国内学者称之为“变相赎买”。对企业“原罪”问题，在法律上应该作出一种类似《会计法》那样的制度安排，比如规定，10年以上的财务档案可以直接毁掉。这些企业档案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后来进行了弥补与纠正，合法地销毁，不予追究是法律允许的。
民营企业如何持续健康发展
李：2004年两会修改宪法，提出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这将使民营企业的财产保护有了法律依据。有消息说，目前国内逃往境外的资金已达3万亿元以上，今后，民营企业大量资金的去留，关键是看企业家对私有财产保护有没有信心。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呢？
冯：我认为，这是两方面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保证固然重要，但是，民营企业自身也应该有规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准，那就是，民营企业要从那种“江湖大哥”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变。
民营企业必须以市场标准取代原有的政府标准和老板标准。中介机构诸如会计师、律师、咨询顾问等的标准，以及投资者、股东的最大利益，均归属于公开的市场标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是更重要的市场标准。民营企业惟有坚持用公开的标准来规范，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必须洞悉商业规则，遵循商业伦理。西方500多年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一整套商业准则和价值体系。美国“亚富”沃伦·巴菲特6岁就开始炒股票，深受市场文化传统的熏陶。相比之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商业训练多为“草莽江湖”，只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受到一些基本的商业熏陶，开始接受MBA训练以及“海归”的帮助。因此，加强企业商业训练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应当吸纳高素质的员工，建立公司内部公共的商业伦理，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
要洞悉财富创造规律。人类财富的增长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通过直接劳动获得的报酬、利润，边际投入最后带来边际产出，这是财富的基本前提；第二部分是国民财富的宏观增长带来的货币增值；第三部分是世界经济总量和财富的宏观增长，如海外上市，按照世界未来10年、20年的盈利预期折现，直接积累了财富。
要塑造战略管理者。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是“市场政治家”，他们往往热衷于与银行、政府搞关系，习惯于机会主义的决策方式，用固定成本换取不确定利益，而忽视成本核算。比如有人开车违章罚款50元，他不是自觉交罚款，以后不再重犯，而是在“有关系”的前提下，免交罚款而请警察吃一顿150元的饭。于是，他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满足，自己不再遵守规则，朋友违章也能“摆平”。这样，原本确定的成本和收益被“关系”打破了，企业实际上不得不支付额外成本。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必须改变机会、关系、政府导向，应更多地研究市场和公司战略。
还有，前瞻性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决策者通常有三种思维模式：第一，按照过去安排今天，这属于经验主义；第二，以现在安排现在，参考别人的先行做法；第三，站在未来安排今天，即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民营企业要认真研究行业经济规律，立足市场经济根本的原则和常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把握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从容安排企业现阶段的战略管理。
企业家是以利润为导向、为核心的经济人，其他事情则属于公共产品和政治的范畴。然而，企业家也是普通公民，也要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依法纳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与公平，积极投身环保，支持社区工作，关注社会弱小群体，扶危济困，支持社会教育，维护人类和平和正义等。
目前，中国还没有为财富所有者提供一个财富消费的良好机制，没有相关的社会基金组织。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必须重视社会公平，秉持财富积累过程中的道德操守；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应认识到拥有财富并非拥有罪恶，财富本身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幸福。
房地产业品牌的特殊性
李：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是企业，盖出来的房子也是一种产品，我想，也应该有品牌意识。我听说你认为房地产没有品牌，这是为什么呢？
冯：不对，我说不迷信品牌，并不是说房地产不需要品牌。因为房地产业既无百年老店，又无跨国公司。横向看，它是本土化生意；纵向看，它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开发项目与所在地的政策、法规、规划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气候、民俗、宗教、文化等存在差异，房地产业很难形成像可口可乐一样的“标准产品”向全世界推销。
房地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密切。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商场、写字楼、住宅等需求高速增长；进入信息社会后，大型写字楼、商场、厂房等市场出现饱和，需求锐减，只剩下住宅永远有市场。房地产业消费周期长、需求阶段化等特点决定了这个产业没有百年老店。
政策环境、市场变化是企业无法控制的，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房地产企业必须形成并依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学会运用十八般武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房地产开发商有三种核心竞争力。一是发掘和吸附客户的能力。必须主动研究现有的客户群和发掘未来的客户群；二是创造生活方式的能力。盖房子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过去的筒子楼有筒子楼的生活方式，现在的豪宅有豪宅的生活方式。只有以人为本，研究社会的进步、年龄职业化的分类、消费者的偏好等，才可能具备创造生活方式的能力；三是管理人才资源、技术资源、财务资源的统筹能力。
李：在市场上，消费者面对很多商品往往无法作出放心的选择，品牌的出现有助于消费者解决识别困难的问题。品牌是企业向客户作出的某种承诺，假若你的房子质量不好，外观形象不好，或是服务不周道，客户还怎么再相信你呢？
冯：我不迷信品牌，但我们需要品牌。住宅与一般商品不同，品牌有时并不能起到你说的那个作用。在同一个市场里，因为房地产公司太多，竞争激烈，导致好房子并不是品牌在起作用，而是企业的实力在起作用。人们往往能记住项目公司的名称，但无法具体说出一个统一的住宅品牌。
我们之所以要塑造“新新家园”这个住宅品牌，是我们的一个竞争策略，最终能不能赢得市场，关键在于做好差别化服务，而不是迷信品牌，不能依赖品牌解决所有问题。
李：你说过住宅“最好的永远是短缺的”。目前，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都不短缺，但是许多品牌产品还是很畅销。你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冯：住宅的短缺意味着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追求最好的品质与服务，房子才会有人买，企业才会生存下去。
追求品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加压的过程，因为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危机感，这是一个长期考验的过程，也许花上5～10年的时间，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企业品牌。承诺了就会面临不兑现所带来的麻烦和危险，所以，我们只能勇往直前，不能停止。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做到利与义的统一。我欣赏李嘉诚的一句话：“如果10%的利润是合理的，11%的利润是可以的，那我只拿9%。”
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民营企业家
李：2004年初，北京市政府发布了4号令，从2004年起，所有经营性项目的土地全部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在土地市场上公开交易。你认为这对北京的房地产业有什么影响？
冯：土地的公开出让消灭了超额的利润。房地产业有过“一平方米土地成本只有几百元，而房价却卖到一万元”的现象。4号令不仅杜绝了企业取得土地的寻租行为，消灭了灰色地带，更会由此改变房地产企业重视“关系”而不重视研究产品和公司治理的行为。类似政策的出台可能会波及中小房地产商，对大的房地产企业反而是一个有利因素。我相信不超过三五年，好企业和差企业的距离就会拉开。
4号令的出台，必然会放缓土地供应速度，随着供给量的减少，不排除会出现房价小幅上调的可能。据了解，2004年一些市场定位比较准确、供应量有限的高档项目的价格上涨了15%左右。
但是，这项政策的制定也应充分考虑其负面效果。我国台湾曾一度采取土地拍卖制度，拍卖导致土地价格大幅上涨。水涨船高，商品房的价格也一路攀升，从而违背了政府抑制房价、保证中低收入人群购房的初衷。我想，2004年高档房会略涨，中档房会有波动。
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与他的兴趣爱好有关。我看到你的办公室里有许多线装书，你最喜欢读什么书呢？还有，你是学经济学和法学的，那么，你现在盖房子，对经济学和法学还有兴趣吗？
冯：可以说，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当企业家，因为我不善理财。我喜欢读中国古代的哲学书，比较信奉老庄哲学。我觉得老子的《道德经》是一本很耐人寻味的书。你要问我最喜欢读什么书，我还是想读自己的《冯氏政论文集》，但是还没有出版，预计在2011年将爬上书架。
我喜欢中国民居建筑，特别是北京和丽江这两座城市的民居，都比较有特色，有着一种中国古典建筑韵味的美。我目前的专业兴趣就是盖房子，这可以说是聪明人的投资，我想通过盖房子，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民营企业家。
李：我听说你对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你能谈谈吗？
冯：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企业家的价值观。企业家的心理素质、毅力和价值观如何，就决定了这个企业竞争力的强弱。
中国企业家从20年前进行创业，企业能活到现在的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大部分人对财富的看法非常接近，心离钱很远，却离事业很近。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价值观。
使命感是什么呢？彼得·杜拉克讲，就是很好的责任心。我欣赏阿拉法特，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儿子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你这是侮辱我。在这民族危难之际，你应该问巴勒斯坦怎么样？”企业家也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
李：你认为，在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中，有没有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呢？
冯：王石的万科做得比较好。万科从资本结构、公司战略、治理结构、管理团队到产品生产、公司文化、品牌价值，都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业比较有竞争力的企业。2003年，万科交付了117万平方米的房子，营业额50亿元。万科的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李：人家都说同行是冤家，你却没有这种世俗观念，还挺谦虚地要向同行学习，看来，万通还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