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逾弱冠之年昭帝的去世，霍光及群臣显然缺乏心理的准备。按照汉制，皇帝即位后不久其陵墓即开始修建。是时平陵虽然竣工，但是昭帝之死事先并无任何征兆，以致“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而“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企图趁国丧之机牟利。大司农田延年奏言：“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当为。请没入县官。”从中不难看出，昭帝之死较为突然，乃至昭帝梓宫奉安所需“诸下里物”一时间居然“未办”。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昭帝没有后嗣，嗣君之位空悬，早日拥立新君以定“刘氏”天下，当是朝廷的首要政务，权倾天下的大将军霍光，再次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
是时，武帝六子中，仅广陵王刘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张立广陵王。而霍光却另有一番考虑。广陵王为人颇具勇力，行为举止不循法度，不为武帝所喜，早在卫太子兵败自杀之后，武帝就没有考虑过立其为嗣的意图。何况霍光能够顺利辅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时广陵王刘胥正值壮年，如果一旦入主长安，霍光独揽大权的局面就会发生动摇，这当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现的情况。但是广陵王毕竟是武帝唯一尚存之子，继承帝位当在情理之中，这亦是群臣“咸持广陵王”，而霍光“内不自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立嗣之议不能决，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正当朝议不决之时，或是揣摩到霍光的心理，或是出于霍光的授意，一位郎官上书朝廷，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随即以承皇太后诏为由，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刘德等人迎立昌邑王刘贺。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氂之子，刘髆氂之母即是深得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天汉四年（前97年），刘髆氂被封为昌邑王。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与刘屈氂为刘髆氂谋太子位事败，刘屈髆氂以“大逆不道”罪腰斩，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后元元年（前88），刘髆氂去世，刘贺嗣为昌邑王。刘贺生年亦无载，然据山阳太守张敞于地节三年（前67）五月见刘贺时，曾目测其岁数为“二十六七岁”。如果张敞所云无误，元平元年（前79）时刘贺可能十八九岁。显然，较之广陵王刘胥相比，年轻的刘贺则更易于被霍光操控。
刘贺所以能以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当然是取决于大将军霍光一人之态度。是时霍光权势之炽，是有汉以来诸功臣无法比拟，不仅“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连号称百官之首的丞相，亦成为霍光手中的牵线木偶，除了秉承霍光旨意，在处理重大朝务之时循制领衔上奏之外，再无其他作为可言。时人所谓“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当是确评。对于霍光的权势，昌邑中尉王吉曾有深刻认识，在随同刘贺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诫刘贺曰：
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可是，刘贺对王吉的谏言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从山东封国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赴京师途中的表现看，刘贺轻佻的性格已显现出日后难免失败的征兆。史载：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是段记录翔实刻画出刘贺急迫之心态，完全没有代王刘恒入主长安时那种谋后而动、行而又止，“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的持重心态。至于“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以衣车载女子”、“嗌痛，不能哭”等行为，反映出其不循礼法之处，更为日后被罢废提供了充足的口实。
更为重要的，随刘贺赴长安即位的昌邑故臣人数众多，虽然具体数字史不见载，但仅被霍光诛杀的“二百余人”外，途中因昌邑郎中令龚遂进谏，刘贺命返回昌邑的“郎谒者”还有“五十余人”，可见随刘贺赴京的“昌邑故人”至少在二百五十人以上。刘贺率如此之多的昌邑故人入京，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特别是霍光的警觉。因此，昌邑郎中令龚遂援《诗》为谏，建议尽逐“昌邑故人”：
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
不仅昌邑臣有此类看法，朝廷属官太仆丞张敞亦有类似上书：
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
昌邑臣龚遂及朝臣张敞等极力谏阻刘贺应擢升“昌邑故人”，龚遂甚至激烈表示自己“当先逐”，而后再逐昌邑故人。但查诸史记，随刘贺至长安的昌邑臣虽然多达二百余人，可是，刘贺除了已故昌邑相安乐迁长乐卫尉外，张敞所谓“昌邑小辇先迁”云云，实际上基本都不能落实。
显然，刘贺以安乐为长乐卫尉，是想效法刘恒“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之事，企图将宫廷宿卫权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是时形势与汉初已经完全不同。汉初功臣集团与刘氏诸侯王联手诛灭诸吕后，迎立代王刘恒，完全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控制局势。因此，刘恒才有可能在入主未央宫后，将宫廷宿卫权立即控制手中。此外，刘恒非常清楚，要想真正地控制朝廷局势，必须迅速调整与刘氏王侯及诸大臣之间的关系。文帝元年十月至三月间，除十二月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外，其余举措均与安抚刘氏诸侯王与奖掖诛诸吕功臣相关，而后才相机“循从代来功臣”。这些举措对于稳定是时纷乱的政局相当重要，亦显示出刘恒老练的政治手段及持重的性格。
然而，昌邑王刘贺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则不然，虽然没有刘氏宗室威胁的存在，但霍光经营朝廷多年，亲信党羽遍布要津，朝中已无其他势力可与之抗衡。王吉所谓“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指大将军霍光），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显然是深悉朝廷政局底蕴之言；龚遂所谓“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则是劝谏刘贺效法刘恒故事，以奖掖当轴大臣，特别是霍氏子孙亲信为先，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显然，刘贺并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亦可能又急于求成，轻率地以昌邑相安乐为长乐卫尉事，这不仅不能损抑霍光权力，反而引起霍光的警觉，加速了废黜刘贺的过程。对此，廖伯源先生分析得十分准确：
长乐宫为太后所居，有太后时置长乐卫尉，无太后时不置卫。昭帝新崩，昭帝皇后于昌邑王即位后为皇太后，长乐宫乃置卫尉。长乐卫尉常掌长乐宫门卫屯兵，昌邑即以此新职位安置其亲信旧臣昌邑故相安乐。盖其他职务，尤其是宫廷宿卫武力之指挥官职务，皆为霍光之亲信占据，昌邑王即位，难调动旧职，此可透露霍光与昌邑王争权之消息。
事实也是如此，刘贺即位二十七日后，霍光突然发动政变，废黜刘贺。
不过，刘贺毕竟是霍光亲自选定皇位继承人，在短短的时日内又要将其废黜，不可避免地要在朝廷引起激烈的震荡。因此，霍光不得不谨慎行事，先与亲信大司农田延年商议，复“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在取得二人的支持后，复遣田延年报知丞相杨敞，演出了甚为精彩的一幕：
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
大司农田延年通过胁迫方式取得丞相杨敞的支持后，霍光于是名正言顺地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博士会议未央宫”，谋废刘贺。尽管霍光预先已经进行充分的准备，但是事发突然，还是引起群臣震惊，史载“群臣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然在田延年持剑威胁之下，群臣不得不表示“唯大将军令”。于是：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
随即，丞相张敞率领百官上奏，宣布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家制度”诸罪状，由是废黜了短命天子——刘贺。
刘贺被废黜并不是事变的终结，霍光再次以残酷手段显示出其“威震海内”的权势，随刘贺来京的昌邑群臣，除王吉等数人外，其余二百余人，皆以“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被悉数诛杀。临刑之时，昌邑群臣二百余人“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尽管这一切均是于事无补的后话，但证实了刘贺曾经试图与霍光争权的消息。
数年后，豫章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曾问已被贬为海昏侯的刘贺曰：“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刘贺颇为后悔地答曰：“然。失之。”其实，以当时形势衡之，在霍光尽控京师与宫廷宿卫力量的情况下，当时刘贺绝无据宫而守的实力，至于“斩大将军”云云，更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反而显示出刘贺即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尽管刘贺亦曾努力效法文帝故事，但除了促使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外，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其败亡当在意料之中了。
刘贺的败亡，对继立的宣帝无疑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登“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只能是宣帝的唯一抉择。宣帝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为其后翦除霍氏家族创造了条件。刘贺失之“东隅”，宣帝收之“桑榆”，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