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面广而水平较高。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有病有医疗保险或政府医疗援助，低于贫困线之下有贫困津贴，多子女单亲家庭有补贴，孩子上大学可以容易地得到奖学金或贷款。这一切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花起钱来当然大方了。转型中的中国原有计划体系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用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覆盖面不够广，二是总体水平低。社会保障要适合我们的国情，以现有的国力难以迅速扩大和提高。与社会保障配套的私人保险也不完善。所有这些都制约了消费支出。在人们要考虑到未来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提高。
一国的消费倾向低还与收入分配格局相关。在总收入与人均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消费倾向越高。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就个人而言，消费倾向实际与收入是反方向变动的。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别越大，消费倾向就越低。这是因为，高收入者得到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而这些收入又有大部分被他们储蓄起来了，低收入者尽管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太少，这样，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就低。假设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为0.8×0.2+0.2×0.7=0.16+0.14=0.3。如果另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则消费倾向为0.2×0.2+0.8×0.7=0.6。
经济学家们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富人消费倾向高于穷人是古典学派的假设。凯恩斯根据这一点把收入平等化作为增加消费的政策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根据这一假设提出，经济增长以储蓄率提高为条件，而提高储蓄率就要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其不平等程度已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无论收入的两极如何悬殊，只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的消费倾向也是较高的。这个阶层是最重要的消费者。美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富人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者占的比率小。消费倾向自然不会高。
所以说，中国消费倾向低不是有什么节俭的传统，而是穷。穷而要活下去，只有节俭。不能开源只有节流。一个国家有什么传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节俭是中国长期落后贫穷的结果，说不上是什么美德。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如果一味节俭，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年经济增长不如以前，失业人数（包括农村富裕劳动力）增加。许多人都感到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报刊也在呼吁人们打破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想方设法增加消费贷款，多次降息，但效果并不大。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是增加消费的正路。当然，这些做法不能立竿见影。增加消费，提高消费倾向绝非只争朝夕的事。别忘了美国的消费倾向从0.676提高到0.68，仅仅0.004的提升也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呢！
消费物价指数的缺陷
如果你随机地问一些人，通货膨胀率上升5%是不是表明他们的生活费用也提高了5%，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其实这些人的回答错了。这中间的误解不仅对我们认识通货膨胀的影响有用，而且对政府的政策也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衡量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包括消费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批发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在一般的用法中，我们说的通货膨胀率是指消费物价指数。按理说，消费物价指数计算时所选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是消费者常用的。这些物价的变动应该是消费者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动。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确实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这种差别还是相当重要的。
消费物价指数根据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所消费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的零售价格来计算。这一篮子物品与劳务中所包括的东西及其加权数（即每种物品与劳务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确定之后若干年内不变。这种统计方法就引起消费物价指数与生活费用指数之间的不一致。
首先，消费者存在替代倾向。这就是说，消费者往往要用价格较低的物品替代价格较高的物品。消费物价指数反映这些物品总水平的变动，并不反映各种物品的具体价格与各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如，消费者购买橘子和苹果。如果橘子价格上升幅度大而苹果价格没变，反映在消费物价指数上，一定是上升了。但消费者可以用苹果代替橘子，他们的生活费用并没有增加。消费者的这种替代是经常发生的。这样，消费物价指数就高估了生活费用指数。
其次，消费物价指数反映不出新物品引进对生活费用的影响。新物品使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使消费者的每1元钱能带来的享受更多。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但由于新物品并没有包括在固定的一篮子物品中，所以，消费物价指数反映不出这种变化。例如，以前的一篮子物品中有打字机而没有电脑。现在电脑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且迅速普及。但消费物价指数中不包括电脑的价格变动，就反映不出电脑进入生活对生活费用的影响。现代社会新物品层出不穷，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一篮子物品尽管也在调整（例如把打字机排除，增加电脑），但要若干年才调整一次。这样，就无法反映生活费用的变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消费物价指数无法反映产品质量的变动。在物品价格的变动中，有些物品价格上升可以称为通货膨胀，会使生活费用指数提高。例如，质量相同的面包、蔬菜、水果由于供给减少，价格上升。这种价格上升包括在消费物价指数中，反映了生活费用增加。但另一些物品价格上升是因为质量得到了改进。例如，汽车的价格上升了10%，这是因为汽车马力更大、行驶更安全，或操作更简便了。消费物价指数只反映出物价水平上升了，而反映不出是由于什么原因上升。消费者购买这种汽车支出增加了，但这种支出增加并不是生活费用的增加，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把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等同于生活费用指数上升就错了。
许多国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采用了指数化政策，即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调整一些固定收入。例如，美国社会保障领取者（养老金领取者）的津贴就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如果消费物价指数由于上述原因而高于生活费用指数，社会保障领取者得到的津贴就增加了，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转移支付的支出。这一问题已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美国国会曾任命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消费物价指数咨询委员会，专门研究消费物价指数中的这些问题。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每年高估了1.1%的生活费用变动。换言之，消费物价指数比生活费用指数高出1.1%。如果按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是3%，生活费用指数实际只上升了不到2%。
这种高估的结果首先是政府转移支付增加。按这种估算仅社会保障津贴每年就增加几十亿美元。按复利计算在12年中，政府转移支出增加了1万亿美元。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高估，美国现在的国债会减少l万亿美元，这占美国国债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种高估还对一些经济研究的结论提出了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每小时实际收入下降了13%。由于收入与生产率密切相关，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增长率放慢了。但如果考虑到消费物价指数每年高估了1.1%，那么，每小时实际收入不是下降了13%，而是增加了13%。对生产增长率放慢的结论就要重新审视。根据这个数字，经济学家对实际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每年低估了0.75%。同时，在根据消费物价指数估算时，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在1973～1995年间只增加了4%，而根据实际生活费用指数估算，这种收入增加了36%。这些差别令经济学家惊讶，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一些结论。
经济学是数字的科学。没有准确的数字就难以有正确的理论与政策。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太容易。这个难题也是向经济学家的挑战。
谁在炫耀性消费
戴一只几百元的手表和戴一只价值百万元的手表，其看时间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戴一只用18K金做壳、满是钻石的名牌表能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经济学家把消费这种价格极其昂贵的名牌商品称为炫耀性消费。其含义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目的不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炫耀自己的身份——通常也称为“显摆”。
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其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的。作为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对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人有了钱以后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浪费性消费，这就是炫耀性消费。他还以这个阶级如何在服装上争奇斗胜，借此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来说明这一点。凡勃伦对炫耀性消费是否定的。这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曾洛阳纸贵，但并没有能阻止炫耀性消费的“发扬光大”。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间，炫耀性消费愈演愈烈，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德国企业家沃夫冈.拉茨勒写了一本名为《奢侈带来富足》的书。这本书被称为“风靡欧洲的奢侈宣言”，荣登德国《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榜首。拉茨勒认为，少数富人放弃炫耀性消费并不能消除世界的贫困，炫耀性商品（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它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最和谐的产品美学，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品质内涵。它能刺激创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总之，只有肯定炫耀性消费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使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正是《奢侈带来富足》的含义。
这两个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人们对炫耀性消费的不同心态。凡勃伦作为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从道德层次上批判炫耀性消费。拉茨勒作为拥有阿斯顿.马丁、沃尔沃、美洲豹、陆虎、林肯等众多名牌汽车的集团董事会主席，则从现实经济的角度称赞炫耀性消费。观点不同是正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必一致。是否进行炫耀性消费是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行为是理性的，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都是企业家、演艺界大腕、社会名流这类极其富有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称为亿万富翁，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康尼夫把这些人称为“大狗”。他们极其有钱，想进行炫耀性消费也正常。
但在我国，炫耀性消费并不正常。这些年炫耀性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速度。宾利汽车、香奈儿香水、路易.威登皮包、江诗丹顿手表的消费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洋人也惊呼，顶尖级炫耀性商品在中国市场之大，令他们惊讶不已。谁在消费这些商品呢？
消费这些商品的当然有先富起来的极少数人。他们的财富也许还达不到“大狗”的水平，但消费这些商品的能力还是有的。无论他们消费的目的和心态如何，也不能算怪吧！
奇怪的是一些并不富裕，甚至连中产也达不到的人也在炫耀性消费。据报道，上海一些月收入2000元～3000元的女士居然去买16000元一个的路易.威登皮包。一些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家境并不好，也以消费名牌为荣，攀比之风愈演愈烈。炫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打肿脸充胖子是炫耀不起来的。当一个挎着路易.威登皮包的女士去熟练地挤公交汽车时，谁会相信她的包是真货呢？被人看作假名牌，不是炫耀而是丢人了。一个有点良知的大学生用父母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买双耐克鞋，能炫耀起来吗？炫耀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省吃俭用买一件名牌就可以做到的。
无钱的炫耀性消费是虚荣，是一种非理性消费。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去炫耀。炫耀是“大狗”们的事，想成为“大狗”，首先要奋斗。
中国人过洋节
这些年来圣诞节越来越火。与此相比，春节的气氛一年冷似一年，更不用说端午、中秋等节日了。有学者担忧传统的失去，便建议把中秋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假日。不过我总觉得立法和呼吁恐怕很难改变这种国人过洋节的趋势。
经济学家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时尚也在不断变化，“热了圣诞，冷了春节”正反映了这种变化。现代化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全球化加快的过程，全球化本来是双向的——外国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外国。但为什么不是外国人“热了春节，冷了圣诞”，而是我们“热了圣诞，冷了春节”呢？这就涉及消费时尚的形成问题。
人们热什么节、冷什么节是一种消费时尚。消费时尚没有什么理性或非理性之分，无非是许多人都这样做，形成一种潮流而已。但某种消费时尚的形成、流行还是有原因的。消费时尚的来源之一是示范效应，即某些人为榜样，其他人模仿而形成一种消费时尚。谁能成为榜样呢？如果我们考察各种消费时尚的形成，一定是上层人士为榜样，其他人学习。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属于上层，他们过圣诞节，其他人就过圣诞节。在国内，社会名流是榜样，当他们都穿唐装时，唐装就成了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