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何其他科学家相比，心理学家更不能不对抗拒真理的怕事实作斗争。和任何其他类知识相比，他们更害怕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害怕那种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的知识。
一只猫可能觉得当一只猫并不难，它并不害怕当一只猫。但做一个丰满的人是困难的、令人生畏的、有疑问的。虽然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很好奇，但他们又畏惧知识。越是切近个人的知识，他们也就越感畏惧。因此，人的知识很容易成为这种热爱和这种畏惧之间的辩证统一。
知识包括对自身的防御、压抑、不注意、遗忘。因此，任何有助于达到这种真知的方法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对抵抗的分析”，一种解除对自我真知的畏惧的方法，使人能直接观察自已，赤裸裸地看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对于一般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的自我的一大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是如此。
但我们显然可以说，对知识的畏惧是有差别的，是存在畏惧梯度的：越是非人格的知识，越是和我们个人关心的事情，越是和我们的情绪及需要较少密切关系的知识，我们对它的抗拒也就越少。
这很象所谓的“知识总量法则”，我们可以说明如下：距离个人的知识越远，科学知识的量也就越大，有关主题的历史也就越长，研究也越安全，这种科学也就越成熟，等等。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科学地讲，我们对化学药品、金属和电的了解远比对性或偏见或剥削知道得更多。
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
作为知识的对象，人和事物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得不希望被理解，或至少不得不让他自已被理解。他必须接受并信赖理解他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爱上他。他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理解者（就屈服一词的各种意义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被理解是好事，甚至是高兴的事，而且有治疗的意义。
认识人的最终目的与认识事物与支配事物的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到分子或草履虫或家养动物时，把预测和控制作为绝对必需的问题来谈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异议。
但怎么能够正式而严肃地说，我们认识人类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吗？最普通的就是反过来看，预测和控制的这种可能前景会使我们毛骨悚然。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因此，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问题。自我认知首先是为这一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它具有根本性质的脱力。你会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味道的确很好，至少长远角度考虑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确实弄清，尽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这条途径去排除病态。它是除掉不必要的忧虑、沮丧和畏惧的途径。它是达到美好感觉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懂得，19世纪自我控制的目的也正在被自发性这一观念所取代，那几乎是古老的自我控制概念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即内在自我是怎样的，这一知识就能指出我们个人的命运。它强调，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本性，依从它，赞赏它，并充分表现它，只要我们对它的认识足够清楚。这又解释了对历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哲学的否定。
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就要控制并压抑低级的、动物的生物本性。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自发性理论却与此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深刻不同的图式。在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冲动本身不被看作是必然邪恶或危险的，而它所表现和满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是与非或善与恶的问题。
对需要的表现和需要的满足进行“控制”现在已变成怎样实现最佳满足，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满足。此种“太阳神式”的控制并不认为需要本身有什么问题。
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任何认为需要有问题的环境或文化，甚至把性、饥饿、爱、自尊等等作为一种永恒的伦理问题看待的观点，都可以被推断为是一种“不良”的社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控制”对于人本主义者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与冲动协同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含意使我们能够说，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接近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更接近压抑性的自我控制。
可预测性也是如此。这似乎也在定义上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只要应用在关于自己或关于人的知识上。这一点便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治疗后人的研究，对人的丰满人性的时刻的研究，等等。
一般而言，“可预测的”用来表示“可被科学家预测的”，且带有“受科学家控制”的涵义。有趣的是，当我们能预言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会怎样时，这个人却往往反对我们准确的预言感。不知什么缘故他总认为这暗含着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总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过是一件东西。他的感觉往往是受人支配、控制、哄骗的。
对于这种反应，马斯洛曾经注意观察过，结果是，观察对象故意地颠覆这种预测仅仅是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
例如，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总是守规矩而且能尽职尽责，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破坏了课堂纪律，把法式炸土豆当作笔记本交出来。后来了解到，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又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听他的未婚妻说他的活动总是有秩序的，因而她总是能够期待他做些什么，于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预料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她的说法带有侮辱他的意思却很难说清楚。成为可预测的通常是严重病态的标志。
哥尔德斯坦的脑伤士兵能够很容易地受医生摆布，他们对某些刺激总是能够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受刺激制约也意味着可预测和可控制。
但是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表示褒意：他在紧急情况时总是可信赖的；他往往能转危为安；我愿以生命担保他的诚实。我们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结构方面有连续性，但并不指望一切细节的一成不变。
可预测性的目的变得更为复杂，除非我们根本不考虑自我认知的问题。我想可以做出这样的类比：自知既能减轻来自个人外部的控制，也能增进来自个人内部的控制。
也就是说，减少“他人决定”，而增多“自我决定”。
当自知增进时，自我可预测性也随之增强，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时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不容易被他人所预测。
再指出一点，也就是讨论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即存在水平的预测、控制和理解的概念。在最高层次上，存在价值已被吸收到自我之中。这已变成自我的规定性特征。真、公正、善、美、秩序、统一、全面，等等，现已变成超越性需要。也正是因为这点，自私和不自私、个人的需要和非个人的必需之间的分歧完全被超越了。
自由现已变成了拥抱和热爱个人自我命运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决定于对个人是怎样的人，对真正自我的发现和理解，决定于对自我的热切顺依。这就是随真正自我控制，自由选择由它决定，因此这也是超越“自由与决定论”、“自由与控制”或“理解作为一种目的与预测、控制作为目的”之间的各种分歧。
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开始走向协调、融合，只不过其融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有一件事已经很明确，是关于“预测”和“控制”的简单化概念，虽然完全适合牛顿关于科学的“台球”（运动中的物质）概念，但当我们上升到科学的人本主义和超人本主义层次时，这些简单化的概念变显得有点过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