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佛、儒两家有此密切关系，客观上有个条件，所以信奉佛教的梁漱溟才有这个可能性，从佛家转向儒家来，但其思想转变的原因，今天看来显然是迫于形势。他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新思潮派，搞新文化运动，我讲印度哲学，同近代西洋文明与当时口号：民主与科学不合，不时髦，逼我出来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对他的启发和影响。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人的生理需要。他说：“我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又说：“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于身体构造而来者乎？此代表着个体存活和种族蕃衍两大欲求，因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当时他在北大讲授孔子哲学，受儒家文化“生”的影响，特别是在读王心斋泰州学派文章时倏然有此醒悟，于是放弃佛家生活，愿求友为婚。之后，他结婚了。这标志着他开始过儒家的生活了。事虽如此，尽管他有时也说自己转到儒家来了，但佛家的那套思想，仍未改变。请听他的自白罢。他说：
我讲印度哲学的第二年，又特别添授唯识法相和因明。……同时我又讲授儒家思想的中国哲学，即孔孟之学。这是在民国六年至十三年（1917-1924）的时候。在这讲儒家思想时，也就放弃了出家的思想。比较说来这时候我们生活和思想都归在儒家方面去了，但对佛法的信仰我没有变动。不过我觉得为此时此地一般大众说法，就不一定以佛法来作领导，因为对一般人根基来说，儒家的道理比较来得相宜一点吧。我曾作过一次讲演，后来成了一部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读了他的这段活，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他是有心人呀！做一件事考虑很周密，照顾到当时情况，社会的需要，及一般民众的接受能力，把自己佛家信仰收拾起来，拿儒家的道理出来号召，使传统文化得以发展，这就是出奇制胜的结果了。梁在北京大学讲孔子及中西文化，并不是学校规定的课程，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学术演讲。虽不是正式的课程，但其效果巨大，影响范围超出学校，影响到社会及整个学术界。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中，持保守立场的学者和读者的希望和要求。
因此，对他的书和文化思想，显然有两种对立的评价和看法。例如：贺麟就很赞成他，说他“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很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但胡适对他的评论就不怎么样，他说：“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一条‘准道理’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後可以希望领会他这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以上两家的评论，无疑是相对立的。前者是支持的态度，后者显然是反对的意思。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吴稚晖的意见，他说：“梁漱溟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上面三位先生所评，皆是针对着他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书思想内容而说的。我们认为吴的看法比较准确。梁的基本思想是印度佛教的，而其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只是表而层而已，一句话：灵魂是佛家的。
（四）不忘众生走向社会
研究梁漱溟，特别是研究他的乡治问题，不能不注意到章士钊这个人物对他的影响。因为他对章氏非常敬重，而且章对他的帮助也非比寻常。章比他大12岁，在学术上可算是长辈。1915年梁就与章通讯，并在章主编的《甲寅》月刊上发表文章了。但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之前，还是清末时，革命势力风起云涌，梁在报刊上常读章士钊的政治论文，因此对其文章风格比较熟悉。有一次，章在英国用笔名写了一篇论逻辑译名的文章，寄回国内在《国风报》上发表，梁读这篇论文，从文章的逻辑思想及用词造句便能判定出此文是章士钊写的。后来查证果然不错。由此可见梁对章氏文章之熟悉和欣赏。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梁漱溟之所以能进北大任教，众所周知靠的是他那篇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而这篇文章正是他写好后先寄给章士钊看，由章推荐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这样的关系，对梁漱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梁漱溟说：“我爱他的文章，所以一点不落的都要买来读他的东西。”又说：“我很佩服行严（即士钊），思想、头脑周密、精细，人格又这样有独立性。”上面所说的这个话是真实的。梁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读章士钊的文章，且与他通讯。章把梁漱溟写的信发表在《甲积月刊》上。後来梁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寄给章，章又写书评发表称赞他。他们的关系，表现在学术上，一直是良好的。
1922年10月，章士钊由欧洲考察回国后，大力宣传农业建国的主张，宣称中国是农业国，应该发展农业，改良政治，不应该走西方工业国议会政治的道路。他的这种主张在各种报刊发表后，造成轰动，得到各方面的同情，政府委派他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以表示支持。
这时，梁漱溟在北大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写信给胡适说：“漱溟年来生活极不自然，现惕然有省，将离开城市到乡问稍事修养，其学校讲席，决定辞脱，特向先生告辞。”胡适当时是北大教务长，管理教学工作，故梁向他提出辞函。之后于1923年，梁应邀到山东曹州中学去讲演。在此他第一次提出“农村立国”的口号。不过他说：“这个话则要算章行严（士钊）先生说的。”后来他在文章里介绍自己“乡治”思想之由来时，他说：“乡村建设萌芽于民国十一（1922）年，大半决于十五（1926）年冬，成熟于十一七（1928）年。”
由上引文，显然可见他的乡治思想之来源，足受章士钊农业立国论的启发和影响，但为什么经过六年后，这个思想才成熟呢？这个问题，他自己有答案。他说：起初他怕章士钊提出的“农村立国”是主观上的乌托邦，故不敢相信。后来反复思考，经过认真研究，最后才F决心来走这条农村立国的道路。
梁很早就读章的文章，且心仪久之。他知道章士钊从清末以来一直鼓吹西方的议会政治，为此他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政治论文，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亲身参与政治，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到了1922年，突然提倡“农村立国论”的政治主张，并著文抨击自己曾主张过的议会政治，宣称“代议制”不适于中国国情。章氏在政治主张上如此大转变，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梁对此保持慎重态度，经过他小心谨慎地观察和思考，最后还是吸收了章土钊的农治思想，改造农村，并从文化着手。这些主张在章土钊的文章里都谈过，但梁是实践者，并有所发展。因此，我们研究梁的乡治，必须涉及章士钊，其原因就在于此。
之后，梁漱溟从历史的角度，又研究和参考了我国宋代以来的“乡约”制度，吸收了一些适用的思想和制度。宋代有个吕和叔，首先创立“乡约”--农村村民互助的组织。他的发起书云：
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与于我哉！大患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
“乡约”分为四大纲领：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四大项中各有许多具体项小目规定，如遇水火灾，大家相救；土匪来了，大家联合自卫；无父母之子女，大家照顾；死丧事情，大家帮忙；无衣食者，大家周济，等等。
上述这份“乡约”，梁认为它充满了中国人的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是一个伦理化的组织，如果不断增订，可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组织。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研究了宋代朱熹、明代吕新吾、王阳明，清代杨开道等理学大师们推行“乡约”的经验。梁认为他们无论在宗旨上的发挥，或方法上的讲求，都比原来的乡约有很大进步，但还有其不足之处。在他看来，乡约主要之点就是要立志，必须把人生向上之意提起来，这样的“乡约”才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梁漱溟等人搞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从外边用力的强制推动，而是要求自觉自愿地去苦干实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以出家人的精神去做。他的这个意思，在一次讲话中表达得十分明确。他说：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众生均循环沉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的到此地来。……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其指导思想基本上是佛家的那套理论，并亲身实践之。他之所以离开城市生活，放弃大学教师的待遇，不远千里来到贫苦的农村，一千就是七年之久的乡村工作，这种精神，不是那时一般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而梁漱溟却立志发宏愿去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心中有“佛”，不忘众生，不愧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从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乡治”，现实生活中有章士钊“农村立国”的理论作先导；历史上又有理学大师们研究“乡约”，推行“乡约”的经验作借鉴。经过几年的思考，用他的话说，到了1928年，乡治思想成熟了。他说：
吾人遂觉悟到一切政治制度于我们皆用不上，换句话，要吃现成饭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创造。……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之旧有制度以及欧洲近代之政治制度乃至于俄国式的政治制度，皆无法拿来应用，则我们非从头上来不可。……从乡村做起，……非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不行。这才是道家的觉悟。
以上的认识和觉悟，不正是章士钊几年前提出来的吗？说明梁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是非常慎重的，既然决定，就坚决去做。那时，乡村建设这工作很困难，十分艰苦，但他不怕，在农村 干就是七年之久，要不是遇到抗日战争，他还要继续干下去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後，他转移到后方积极投入到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乡治派代表的身份参加政治。1939年2月到9月，他不辞劳苦，带领几个学生，自蘑庆经西安，洛阳到山东等省敌后游击区慰问抗日将士。这中间要经过多次敌人封锁线和“大扫荡”，真是历尽辛苦，且有生命危险，但梁漱溟却等闲视之。在行军途中休息时，还不忘佛家本色，为学生讲解佛法。据他在1939年8月4日的日记里说：“原定今明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佛法大意。”又在5日日记中记云：“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6日又云：“仍留上套里，续讲佛法。”
