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抱住自己原则不放的极端分子，甚至是个狂人。”
“他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他写东西是想败坏青年男女的道德。”
“假如已婚和未婚男女听信了纪伯伦在婚姻问题上的主张，那么家庭的支柱就要倒塌，人类联盟的大厦就要轰毁，世界将变成地狱，它的居民将变成魔鬼。”
“必须战胜他写作风格中的美的倾向，因为他是人类的敌人。”
“他是一个亵渎神明，背叛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奉劝吉祥山上的居民拒绝他的教唆，烧毁他的著作，以便让他们的心灵免受其中某些内容的毒害。”
“我们读了他的《被折断的翅膀》，发现那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
以上这些，是人们谈到我时的一些说法，他们说对了。我的确是个极端分子，甚至近于疯狂。我让我建设的意向趋于破坏。在我心中，有对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的厌恶，有对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爱。假如我能连根拔除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决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说我的书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这话说出的事实却被厚厚的面纱掩盖着。事实的真相是：我并不把毒药和肥油相混合，我倒出的纯粹是毒药——不过，是倒入透明洁净的杯子里。
这一段序言可能显得粗鲁冒昧。可是，带着粗鲁的冒昧，难道不比带着温柔的背叛更好些吗？粗鲁冒昧是通过自身来显示自己，背叛却穿上了为别人剪裁的衣服。
东方人要求作家像蜜蜂那样，翩翩飞舞在田野上，采花酿蜜，营造蜂房。
东方人喜欢蜜，以为除了它就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他们吃蜜吃得太多，以至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蜜，在火的炙烤下流淌着，只有放在冰雪里才能凝聚。
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御座前、祭坛上、坟茔间升腾的烟云。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出现了和穆台奈比相似的赞美者，和罕萨相辉映的哀悼者，以及比萨菲丁·哈里还文雅的报喜者。
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要学者在他们冗长的语言，不胜其多的派生词，繁琐的修辞法之间消磨时光。
东方人要求思想家给他们复述白德巴、伊本·鲁什迪、艾弗拉莫·希尔亚尼、约那·迪马什基等说过的话，要求思想家写文章时，切勿逾越愚蠢的训诫和拙劣的指导的界限，以及随之而来的格言和经文的界限。一个人若和这些经文保持一个调子，他的生命就会变得像阴影下苟活的草芥一样，他的思想就会变得像掺和了少量鸦片的不冷不热的水一样。
总而言之，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他们倾心于开心解闷的消极事物，讨厌那些激励他们、使他们从酣梦中警醒的简单明了的积极原则和教诲。
东方是一个病夫，灾病轮番侵袭，瘟疫不断滋扰，他终于习惯了病痛，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甚至看成是一些陪伴着高尚灵魂和健康躯体的良好习惯；谁要是缺少了它们，谁就会被看成被剥夺了高度智慧和高度完美的残缺不全者。
东方的医生很多，他们守在他的病榻边，交换着对病情的看法，他们不开别的药，专开只能减轻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
而这精神麻醉剂，又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颜色有别。其中一部分是由另一部分产生出来的，就像瘟疫和病虫害那样，这部分受那部分的传染。每当东方感染上一种新的疾病时，他的医生们就给他开一副新的麻醉剂。
促使这些麻醉剂问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屈服于著名的天命哲学，医生们的胆小怕事，他们担心加剧有效药物带来的痛苦。
给你举几个东方医生用来医治家庭、国家和宗教疾病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例子：
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男人讨厌自己的妻子，女人讨厌自己的丈夫。于是夫妻争吵起来，殴打起来，相互疏远了。但不过一天一宿，男方的亲属和女方的亲属就聚到一起，交换经过文饰的意见和经过推敲的想法了。他们一致同意让这对夫妇重归于好。于是，他们把妻子叫来，用能使她羞惭但不能使她折服的虚伪教训去麻痹她的感情。然后，又把丈夫叫来，用能软化但不能改变他思想的花言巧语和谚语格言去迷惑他的头脑。这样一来，一对精神上已经彼此厌弃的夫妻和好了——暂时地和好了，两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勉强回到原先的居室。重新在一个屋顶下生活，直到镀金的漆皮“剥落”，家人亲友施用的麻醉剂失效。于是，男人重又表现出他的厌恶和嫌弃，女人扯下掩盖其不幸的面纱。但是，那些制造了第一次和好的人还要来第二次，那些尝到过一点麻醉剂滋味的人，也不会对一只满盈的杯子表示拒绝的。
有人起来造专制政府或陈旧制度的反，他们组成旨在复兴和解放的改良团体。他们勇敢地发表演说，热情地书写文章，张贴标语口号，派遣代表团和代表。但是，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工夫，我们就听到，政府监禁了团体的头头，或委派了他一个什么职务。改良派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的一点消息了，因为它的成员已经饮了一点名牌麻醉剂，重又回到安静和驯服中去了。
一派人，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造了他们宗教首领的反，他们批判教长本人，否定他做的一切工作，对他的言行表示厌恶，还用改信另一个近于理智而远于愚昧荒诞的教派来威胁他。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说，国家的智囊们已经消除了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分歧，用神奇的麻醉剂恢复了教长的尊严，并将盲目服从重新置于大逆不道的被统治者的心中。
软弱的被征服者受到强大的征服者的蹂躏，这时邻居对他说：“别作声！因为对抗的眼是穿透一切的箭。”
农民对修士们的虔诚表示怀疑，于是朋友对他说：“要沉默！因为书上说‘听其言，观其行’。”
学生反对死记硬背巴士拉和库法学派的语言学论文，他的老师便对他说：“偷懒和懈怠者在为自己寻找比罪恶还丑陋的托词。”
姑娘不愿遵循老年人的习俗，于是母亲对她说：“女儿并不比当妈的强，因为我走过的那条路你也正在走。”
青年要求说明宗教义务的意义，于是神甫对他说：“谁不用信仰的眼睛去看，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只能看到烟与雾。”
昼夜转换，时光就这样流逝了。东方沉睡在他那柔软的床榻上，跳蚤咬他时，醒来一会，然后又睡去了。由于流进他血管中，渗进他血液里的麻醉剂的效力，他平静地睡了整整一辈子。而当一个人站起来，对着酣睡者大喊大叫，使他们的屋宇、庙堂、法庭充满喧嚣时，他们才睁开蒙眬的睡眼，打着呵欠说：“太粗鲁啦，一个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青年！”尔后，他们又合上了双眼，对自己的灵魂耳语道，“他是一个不信神的家伙，一个叛教者，他正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摧毁着祖祖辈辈造的大厦，用毒箭中伤着人类。”
我曾多次问过自己，我是否属于这些不愿饮用麻醉剂和镇静剂的清醒叛逆者之列？我的回答曾是含混不清的。可是，当我听到人们亵渎我的名字，对我的原则嗤之以鼻时，我明白了，我确实醒着。我懂了，我不属于向甜蜜的梦和可爱的幻想屈膝投降者之列，而属于那些生活让他们走在既布满荆棘，又洒遍鲜花；既藏卧着豺狼，又飞翔着夜莺的羊肠小道上的寻求孤独者之列。
假如清醒是一种美德，那羞怯一定会阻止我去炫耀它。但它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寻求孤独的那些人面前的奇异真理。它行进在他们的前方，他们情不自禁地跟随其后，被它那看不见的线牵引着，盯住了它那庄严的意义。
在我看来，羞于宣布个人的真理是一种明显的伪善，东方人却称这为有教养。
明天，文学家兼思想家们读到以上这些文字，将烦躁不安，他们会说：“他是一个过激分子，是从阴暗面看待生活的，所以他看到的只是漆黑一团——他站在我们中间哀号痛哭、为我们流泪，为我们的处境叹息，情况就是如此。”
让我对这些文学家兼思想家们说：我为东方痛哭，是因为在尸床前跳舞是十足的疯狂。
我为东方人流泪，是因为在病人面前欢笑是加倍的愚蠢。
我为那可爱的国家哀号，是因为在盲目的受害者面前歌唱是瞎子的无知。
我之所以过激，是因为那些温文尔雅地表述真理的人，只说出真理的一半，而另一半却被阻拦在他对人们的看法和说法的恐惧之后。
我看到腐烂发臭的尸体，想要呕吐，我的五脏六腑翻腾不休。我不能安坐在它的对面，右边放上一杯饮料，左边再放上一块甜点心。
倘若有谁想用欢笑代替我的哭号，想把我的嫌恶变为同情和怜爱，把我的激烈变为平和，那他就应该让我在东方人中看到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一个正直的法官，一个教导别人去做某事的教长，一个用看待自己的眼去看待自己女人的丈夫。
假如有谁想要看我翩翩起舞，听我奏乐敲鼓，那他就应该邀我到办喜事的人家去，而不应让我停留在坟茔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