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历史的发展正处于转折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转折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处于新的发展时期。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于不断提高觉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因此，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国内外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的任务。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是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这个探索从十月革命胜利就开始了。列宁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关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统一、提高党员质量、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监督，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反对官僚主义、防止政权蜕化，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等方面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外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共产党执政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以及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关系”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也，曾产生过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如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有一党存在、共产党的指示就是国家法律的观点，共产党是靠清洗自已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片面结论，通过不断加强国家机器达到国家消亡的理论，都曾经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再如，毛泽东同志在晚年，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在中国的“文革”中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中心，并把“文革”的“基本经验”作为“普遍规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全国性，全党性的大总结，大反思。我们以巨大的历史性代价换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其代表性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积累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有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惨痛教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又大大深化了。这集中地反映在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及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下面我们探讨在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影响到共产党自身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若干执政规律。
一、诚心诚意为广大人民大众谋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
这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是老生常谈，对党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根本原因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事实。有人说苏东剧变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背叛”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但是如果广大人民坚定支持共产党执政，领导人的“背叛”、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可能实现吗？根本问题还是执政的共产党长期脱离了群众。
真心实意地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解放为己任的党为什么走到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步？
第一，背离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把一些激进的、“左”的措施，把少数人自认为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措施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群众；对不同意见者、抵制者则当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不硬伤。这就不仅仅是脱离了群众，而是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了。
第二，共产党执政之后，权力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甚至滥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了，人家怕你了，言不由衷了。在“左”的政策盛行的地方和时期，那些不为群众欢迎的政策措施在报刊杂志上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这是为什么？因为群众中的不同声音不敢发表、不能发表。“群众代表”一般也是由某些领导根据自已的好恶和需要來圏定的。
第三，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的不健全和薄弱，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限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甚至形成谋取特权和私利、高居老百姓头上的宫僚特权阶层。本应是社会的公仆却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了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官民矛盾”。当执政者无力解决或用错误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或矛盾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时，就会出现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來颠覆性危险的社会动乱。
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关系党的政权的全局，关系国家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全局。苏东国家执政党由于脱离群众而导致丧权亡党的教训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们党在苏东剧变正在发生时，就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足见对苏东剧变根源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小平同志说得十分精辟。他说我们党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这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真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确实有着显著的变化。这是我们20多年来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把认识变成实践，从政治体制和工作机制上保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贯彻，绝非一朝一夕、一劳永逸的事。但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真正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成功执政。
二、摆正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党的先进性执政为民，首先就要回答什么是党的中心任务的问题。
人们或许会说，这难道也是问题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否则就根本谈不上有今天世人公认的伟大成就。搞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难道像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也不懂吗？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确实面临着被推翻的阶级企图复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局面，巩固政权的任务是迫切的。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政治对于经济建设也有其反作用。所以政治任务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也十分艰巨。
历史的教训、以往的偏差和错误不在于重视政治的作用，而在予夸大它的作用。一是政治被看成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被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二是把政治任务集中到巩固权力问题上，因而背离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观不正确的人，个别政治上怀有野心的人，别有用心地为这种错误观念和做法推波助澜，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伤害和冤枉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使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困境。这种政治局面严重地干扰和冲击着经济建设。
即使是明白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也不等于能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还需要有一系列其他条件。从苏联等国的情况看，这些条件是：
第一是要有好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长期批判市场经济，造成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和活力，高投入、高消费、低效益。
第二是经济建设必须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即导弹和面包、大炮和黄油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坏境以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传统的影响，苏联的国防开支、军工生产大大超出了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给苏联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民用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第三是要有正确的决策。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曾因经济决策的失误而对经济建设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错误和后果的内在逻辑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不顾国情地制定赶超战略和高指标；自上而下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则以浮夸和弄虚作假来响应。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带来灾难。这在中国、苏联都发生过。问题就出在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机制。
第四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执政党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保持其先进性，为此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苏联由于体制的原因，由于长期缺乏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导致了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其国力衰落从而导致剧变的一个原因。
正是由于我们党吸取苏联和我国过去的经验教训，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了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使我国20多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斗争，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他认定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等于苏维埃政权加西方文明成果。
但在很长时间里，执政的共产党只看到两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前者又是后者的”后继者”。认为凡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文化。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拋弃。苏联长期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和批判导致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缺乏监督，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权，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腐败现象，使执政的共产党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之下，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进逼的和平攻势缺乏警惕，妥协退让，这是他丧权亡党的一大原因。
我们党在新时期不断吸取两方面的教训，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力优秀文明成果不动摇，又对西文有的国家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坏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掌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是新时期关系共产党执政成败的最重要的领导艺术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他随意性大，又反复多变，没有成功。20世纪60年代中期柯西金主持的改革曾使苏联出现可喜的稳定发展的局面。后來，随着勃列日涅夫年老体衰，保守僵化，连“改革”二字都不用，苏联开始衰退，在表面上的稳定之下危机重重。而戈尔巴乔夫放弃原则，不讲限度，否认渐进式的改良，使改革的方法步骤失度、失当，社会政治全面失控，苏联改革终因失去稳定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走向失败。
苏联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旧体制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才能有真正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利用权力掩盖和捂住矛盾，社会就会停滞，稳定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和脆弱的，其结果可能招致更大的不稳定、甚至酿成动乱。相对的稳定是改革顺利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法实现；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进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础，也是目标。离开发展，稳定就没有了基础，改革就可能因社会混乱和经济滑坡而陷入泥潭，所以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密不可分，不能顾此失彼。
我认为，近20年来我们党最成功的领导经验之一，中国改革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的最重要体现，就在于正确地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我们现在又面临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和新的更艰巨的任务。可以断定，只要我们十分谨慎地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就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才能保持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执政党的成败，首先在于党自身的肌体健康，具有生机和活力。党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觉的执政能力、水平。党的肌体健康要靠制度建设，特别是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即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而重点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
苏东国家丧权亡党，关键的因素还是党的建设没搞好，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民主不足，甚至遭到破坏和践踏。这表现在：党内权力体系的倒置（用党章的规定作为标准來看）；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和家长制现象；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形成实际上的广泛的委任制；党内监督十分薄弱，特别是最高权力缺乏监督；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保护等等。
民主的不足和遭到破坏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党内表面上的一致掩盖着越來越深刻的思想政治分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貌合神离，会上会下言行不一，党的组织实际上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形式上的集中统一经不起政治风浪的冲击。东欧一些执政党在剧变中的分裂溃散、波兰统一工人党大批党员加入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吋苏共党员惊人的无动于衷，都是这些党长期缺乏民主，从而导致思想混乱、政治分歧、组织涣散的结果。党的战斗力、凝聚的丧失成为苏东剧变的根本性因素。
我们党改革开放20年来执政成就的取得，正是我党加强党的建设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也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紧紧围绕着觉的中心任务，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使执政党永葆青春，从而保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这面旗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这也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规律。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
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这本来是共产党的一大优势，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就非失败不可。苏共的失败也在于长期搞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半个多世纪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实际”是苏联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对立时有发生，他们却高枕无忧地大唱“民族问题永远解决了”的高调。长期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的不承认，都是其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者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来回答和对待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样当然不能不失败。长期搞教条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共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面前溃不成军、丟失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根源。
我们党也犯过指导思想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觉能够依靠自已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决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气氛。搞个人专权、一言堂，搞文化专制，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教育者听不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灌输”就是一切，这是对理论教育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表现。第三，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十分必要。只有培养一支把党性和科学性结合起來，不唯上、不难书，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迸，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原载《前线》，2002年第5期；中宣部《学习活页文选》2002年第15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8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