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2学时
教学目的
1.了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国家出路探索的社会背景。
2.通过学习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过程、意义和结果，认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资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正确认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
2.正确认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性。
教学过程
“导入”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思考，作出了探索，先后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方案。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词人张养浩（1270～1329）曾做《山坡羊·潼关怀古》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他对农民在历代王朝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受着严重封建剥削的农民阶级，在中国历史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封建社会中巨大的反抗力量。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农民阶级的地位也发生了极大变化，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他们率先担负起探索国家前途的重任，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1）封建压迫加重，阶级矛盾激化
鸦片战争前，社会矛盾加剧，最主要的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贫富分化悬殊。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143411559人，1851年（咸丰元年）为431894047人。而耕地和农业生产效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而大幅度递增。潜在的社会矛盾随着土地兼并更加激化。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赔款，并弥补财政亏空，加重了赋税征收。如江浙一带的漕赋，若征收本色（直接征收钱粮），正额一石，农民需纳米二石五六斗，甚至三四石；若征收折色（按米价折算为银两），一石稻米市价为2000文，折色竟高达8000文。此外还有“粮耗”、“火耗”等名目，随意加征。如此繁重的捐税，又往往是富者可以隐匿，贫者分厘必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2）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剧了社会矛盾
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使中国沿海地区的传统手工业者逐渐破产。鸦片的流入，使银贵钱贱现象更加严重。1850年曾国藩奏称：“东南产米大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相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迅速恶化。在水旱灾害的袭扰下，他们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被迫起而反抗。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内，全国许多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等抗争形式零星地爆发，1842～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2.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太平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聪敏勤奋。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在16岁时被迫辍学，在家中助父兄务农或到山野放牛。18岁时曾受聘为本村塾师。从此，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读中国古代典籍，参加科举考试。但结果是屡试不售。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失败后，绝意科场。他阅读了七年前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开始拜上帝。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百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部分视频
3.《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前期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后期发布了《资政新篇》。
（1）《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主要内容：第一，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第二，规定了农副业生产和分配办法。《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评价：第一，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
（2）《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
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做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并雄”，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评价：《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虽然洪秀全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但《资政新篇》并未在天朝内部引起广泛的响应，原因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超越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范围。《资政新篇》未能反映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自然不为多数太平军农民将士所接受。此外，险恶多变的战争环境也使它缺乏实行的客观条件。《资政新篇》并没有给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带来重大变化。
4.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是，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的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在蜕化，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暌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
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为重整纲纪，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1859年又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但是，这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将领们都“各顾自己，不顾大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大肆封王，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洪秀全本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另辟新根据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1.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给了侵略者以应得的教训。
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2.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其一，客观原因：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其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太平天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
其二，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例如，洪秀全所作的《天理道情书》说：“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洪恩，畀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拉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因此，天京事变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其三，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在太平天国后期，它被洪秀全迷信、强化，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1864年4、5月，太平军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的形势比以前更危急。天京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四面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此语如同梦呓，只能自欺欺人。
其四，内外政策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兼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再如，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明了世界大势，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但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有幻想，一方面仍持有“天朝上国”心态，不仅无法利用清廷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也无法阻止两者的联合，并不止一次受到侵略者的欺骗。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洋务”是由“夷务”二字转化而来。1858年《天津条约》51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事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此后，凡是与资本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一系列活动统称“洋务”。以“洋务”代替“夷务”，既是统治者“天朝上国”传统观念的动摇和破灭，又是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承认；既有统治者被迫接受的恼恨，又有统治者向前挪步的足迹。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及武备的活动。对应的称谓是“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和“同光中兴”。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是后人赋予的规定性称谓，只具共有的群体性特征。
二、洋务运动的兴办
1.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中外关系的新调整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作为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体现了清政府应付历史变局的一种抉择。
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克服了内部危机重新振作起来，北方捻军也在江淮地区日趋活跃，成为太平天国的有力盟军。农民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使清朝政权再度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北京条约》订立后，英法等国的侵略者既获得了新的权益，明确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奕等上《统计全局折》，提出了应付时局的根本战略思想。他们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因此，英俄诸国乃是“肢体”、“肘腋”之患，尚可妥协；但“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却是无可妥协的。奕等人将“今日之势”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他们主张联吴伐魏，即联合西方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故其设定的战略重点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清政府要联合英法诸国镇压太平天国，就是想借重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朝大吏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看得十分清楚。他们深信，没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在总结湘潭、岳州两个战役湘军取胜的原因时曾国藩认为“实赖洋炮之力”，并要求清廷“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
洋务运动时期正处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李鸿章对此有切实描述，他说：“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鏕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气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变局”使洋务派官僚产生了危机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像顽固派那样起因于太平天国，而是起因于对西方近代化的军事实力的忧惧心理，他们在“变局”中有了紧迫感。奕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从更大的历史场景看，洋务运动又是一部分开明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所做的某些积极回应。
2.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1809～1874）。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3.洋务事业
（1）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2）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3）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是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是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是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百年中国》洋务运动部分视频
三、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1.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首先，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亦即近代化的进程，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起到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其次，洋务运动时期，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最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开始变化，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风气的改变。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有所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2.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次的整体变迁过程。洋务运动仅在器物、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想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洋务派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慈禧太后支持洋务运动，但她本人又不是洋务派，当她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洋务派的威胁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打击洋务派。1865年以奕目无君上为由，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函中，就中日两国的自强做过简单对比，他说：中国“有贝之才，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迸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这一定程度上说出了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窘境。至于办洋务的经费，封建统治者可以随意支取，所以才有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的事情。
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最后，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劣。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初始轰轰烈烈，终是惨惨凄凄。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封建统治者一班人幻想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的前提下，仅仅学习西方的某些器物技能以求强求富，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
1.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
（1）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在甲午战前，它发展很缓慢。据统计，在战前20多年间，商办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包括采矿业）共53家，资本总额约为470万元。战后，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华设厂投资，而其他列强也援引最惠国条款，纷纷效尤。因此，清政府也就不能不允许民间设立工厂。这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新式工业逐渐摆脱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束缚，一些纯粹的商办工厂也得到发展。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从1895～1898年的4年间，新增加的商办企业，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62家，资本总额约为1247万元。
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仍然步履维艰。
首先，当时国货的税率远比洋货高。洋货输入中国时，交纳进口税5%，从通商口岸运到内地销售，只要再交纳2.5%的子口税后，就不必再交纳其他内地税。而国货必须“逢卡纳税，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到内地销售，应缴纳的税要比洋货多。销售价格低于土货，从而严重排挤了土货。
其次，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有些企业被外资企业吞并挤垮。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到1894年，大约有80多家，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甲午战争后，从1895～1900年，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其中有些是资本雄厚的轻工业工厂，集中在纺织、烟草和粮食加工业。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产品极有竞争力，沉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
再其次，帝国主义除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炭和铁资源，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也为帝国主义控制，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另外，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虽然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但并没有真正保证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却把它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说：华商办一企业，“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如此繁多的留难和勒索，当然阻碍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毕竟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它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社会政治力量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它不满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解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是，主要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因此它便选择了改良主义这一温和的政治变革范式。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它的政治代表。所谓政治代表是说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都不是实体阶级，他们几乎没有人投资近代企业，同工商界的联系也不多，就个人的身份来说，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多数是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或清朝的中下级官员，但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40～50年代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和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2）民族危机的加剧，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梁启超指出：“将为土崩，将为瓦解，将为豆剖，将为鱼烂，将为波兰，将为印度，将为安南，将为缅甸……神州民庶，从此陆沉”。“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来。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之谁氏之鬼”。康有为还警告光绪皇帝，如果不立即变法图强，亡国之祸就不可避免，“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3）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俄国、日本的激励作用
梁启超对甲午战争后中国政治力量的态度作过比较，指出洋务运动同顽固派一样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形象地比喻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
2.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维新的活动。主要有：
①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
②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③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
④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
⑤设学堂。主要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
⑥办报纸。影响较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3.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特别是舆论宣传活动，引起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恐慌和憎恨，他们竭力攻击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张之洞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劝学篇》，企图把变法运动纳入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于是双方展开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兴新学”三个问题展开，而核心是“要不要兴民权”。
第一，要不要变法。
顽固派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贫弱，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他们说：“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死抱着封建纲常名教不放。洋务派主张变法，但他们的变法只在一些枝节方面，而不在根本方面。他们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四书》中还批评了洋务派的改革，他说：“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他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作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4.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1）百日维新的内容
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其内容为：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
（2）戊戌政变
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力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百年中国》戊戌变法部分视频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清朝的统治就不能维持，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此外，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1）客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相比而言，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从经济基础上看，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有天然的抗拒力。从上层建筑看，封建阶级形成了一整套封建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从思想文化上看，制定了一整套以纲常名教和神权迷信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并用八股取士制度毒害知识分子。
（2）主观上看，维新派自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力图把孔子改造成变法的祖师，在学术上缺乏依据，也反映出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局限性。
第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但通常着重强调原因在于中国不能振作，他们以为只要中国振作，外国就不会轻视中国，就会同意修改不平等条约。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第三，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本身多数人也还兼有地主、官僚、士绅的身份，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害怕人民群众。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醒要注意防备陈胜、吴广以及太平军这类民众造反，充分反映了维新派对下层群众的态度。戊戌维新始终只是少数人进行的政治运动，不仅工农群众，就是城市的资产阶级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参加的人也非常少。当守旧派要向维新派进攻时，维新派就极其孤立，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引颈高呼，表现了他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但也反映了维新派的孤立与无奈。
第四，对改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变法运动中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阶级斗争，尽管维新派的建议和新政措施都比较温和，但它毕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必然会触动封建势力的既得利益，因此势必引起封建守旧派的誓死反抗。当时守旧派的力量又很强大，而维新派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只要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依靠皇帝“干纲独断”，学习日本变法，则“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似乎中国的富强，只在“一转移间”。其实，在封建传统如此深厚、封建势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变法维新不可能轻而易举实现，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甘心退让，把他们的“江山社稷”拱手让给那些“离经叛道”的维新志士，让他们放手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多数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只有康有为一人刚刚40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国情。正因此，他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事先对顽固派的反扑未作任何防范准备，到形势危急时又缺乏有效的应变措施，只在匆忙中想到一个袁世凯，幻想依靠他的武装力量保护新政，结果被袁所出卖，造成戊戌六君子被杀。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而且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这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是根本行不通的。戊戌维新的失败后，一部分人放弃了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本章小结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历史证明：农民虽然达到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其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洋务派官僚出于维护清政权的目的，仅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不肯改革封建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而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运动虽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历史证明这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基本概念
太平天国运动《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天京事变 洋务运动 洪秀全 洋务派
戊戌维新运动 康有为 梁启超 严复 戊戌政变《天演论》
复习思考题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起因。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
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4.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与指导思想。
5.洋务运动的意义、内容及失败原因。
6.维新派与守旧顽固派的论战内容。
7.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
8.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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