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半年，江泽民同言、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发表了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论断。接着，他又在中央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关于上述论断的意义，《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是深人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
江泽民同志在这些讲话中，还一再提出，希望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以便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作出正确回答。这就为我们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的议题和视角，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理论环境。
最近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说新话”。这是很对的。前半句说的是要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笔者认为，这里的“基本原理”也应该是指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其为正确的论断。后半句说的“新话”自然不应该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套话，而应该是从总结历史到当前的实践经验得来的实事求是的新鲜观点。
有一篇文章提到，“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始終都是坚持和实现‘三个代表’的。”文章的作者则认为，“事实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有过坚持‘三个代表’的时期；也有过不同程度地违背‘三个代表’的情况。”文章作者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文中提到的那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贯正确”论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老话、套话，而不是实话、新话；可喜的是，我们党现在从上到不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听这种老话、套话，而喜欢“实话实说”了。因为我党过去已被“一贯正确”论害得好苦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好，有“代表”得好和很好的时候，也有“代表”得不够好、甚至很不好的时候。这里的“好”和“不好”，虽说不是半斤八两；但也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但问题不少。或者说，有很好的经验，也有很惨痛的教训。这些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不痛不痒的表面文章是于事无补的。
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苏东国家和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中很多问题由于我国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基本上的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似乎已成为历史，但仍有现实意义。中国近20年的实践说明，对于过去的错误和失误，越是敢于正视，越是认识得深刻，对后來的实践就越是有好处。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说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的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实质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其中心是摆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里包括6个方面。
1、不失时机夺取政权，改造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觉就必须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这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耍的政冶前提；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十月革命时，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他们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列宁回答说，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文化前提。列宁是对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就谈不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就无法发展，俄国社会就无法前进。比如说，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政党就无意或无能力解决经济发展中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
在中国，当年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形成的两股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究竟谁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简直就是摧枯拉朽？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腐败不堪》成为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政治代表，不打破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发展。
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夺取政权”，而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把它看成是个别人的意志、策略、计谋的结果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取得政权代表了当时广大工农大众的愿望、要求和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这样，才有像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新中国建立后头7年社会生产力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问题出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实行生产关系的变更。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错误是太快太急，超前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苏联的全盘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经过全盘集体化的大潮之后，1933年马、牛、猪总数比1929年分别下降50%，43.2%、65.5%、41.6%。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粮食年总产量还赶不上沙皇时代的1913年。
2、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方面來。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思想：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西方国家。这里自然包含着利用政治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之意，但其工作重心是经济也是显然的。
革命胜利后的政治任务、专政的职能依然存在，因为国内外还有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使是解决好经济任务本身也需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保证。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如果脱离经济任务去搞政治、搞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图依靠政权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搞出“贫穷的社会主义”，不受百姓欢迎的社会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民主受到损害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当我们想到安徽凤阳18户农民为了求生存，决定分田到户，需要“开黑会”、摁手印、准备坐牢和被开除党籍时，我们实在没有勇气说此时此地我们党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凤阳农民此举，实厲罕见，但它反映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广大农民求生存，求发展同阻碍，压制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至于成千上万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之下受到迫害和伤害的人，彼时彼地是根本谈不上自由和解放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状况得到根本的转变，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摆正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相适应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能否说，在政制改革问题上，应该做、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了吗？显然不能这么说。
3、及时改革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和发展三者的关系。
斯大林模式曾经起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由于忽视市场作用，不允许竞争，靠行政的手段、以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生产，分配上又趋于等均主义，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缺乏活力和内在动力；由于管理上责任制不健全、发展方式上采取高投入、拼资源，又以是否完成计划和总产值多少作为企业评价指标，造成高消耗、低效益。所以这种体制不改革就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革个时期来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來的。在经过10年内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中国掀起了改革高潮，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为什么农副产品一下子像泉水般涌向市场？就是因为废弃了严重祖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广大农民挣脱了掘住他们手脚的体制的绳索，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都动员出來了，于是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令入惊叹的人间奇迹。以后，党和政府又非常谨慎、极为精心地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的关系，才有了近20年來的伟大成就。
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是中国的改革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实践说明，只有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稳定，才能有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权力掩盖矛盾、捂住矛盾，稳定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脆弱的，其结果只能造成更大的不稳定，甚至酿成动乱。但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从谈起。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行和造成稳定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的基础0社会稳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改革如果导致经济停滞和滑坡就可能陷入泥潭。苏联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史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某些领域某个阶段收到一定成效，但他主观随意，毛毛躁躁，反复多变，又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框，终于没有成功。在60年代中期实际上是柯西金主持的改革使斯大林体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良，曾使苏联出现可喜的稳定发展的局面。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勃列日涅夫年老体衰、保守僵化、不思改革，苏联经济开始停滞衰退，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潜伏着重重危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瓦解首先是改革的方向、方针、指导思想的错误使然；其改革的方法步骤的失当失度导致全面失控也是重要原因。戈氏搞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讲的是“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他放弃原则、不讲限度，否认渐进、改良的意义，结果导致思想混乱，党政机构瘫痕，政治失控，经济滑坡，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大爆发而不可收拾。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支持，最后走向失败。
鉴于苏联的教训，笔者认为不能无条件地、笼统地讲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必须有正确的方针、方向和方法，必须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4、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目的，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斯大林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提出来的。这里涉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工与民用，即“导弹”与“面包”、“大炮”与“黄油”的关系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威胁之下，为了国家安全用相当一部分力量去搞军工、军事科研是无可厚的；苏联曾经给予各国革命以实际的支援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包装下，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争霸全球，搞国民经济准军事化，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造成军费负担过重，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造成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
如何掌握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度”，对于今日的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5、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有正确的决策。
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时期经济建设搞得不尽如人意，首要原因常常不在有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往往出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的错误和后果的内在逻辑是：由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便不顾国情地制定赶超战略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指标，便自上而下地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呢，只有以浮夸风、弄虛作假来呼应。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
在苏联，斯大林在1939年就宣布要过渡到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提出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而此前的1957年，苏中两党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就互相呼应地提出15年后苏中两国分别赶上和超过美国、英国中共中央提出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的判断之后，下边竞相表示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决心，有的县提出两年，有的县提出200天，还有的县则表示用不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出现了“大跃进”。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满天飞。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中国一国现象。现在谈起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少人会当成笑料，但过來人却轻松不起來。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些岁月留下的是悲凉和阴惨的景象。于是就怎么也“明智”、“冷静”、“超脱”不起來。列宁当年坚持在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其目的是要选择一条最少痛苦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在“左”的政策统治的那些年代、那些地方，老百姓确实吃了不少苦头。是的，搞社会主义总要缴些“学费”。总结历史的目的在于提醒今人和后人，不管什么决策，都要谨慎，少缴些“学费”。因为这些“学费”是“公款”，花“公款”更要精打细算。
以为再也不会有人去演出那种闹剧就未免过于乐观。问题在于体制。比如，现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正确决策必须是科学和民主的决策；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有赖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作风、干部路线和决策机制。
6、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是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当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因为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同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经历和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二是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改革开放以后又产生了一个富有者阶层；三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考验着执政的共产党。
这里只说第三种变化对执政党的考验。人类社会总是酿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阶层并非一成不变的。一个政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保持其先进性，就必须根据生产力的重大变化调整其依靠力量，战后西欧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相比其力量和影响不断萎缩和消退，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中国社会生产力现在还比西方落后，社会结构不一样，工业化任务还未完成，农业社会还是一个很大的尾巴，但新的产业和从事这些产业的阶层正在迅速成长。他们是一个有知识、有“资产”的阶层，是同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知识阶层鉴于中国这种国情，鉴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觉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全心全意依靠上述新的知识阶层。
但在这个问题上，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矛盾”。理论上，把上述新知识阶层划归“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有些削足适履，即把现阶段什会结构的实际塞到传统的“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概念里去。其实，它们不仅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甚至也不同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知识阶层。所以，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因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而使从事“夕阳”行业的千百万劳动者下岗，你不能不给以必要的社会保障；但你又不能不花几十倍、上百倍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去招聘从事高科技的专门人才！这是何等严峻的考验。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合理的“度”。只顾及公平，忘掉效率优先，国家就会落后；只考虑效率，不兼顾公平，就会天下大乱。
上述六个方面集中起来都存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某个时期经济没搞好’常常首先是政治上出了偏差。以往的错误不在于重视政治的作用，而是夸大政治的作用，否定了经济工作的基础和中心地位。但在我们今天十分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却需要注意不要忽视政治对经济的促进和阻滞作用。比如，推进以法制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是我国一项长期、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政治和法制建设还必须有思想文化建设来配合。有的学者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政治文化方向走出龙的阴影，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阴影，我们在下一个世纪，就难以阔步前进。”“钟山何处有龙蟠”？
三
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硬件”问题，那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软件”问题。“硬件”、“软件”，缺一不可。
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得先分析今天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斗争的态势今日的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但其相互关系主要的倾向是融合，是互相吸取，而斗争、冲突是融合过程中相伴相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种态势下，我国的文化建设发展战略可以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吸取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谈到五个关于文化的概念，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问题。下面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谈谈这“三个正确对待”。
1、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进一步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所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中国的今天，邓小平理论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邓小平理论，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它正确，因为——正如有的学者说的，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诞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止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正确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贏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拋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値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同时指出，只有在此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不要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
从苏东剧变的教训看’苏东执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什么？有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等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行改革新思维，导致苏东剧变。而这种右的倾向的产生则是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结果。这里斯大林负有主要责任。
但这里与其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如说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化”，然后使苏共和其他党把斯大林神化，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甚至把它当成棍棒和绳索，以实行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丧失故斗力，最后在汹涌澎湃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面前失去了思想理论阵地。
苏东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善于吸取和改造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当成是发展的理论，善于在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新的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已。这就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生的政治氛围。而为此就必须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化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如果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和组织制度的建设与思想理论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2、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在弘扬被“左”的政策破坏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加大力度。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民族传统文化包含进步性、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性的、落后性的、甚至是腐朽性的糟粕，需要分析、批判、改造、继承。
苏联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得有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包含着俄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探寻有别于西方的俄国独特的道路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正是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深刻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注意消除和克服沙皇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对外扩张主义以及民众中个人崇拜、皇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便成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弊端。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同俄国人有同有异。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居安思危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人本精神；“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和乐道精神；以及克已奉公、舍已利人的高尚品德，发扬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程度和高度。这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极“左”猖獗的岁月里，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讲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良莠不分地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和规范破坏殆尽。比如在片面、绝对化地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中，在“评法批儒”，批“克己复礼”中，在大讲斗争哲学，批“合二而一”和“阶级调和”中，以及批所谓“黑修养”中，仁（“爱人”、“兼爱”）、义（正义、情谊，“义者宜也”）、礼（“谓制度晶节也”，“齐之以礼”）、和（温和、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信（无欺、信用，“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尽力竭力，“竭尽而无余之辞也”，“为人谋而不忠乎？”）、恕（推已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扫荡和抛弃。与此同时就是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暴力崇拜、唯阶级论、斗争至上论、目的至上论大行其道，使社会表面有强大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实际上陷入无序无度失范失控之中，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已主义的泛滥，使得我们在新时期恢复和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时举步维艰。
国民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滑落，使人国社会元气大伤。这是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最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这些是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出现的。这就不仅糟踢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受到损伤和歪曲。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而只有文化的破坏和倒退。这是我们在讲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时要牢牢记取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仍须加大力度，这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不矛盾。如果离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基去构建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
3、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成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外国文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西方国家文化成果当然也包括其优秀的文化成果和腐朽的文化两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学习和吸收前者，抵制和拒绝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很清醒的。他把是否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当成社会主义能否实现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在对内搞文化专制主义的闻时，对西方文化则搞关门主义、排外主义，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否认二者除了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之外，还存在着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吸取的一面。其理论根据是日丹诺夫提出的，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o理论上全盘否定，实践中则对外国科学文化乱贴阶级标签，把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文化中新理论、新学说，如系统论、控制论以及生物学、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上也无一席之地。一个时期，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了。
这样，在“左”的文化观念中，凡西方的文化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于是否定和拒绝西方的文化成果就是理所当然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就是堵塞了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堵塞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经济制度方面突出的表现便是长期对市场经济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体制上一大表现是背弃权力制衡原则，搞个人专权，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清洗、大镇压，留下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伤的大量冤案。
在中国，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为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这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针，用了几个“一切"，自然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可惜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路子越走越“左”。在国内要横扫封、资、修，在国际上要打倒帝、修、反，根本谈不上去学习和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实际上，我们在某些方面比苏联人偏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更远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回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上来，这才有了我们经济和文化新的繁荣。当然，我们在抵制和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消极、腐败的东西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但解决这些问题却不能回到排外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路子上去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比如在政治文化方面，我们思想深处是否还存在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等当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视若祸水呢？我们当然必须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谨慎、渐进，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但不应该是被动应付、且战且退。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需要警惕、防范；但也必须看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外国的优秀文化也是一股“活水”，而不是“祸水”）。
四
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迸方向，其落脚点则是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的宗旨、本质特征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维护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社会基础广泛性的统一。
这实际上就是党群关系问题。
1、苏东国家执政党从急于求成到丧权亡党的内在逻辑。
从总结历史教训来看，首先就必须承认一个历史事实：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长期脱离了群众，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难道共产党的宗旨是假的？不是；难道从总体上看，能说共产党并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这么说。问题在哪里？
我们又得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工人阶级占少数的不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多数并不是自发倾向社会主义的。这是列宁再三证明了的。共产党掌权以后，许多激进的（“左”的）社会主义变革措施和政治运动，如苏联的全盘集体化、大清洗，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以权力为后盾强行实施的，其实质是少数人把自认为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群众的。（这是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都会承认的事实。）而持不同看法特别是不满者、抵制者，则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和敌对势力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造成社会牵涉面极广的一批又一批冤案。这就是真诚地宣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由于执行“左”的政策导致脱离群众，丧失政权的内在逻辑。
2、群众路线在什么地方被歪曲了？
掌权之后由于脱离群众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对于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原因何在？共产党在执政以前靠什么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那时党处于无权地位，靠的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完全是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来认可的。你不可能强迫老百姓接受你的主张，更不可能用枪杆子把群众驱赶到党的旗帜下。你离开群众一步就一事无成。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革命胜利了，权力在握了，有的人骄傲了，懒惰了，自以为一贯正确了，甚至滥用权力压制和扼杀不同意见，人家怕你了，开始由衷了。悲剧就从这里拉开序幕。
现在如果翻开“左”的政策大行其道的岁月里的那些报刊杂志，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为群众欢迎的政策在当时却一无例外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同声欢呼”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又涉及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在“左”的政策盛行的那些时期、那些地方，所谓的“群众代表”实际也是由某些领导根据自已的好恶来选择和圈定的。“群众代表”的产生原来也是委任制！不“兼听”何以“明”？！听不到群众的真正的呼声，何以代表群众的利益？在那种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之下，很容易在领导周围造就一些人，他们善于看风使舵，察言观色，投人所好，唱高调，说假话，以求升迁。误党误国者，此类人物矣！这种弊病，现在不少地方尚未得到根除。
由此可见，宣布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难，难在要有一个体制和机制来保证和实现这一点。
3、必须对“特权阶层”和干部腐败问题有足够的和清醒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者搞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其政治上的目标在于消除寄生和缠绕在社会机体上的宫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很快告诉入们，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没有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社会和国家管理的阶层。防止这个阶层谋取特权和私利，形成高居老百姓头上的官僚特权阶层，就必须有一套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师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削度和监督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基本的一个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
苏东国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委任制的普遍实行使选举制流于形式，监督制度和机制十分薄弱使得权力缺乏应有的约束和限制，于是产生了特权阶层和宫僚主义、腐败现象。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造成了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官民矛盾”。当执政党无力解决或用错误的方式解决这对矛盾，或矛盾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时，就可能出现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颠覆性危险的社会动乱。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的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本的保证。离开这个问题去谈防止“和平演变”，“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简直就是隔靴搔痒。我们党在“八九风波”刚刚过去，苏东正在发生剧变时，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觉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足见对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的裉源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经过“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我们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发展。有的文章说得好：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无疑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5我们的党群关系确实是同改革开放前有着显著的不同的。当然，把认识变成实践，变成有政治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保证需要有一个长过程。
近年来，“官民矛盾”在有的地方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为有些干部的腐败已经是令人不能容忍。所以反腐败斗争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广大人民群众很自然地会从反腐的决心、措施和成效来评价党是否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当前反腐倡廉成效可喜，但同人民群众的希望比仍存在相当的距离。反腐斗争的关键仍是各级领导的决心，最重要的措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有领导有步骤地依法进行，想过多地依靠自律、自省、自査是不解决问题的。
且不说反腐倡廉任务之艰巨，就说老生常谈的“群众路线”，落实起來是何等的不容易。在不少地方，那里的领导人实际上把其领导的地方当成自己的领地，处处摆出一副家长、主人的面孔，他们总是习惯于代替群众来审定、选定“党员代表”、“群众代表”。让他们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他们可以滔滔不绝，要他们如实认识自'己，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小学生和公仆的地位那就难了。没有体制的保证是不行的，而这个属于马克思主义ABC的问题却是同共产党的兴亡成败密切相关的。
由此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属任重而道远。
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1亭第5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