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普通话是现代我国民族间用以沟通和交流的重要的语言形式，我国现代教育、媒体等都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普通话作为文化语言在公共交际中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修养。推广普及普通话不仅有利于增进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与往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自身素质和沟通交流。
一、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新中国成立前夕，老革命家、文字改革专家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提出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此信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三位著名学者审议，并征求范文澜、成仿吾等著名学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10月10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此后，上海、天津、杭州、厦门、扬州、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文字改革的研究机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字改革”是包括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在内的国家“语言计划”的整体。“语言计划”（languageplanning）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推行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从1949年年底起，东北地区的铁路部门就开始全面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广东省向来方言复杂，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了广东，新的人民政权必然要求推广普通话，1950年9月10日广东省文教委员会一致决定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长期地推行普通话。
1954年11月，作为国务院直属机关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仍是上述所说的三大任务——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要依据北京音系为标准音，这也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
1955年有两个会议在中国文字改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决议。当时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同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语言研究人员、语文教学人员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广播、新闻、出版、速记等方面的工作者共122人。会议通过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
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语文》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会议精神进行宣讲。这两个会议预示着全国性的推广普通话热潮即将开始。而随后到来的1956年则成为推广普通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
1956年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补充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就使普通话的标准更加全面、更加周密，从而使普通话的定义明确下来。这个《指示》可以说是新中国推广普通话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58年1月10日，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明确透彻的阐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兴起了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一是教育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从1956年2月至1960年7月连续9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训了学员1666人。二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教育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团中央于1958年7月、1959年8月、1960年8月、1964年8月在北京、上海、青岛、西安联合举办了4次大型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以教学和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展示了学校、部队、商业、铁路等行业的推广普通话成绩。三是涌现出一批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地区。由于各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批推广普通话成绩显著的单位和地区，如山西省的万荣县、福建省的大田县等都是当年文明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先进县。
1966年起，全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推广普通话工作自然不能幸免。官方“推普”虽然停顿，但是普通话却因社会需要而得到客观上的蔓延。“革命”歌声在条条大路飘荡，“语录”的朗读声在几乎所有的角落里传播，无形中使普通话传遍了祖国大地，震荡着大江南北。“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无法估量的灾难，普通话却“因祸得福”，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传播，这也算是一种黑色的历史幽默吧。
二、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随着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和贯彻，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各项事业百废俱兴，推广普通话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各省市文字改革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通知指出：学校是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的重要基地，广大师生是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的重要力量。推广普通话是一项群众性工作，要利用各种集会，采取多种方式，大讲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政治意义，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克服旧的习惯势力和狭隘的地方观念，树立以讲普通话为荣的好风气。认真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1980年10月，“文革”后的第一期中央普通话进修班在北京开学。1985年，审音委员会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权威性汉语工具书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汉字注音。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把推广普通话载入法律，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此，推广普通话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6年1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我国推广普通话历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1986年起至20世纪末，国家语委与国家教委（后称教育部）陆续发出10份关于加强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普通高校等各级各类学校普及普通话工作的通知，要求第一步做到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师生在课堂上都说普通话；第二步做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师生员工在教学、会议、宣传和集体活动中都说普通话；对师范专业及其他与口语表达密切相关专业的学生实行普通话不合格暂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制度。1997年12月23日，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会议提出了在即将进入的21世纪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目标：2010年以前，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通话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行业的工作人员，其普通话水平达到相应的要求；21世纪中叶，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我国国民语文素质将大幅度提高，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
20世纪即将离去的时候，还有两件有关推广普通话的大事必须提及：一是1997年，国务院第134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二是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发主席令，颁布该法。
推广普通话工作带着庄重的历史使命，迈向新的百年、千年——当然，我们希望普通话早日普及，不希望推广普通话工作再持续百年、千年。
三、新世纪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21世纪的第一天——2001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申宪法所说的国家推广普通话，为推广普通话工作提供了强大坚实的法律保证。
新世纪推广普通话工作继续贯彻“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方针，按照“以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带动全社会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思路，以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基本措施，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努力推进普通话的通用化、规范化，争取早日实现普通话的国际化。
新世纪推广普通话工作的三项基本措施是：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就是对学校和城市提出普及普通话的目标和时限，制订量化的评估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对城市的“四大领域”进行督促、检查和评估。
四、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一）普通话的实用价值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通用范围越广，使用的人口越多，实用价值就越高。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普通话是汉语的标准形式，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语。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对民族共同语的客观需求日益迫切。人员和商品的大流动伴随着语言和信息的大交流。普通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全国人民的共识。搞现代化经济必须普及国家通用语言，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则有利于现代化经济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更是今天我们应当主动利用的语言生活法则。
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普及民族共同语。在当今信息时代，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应用对于信息载体的基本要求是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标准化。理工科论文和工程设计要求严谨、准确、精练，这些都需要作者具有相当好的语文功底。
语文应用能力是人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构成人的整体素质的重要方面。同时，人的语文素质与其他各项素质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对于任何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流畅标准的民族共同语、具有运用自如的语言文字能力，再加上熟练掌握一两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这是最有用的本领，在求学、求职和事业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乃至终生受用无穷。
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普通话是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是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主要是普通话）在世界上的流通范围和使用人群越来越大，换言之，普通话的实用价值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增值。
（二）普通话的文化价值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信息、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以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汉民族共同语，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到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再到今天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的最主要载体，或者说汉民族共同语承载着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学校里教授语言以语文课为主渠道，其绝大部分课文都是用普通话写成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著作（包括用普通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少量的文言课文也是用普通话朗读的，而语文以外其他学科的教材也都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至于讲课，国家更是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的。因此，学生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了解和吸收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掌握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成为文化修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之一。
语言观念体现着相应的时代特色。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各个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一般被称为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在发达国家，能否操一口标准的民族共同语（或国家通用语）是衡量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推广普通话，除了实现交际无障碍的直接目的外，还有个礼貌问题。一些方言区的人，对外地客人可以说普通话，但当着客人的面同自己人交谈的时候又改用客人不懂的方言，客人心中委实很不舒服，因为他感到主人有不愿让他知道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在海南省就发生过此类事情，因此客人中断了投资谈判。“当着客人说客人不懂的方言，不仅是对客人不尊重，而且会使客人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这是方言区人从实践中总结的教训。可见普通话作为文化语言在公共交际中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修养。
（三）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作为审美对象，普通话同其他美的形象一样，是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从形式上看，其可感形象性在于它的语音美和节奏美；从内容上看，其社会功利性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生活。
汉语是声调语言，因而天然具有抑扬起伏的音乐性；音节分割明确而齐整，因而节奏清晰；元音占优势，无复辅音，因而声音响亮，“杂音”极少；加上语气词和量词丰富，又讲究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使汉语具有独特的形式美。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的形式美是在汉语一般形式美基础上的升华。普通话的形式美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四声调型的升降曲折对比鲜明；二是没有急促的入声，因而舒展平缓；三是清辅音占优势，语音显得轻柔清亮；四是轻声、儿化丰富，语调和重音变化多，因而表现力强。这些都是构成语音美的重要因素，形成了普通话语音独有的听觉美，因而适于吟诵和演唱。
普通话词汇的80%左右是双音节词，其余多数是单音节词，只有少量词是三音节以上的词。双音节词搭配一些单音节词，便于在诗歌里构成有规律的节奏，体现一定的节奏美。如律诗给人以“一二一”的行进节奏感，而长短句则给人一种休闲舒适的自由节奏。这正是诗便于表现粗犷、刚劲、兴奋、愤怒、直白等激烈外向的情绪，词便于表现细腻、温柔、忧愁、哀思、曲婉等平和内向的情绪的原因之一。现代诗人、作家在用普通话写作时常常自觉运用语音美来塑造艺术形象，创设美的意境。其实不光是诗歌、唱词和抒情散文讲究语音美，如果在说明文、记叙文、论说文乃至公务报告中都注意语音美的话，也会大大增强其可读性。
审美意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美的反映，这种反映取决于社会实践。对于语言的社会美，人们的观念同语言的社会功利性紧密相关。普通话的社会美与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关系密切，可以说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同普通话的形式美相结合就是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探讨普通话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意义。仅仅讲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并不能完全祛除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被动心态。当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把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看作是充实自我、完善自我和对美的追求时，就能变被动地学习使用为主动地学习使用普通话，而且对民族共同语和祖国的灿烂文化更加热爱。推广普通话切忌拔苗助长，但应审时度势，正确导航，将推广普通话工作导入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