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中庸，说话要中庸，这是一种做人的艺术。
含糊说话是运用不确定的或不精确的语言进行交际的妙法。在公关语言中运用适当的含糊，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交际需要语言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言的模糊性，我们的语言就会变得非常贫乏，它的交际和表达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其结果就摧毁了语言的目的，人们的交际就很难进行，因为我们用以交流的工具——语言遭到了损害。
例如，某经理在给员工作报告时说：“我们企业内绝大多数的青年是好学、要求上进的。”这里的“绝大多数”是一个尽量接近被反映对象的模糊判断，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带来很大的模糊性。因此，用含糊语言“绝大多数”比用精确的数学形式的适应性强。即使在严肃的对外关系中，也需要含糊语言，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受欢迎的人”等等，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受欢迎，其具体内容，不受欢迎的程度，均是模糊的。
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是个自甘寂寞的人。居家耕读，闭门谢客，最怕被人宣传，尤其不愿在报刊、电视中扬名露面。他的《围城》再版以后，又拍成了电视，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不少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想约见采访他，均被钱老执意谢绝了。一天，一位英国女士好不容易打通了他家的电话，恳请让她登门拜见钱老，钱老一再婉言谢绝也没有效果，于是钱老就妙语惊人地对英国女士说：“假如你看了《围城》，像吃了一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洋女士终被说服了。
钱先生的回话，首句语义明确，后续两句“吃了一只鸡蛋觉得不错”和“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虽是借喻，但从语言效果上看，却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奇效：其一，是属于语义宽泛、富有弹性的模糊语言，给听话人以寻思悟理的伸缩余地；其二，与外宾女士交际中，不宜直接明拒，采用宽泛含蓄的语言，尤显得有礼有节；其三，更反映了钱先生超脱盛誉之累、自比“母鸡”的这种谦逊淳朴的人格之美。一言既出，不仅无懈可击，且又引人领悟话语中的深意，格外令人敬仰。
还要注意的是，在许多交际场合中，成功的狡辩所产生的幽默效果也非常好。用适当的含糊，可以使你在表面上显得又痴又傻，可实际的机智又非常人能比，分明是大智若愚。
比如一次，乾隆皇帝突然问刘墉：“京城共有多少人？”刘墉猝不及防，却非常冷静地回了一句：“只有两人。”乾隆问：“此话何意？”刘墉答曰：“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两种，不是只有两人？”皇帝又问：“今年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几人去世？”刘墉回答：“只有一人出生，却有十二人去世。”乾隆问：“此话怎讲？”刘墉妙答曰：“今年出生的人再多，也都是一个属相，岂不是只出世一人？今年去世的人则十二种属相皆有，岂不是死去十二人？”乾隆听了大笑，深以为然。
确实，刘墉的回答极妙，皇上发问，不回答显然不妥，答吧，心中无数又不能乱侃，这才急中生智，转眼间以含糊的回避转移法趣对皇上。
其实，含糊的说话方式不仅可以帮你解围，同时还是一个人中庸为人、大智若愚的表现。能够将这种说话方式运用灵活，也将成为你一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